张昌平：曾侯乙墓一号陪葬坑帷帐复原研究
1999年，曾侯乙墓西侧发现了一排5个陪葬坑，其中一号陪葬坑K1出土467件青铜构件。这些筒、环、钩状的构件可以相互插接、套扣，大部分构件端部设有成对的销孔，知其原来套接木料，木料在陪葬坑中已经腐朽。结合过去相关的发现，这些青铜器应该为帷帐构件。400多个部件是迄今单个考古遗存发现的帷帐中最多的，说明了帷帐的大体量和复杂结构。发掘简报推测，帷帐应该是实用的。因此，研究复原这样的帷帐，对了解战国时期上层贵族的生活方式和手工业生产水平都是极为难得的材料。
一、复原依据与方法
根据K1发掘简报中的遗物分布图，构件分布较为密集，看似凌乱。但仔细观察仍然可以发现构件摆放多有规律，如体量较大的三通形构件、四通形构件、条形构件等相对集中在坑的边缘，数量较多的铃形构件、部分环形钮两两对应伴出，卯式或榫式套筒或成对、等距分布，如此等等。这些现象说明，帷帐经过了拆卸，并非整体下葬，构件的规律性分布说明帷帐的基本单元保持了原有结构，对其复原应该是可能的。
在复原研究中，过去相关的考古发现、K1构件的搭接关系、构件出土的位置和数量关系等都可作为参考依据。
（一）过去的考古发现
商周时期定居农耕生活的社会背景，与帷帐反映的流动生活方式不同，因此先秦东周时期帷帐在考古发现中并不多见，迄今也未见早于战国时期的成形的帷帐。考虑到帷帐发展的连贯性，年代稍晚于曾侯乙墓的帷帐对复原研究也有参考作用。
年代在春秋战国之际的山西太原金胜M251出土一座帷帐的圆顶，这是迄今所见最早的由青铜构件支撑的帐篷。战国晚期的平山中山王墓出土了一座顶部结构与金胜村M251出土的形制相同，但规模更大的圆形帷帐，复原后帷帐直径达到6.5米。这两座帷帐年代较早，暗示圆形可能是早期帐篷的主要形式。不过这两座帷帐的年代、文化背景有差异，相同的形制暗示早期帷帐形制可能较为单一，形态变化不大。山东长清辛岗的一座战国中晚期墓出土12种27件构件，另有相关的帷钩37件、盖弓帽12件，青铜构件饰细密的蟠螭纹，木质杆件腐朽，但表面的漆皮彩绘残存。简报复原该帷帐为长方形，顶部为四面坡式，面宽2.64、进深2米，形制与长方形建筑的结构近似（图一，1）。该帷帐脊中节点与脊端节点的构件分别与曾 侯乙墓K1出土的四通形、三通形构件近似，说明二者具有相似的顶部结构。秦汉时期，帐篷稍稍多见，房屋形长方体成为帷帐的基本结构，也说明当时将帷帐视为移动的房屋。满城汉墓出土的两组帷帐帐钩的复原结构也是四面坡式长方体房屋形（图一， 2）。辛岗战国墓与满城汉墓帷帐都是以木质杆件端部套接青铜构件，以便于青铜构件之间搭建与拆卸，体现了移动建筑的特性。东周至汉代的帐篷都出自高等级墓葬，暗示当时享有此类旅行设施的只是极小的社会群体。
长方形帷帐中，构件连接杆件，搭建构成帷帐的基本框架。这个框架的重要部分包括由正脊向下四面展开的顶部、顶部下一周水平的檐枋及其下的立柱，以及维系立柱水平的地垘。其中顶部最为复杂，而顶部与檐枋、立柱与地垘的转接设计难度较高。
（二）构件之间的搭接
青铜构件之间的搭接是为满足帷帐单元可搭建与拆卸之需。K1出土的不少构件之间以筒状套接、榫卯插接、钩状挂接等方式直接相互搭接。例如，鹤嘴形构件伸出的榫头可插入搭扣在三通形构件的卯口中，大象首形构件的弯钩可与三通形构件的弯钩相互钩挂，三通形构件的两个筒状口部可与两个卯式套筒套接等（图二）。这组构件以三通形构件为中心，其分别与大小卯式套 筒、鹤嘴形构件、大象首形构件搭接，形成了帷帐四面坡一端正脊的轮廓。
构件搭接关系多具有唯一性，即只有对应的两类构件才可能相互搭接。如柄形构件可与直角形构件插接，两类构件器形契合，榫式套筒可与“8”字形构件套接，两类构件大小相套等。这些构件相互搭接但非固定在一起，以便反复拆卸和组装，体现了帷帐的功能特性。
（三）构件与杆件的连接
青铜构件与木质杆件连接，形成固定的连接关系，并组成帷帐可拆装的组件。如套筒类构件一般在口部的两个侧面各设一个销孔（图三，1），以固定套筒内套接的木质杆件，出土时一些构件销孔内的残存物是插销在销孔处腐蚀形成。蹬形构件、铃形构件、环形钮等构件的末端榫头作燕尾状（图三，2、3），这种榫头可嵌入木料，形成固定的连接关系。榫头长期嵌在木料中也易被腐蚀，故其表面往往较为粗糙，色泽往往与构件的其他部位也不同。根据这些现象可以认为，组件是帷帐装配、拆卸时的基本结构单元。
不同的构件往往有相同的内径或相同的内接横截面，说明这类构件可能会连接相同的杆件。如大卯式套筒内径都4厘米左 右，套筒圆弧的外侧有两个相邻的斜面，因此套接的木质杆件直径也应该在4厘米左右，其表面也会有两个斜面。又如盖弓帽、蹬形构件内口均作拱形，这两类构件也应该是套接相同的杆件。构件内径的差异又说明了连接杆件的粗细不同。杆件粗细的不同则显示了构件在帷帐中承重的差异。例如大卯式套筒的内径在所有构件中最大，这与其在脊顶承重最大相关。大卯式套筒及其杆件的斜面是帐顶平面在脊部的交汇处。帐顶为平面便于铺设帷帐覆盖物，由此可知盖弓帽等构件的拱形，其平直的一侧在使用时朝上，甚至所有的杆件都是由其平面承接覆盖物，这样帷帐的设计更合理。
条形构件和直角构件一侧作开放的槽形，槽形结构内可嵌入长方形的木质杆件。槽底的三棱形榫头说明嵌入的杆件并非固定，而是可拆装的，这是不多见的构件与杆件非固定连接的情况。
（四）构件出土的位置和数量关系
帷帐组件埋藏后木质杆件腐朽，而套接在杆件两端的青铜构件仍然保留在原来的位置，因此构件的出土位置对于复原至关重要。根据构件的位置关系，特别是重复性位置关系，结合构件的数量与形制，我们可观察到构件之间的组合规律、帷帐的组件及其功能，并可形成以下认识。
帷帐是移动的建筑，据其出土位置，可知组件常在两端设置构件，以便拆装。如6件大卯式套筒形制相同，在陪葬坑中等距离两两成对分布，套接杆件的筒口相对，可见它们原来应该属于相同的3根组件。类似形制相同或左右对称的构件常见，数量也是2或2的倍数。如三通形构件、四通形构件各 2件，柄形构件4件，“8”字形构件8件，条形构件、斗形构件各10件，等等。形制对称的构件如“8”字形构件凸榫向左、向右的各有4个，象首形构件的象鼻向左或向右， 这类构件在使用中应该是位置相对。
上述数量和形制关系可以帮助复原缺失的构件（表一）。如盖弓帽发现77件，应该原有78件；榫式套筒有7件，而其套接的 “8”字形构件有8件，可知榫式套筒原来也是8件；小象首形构件发现28件，象鼻向左和向右的分别为13和15件，推测原来向左的也是15件，即小象首形构件共30件。不过，与小象首形构件搭接的环形钮也只发现了28件，或者帷帐还有我们尚不可知的设置。
根据构件的形制、数量以及搭接关系也可以复原其对位关系及其数量等。盖弓帽、 蹬形构件等数量很大，这样会形成多件形制相同的组件。如前述大卯式套筒组成3根组件，“8”字形构件也可与榫式套筒结合组成4根组件等。30件小象首形构件与48件铃形构件的套口形制及内径相同，套接的杆件也应该相同，它们可能是部位不同但性质类似的组件。这两类构件总数为78件，对应于盖弓帽的78件，可能组成78根组件。如此， 蹬形构件的套口相同，可能是这类组件的一个部件，发现68件，原来可能也是78件。当然，缺失10件这一数量较特别，68件也可能就是原始配置，说明该类组件中有10件未安 置蹬形构件。
同类构件的相同形制或对称性还可以 帮助我们复原构件的形制。如前所述，2件三通形构件可形成如同辛岗帷帐脊顶两端的结构，这样，三通形构件的两侧和鹤嘴形构件就形成了四面坡脊顶的两个斜梁和一个侧梁，由此还可进一步推测三通形构件的弯钩是角梁搭接之处。问题是2件三通形构件都只有一个弯钩（图四，1），如此则四面坡顶有两个对应的角梁无处支撑。细察2件三通形构件，发现弯钩另一侧的对应位置都有较明显的断茬，推测每个构件断茬处原应有一个对称的弯钩（图四，2、3）。这样，与弯钩对接的大象首形构件插接角梁，向四角延伸搭接直角形构件，形成帷帐的四角。
（五）复原方法
帷帐的复原历时较长且较为艰难，在此过程中，较为有效的复原 方法有如下几个。
一是模拟构件出土位置。依照遗物分布图和发掘现场照片，将构件按出土时的形态重新放置在室内场地上，由此观察构件的形制、结构及位置关系。
二是制作构件分层分布的平面图。扫描遗物分布图，并将每种类别的构件设为一个图层，由此可选择观察一种构件的分布或等距关系，两种及以上构件的分布规律，寻找构件之间的关联。
三是制作各类构件的3D模型。激光扫描各类构件，并开发虚拟复原软件，在虚拟空间中构建、组接组件，复原帷帐，以及测算虚拟帷帐的不同部位角度和距离。
四是实物复原。以原尺寸3D打印构件， 制作木质杆件，用实物试验搭建帷帐。
二、结构复原
顶部、立面以及地垘是帷帐的主体，如果复原了这几个主体框架，就形成了帷帐的轮廓，进而在可能的情况下进一步讨论细部，这是复原工作的基本思路。以下分别阐述顶部框架、立面框架、椽木结构、地垘，以及拉力结构等部分的复原。
（一）顶部框架
过去的发现表明，顶部所需组件的种类、数量较多，是帷帐结构中最为复杂的部分。顶部的形成需要较多连接、转折的构件，后者在结构上往往会有一定的斜向夹角。三通形构件、四通形构件、鹤嘴形构件、柄形构件、斗形构件、“8”字形构件、镫形构件等带有这样的斜向夹角，应该与顶部结构相关。
三通形构件和四通形构件是形成脊顶的核心构件。根据构件的形制，参考辛岗帷帐的相应构件可知，三通形构件和四通形构件各2件分别位于脊顶的两端和中部，其间连接大卯式套筒，形成帷帐的正脊。这些构件顶端形成一条脊线，两侧各有两个斜面，斜面夹角为134～138度，平均值为136度，这是帷帐脊顶前后坡之间的夹角（图五）。
串联三通形构件、四通形构件的大卯式套筒内壁均为圆形，各个套筒在距离其端部约1.8厘米处的内壁凸起边长约1厘米的方形榫头。相对应的，大卯式套筒较小的一端与斜面脊线垂直的位置有一条宽约1厘米的凹槽，此凹槽又与其内的一周凹槽连接。将大卯式套筒凹槽朝上，与三通形构件、四通形构件内壁的方形榫头对应（图六，1）后插入，至大卯式套筒的一周凹槽处，将大卯式套筒旋转90度即可完成卡接（图七，1）。此时大卯式套筒两个斜面之间的脊线与三通 形构件、四通形构件斜面之间的脊线对齐（图六，2）。这样组装后，大卯式套筒反 转90度则可解扣拆卸。相同的机械性设计在 春秋晚期就已经出现，美国弗利尔艺术馆藏 子之弄尊，盖口的“L”形凹槽可对接器口内的凸榫，盖口插入器口后转动90度，鸟首形器盖便可卡接在器身上。
脊顶向前后两面坡的延伸，是三通形构件或四通形构件直接套接木质杆件或卡接小卯式套筒形成的。三通形构件或四通形构件斜面一侧套筒的端部都有一对销孔，说明这里是直接套接木质杆件的。与之对应的另一侧套筒的内壁均为圆形，并凸起方形榫头，系套接小卯式套筒之处（图七，2）。小卯式套筒形制与大卯式套筒相似，也有两条凹槽，卡接三通形构件、四通形构件的方式也与大卯式套筒相同。小卯式套筒共4件，在各构件一侧卡接1件，恰与4件三通形构件、四通形构件组合。脊顶向两侧延伸的杆件直径约4.2厘米，略小于正脊直径。每件三通 形构件、四通形构件都是直接套接一根木质杆件，这样各构件一端只与一根杆件固定连接，方便拆卸搬运。
脊顶向左右两侧的延伸，是三通形构件卡接鹤嘴形构件完成的（图七，3）。鹤嘴形构件一端伸出，其横截面为长方形榫头，可插入三通形构件中的长方形卯孔。卡接完成后，鹤嘴形构件头端与三通形构件的脊线平齐，鹤嘴形构件套筒的延伸线与三通形构件的正脊形成148～149度的夹角，即为四面坡两侧与脊顶的角度。
上述拼接复原展示了帷帐顶部是以三通形构件、四通形构件为核心，向四个方向延伸，从而形成四面坡结构（见图五）。根据三通形构件、四通形构件、鹤嘴形构件形成的角度，四面坡顶部前后坡面的夹角约为 136度，正脊与左右两侧坡面的夹角为148.5 度。在不同构件的串联中，4组小卯式套筒前后交错分布，4根直接套接在三通形构件、四通形构件中的杆件也相应反向分布。
（二）立面框架及其与顶部的结合
帷帐顶部的四面坡向下伸展，每处的杆件各自对接相应的构件，再垂直向下，形成立面（图八）。因此，三通形构件、四通形构件向前、后和两侧伸展的斜梁要与10件功能相同的构件对位，推测是10件形制、大小一致的条形构件。除了顶部四面，从正脊到帷帐四角还应该有组件，在四角与4件直角形构件对位。
如前所述，条形构件、直角形构件结构相似，具有相同的功能。这两类构件的长方形凹槽均为卡接条形枋木，凹槽内部 宽、高一致，分别约为4.5、6.3厘米，此即凹槽卡接枋木的尺寸。枋木在帐顶下起横向串联作用，插入凹槽后卡扣在棱形榫头上，后者也便于枋木与构件的拆卸。两类构件与凹槽垂直的另一端又均为圆柱形套筒，套筒端部设销孔，内径均约4.5厘米，这些套筒应当固定套接垂直竖立的圆形杆件，后者用作立柱（图九）。这样，10件条形构件、4 件直角形构件向下对应14根立柱，形成帷帐的立面。两类构件的凹槽卡接横向枋木，串联垂直的立柱，在各个立柱的顶部形成类似“枋”的结构，我们将这些横向枋木称为檐枋。
10件条形构件、4件直角形构件作为立面的柱头，分别卡接10件斗形构件、4件柄形构件。后二者又与三通形构件、四通形构件向四边和四角延伸的14个杆件结合，实现立面与顶部的转接。条形构件通过其侧面的 “L”形卡钩与斗形构件卡接，后者固定套接顶部四边延伸出的杆件。直角形构件通过其内角长筒与柄形构件套接，后者套接顶部四角延伸的杆件（见图九）。斗形构件、柄形构件上部皆为斜向套筒，与顶部杆件的倾斜方向一致，可证明如此复原的合理性。
条形构件、斗形构件完成顶部到立面的转接还辅以加固手段。在条形构件与“L” 形卡钩相对的一侧有小型的鸟首形弯钩，从斗形构件延伸出的杆件末端可设相应的弯钩与此弯钩绑缚。K1出土的18件鸟首形钩与此弯钩形制、大小相同，其中的10件应该是固定在斗形构件中杆件的末端，它们与条形构件上的弯钩相对，绑之以绳索，可加强顶部与立面连接的牢固程度。至此，复原的帷帐已初具架构。
三通形构件、四通形构件形成的正脊向下延伸形成帷帐的三个开间；在顶部的前后，三通形构件、四通形构件或其上套接的4个小卯式套筒，通过8个斜梁分别套接斗形构件；在顶部的两侧，三通形构件卡接的鹤嘴形构件通过两个侧梁套接斗形构件。10个斗形构件又各自卡接在条形构件上，后者套接檐枋、立柱，形成帷帐的立面。此外，大象首形构件一端勾接三通形构件两侧的弯钩，另一端伸向角梁，并与柄形构件套接，后者再与直角形构件插接。
不过目前的框架缺乏对帐顶向下压力的支撑。在构件分布图上，不难注意到8件“8”字形构件与8件斗形构件存在对位关系，其中4件“8”字形构件分布在斗形构件与小卯式套筒之间，另4件分布在斗形构件与四通形构件或三通形构件之间。这就是说，8件“8”字形 构件与四通形构件前后 两侧的斜梁 在位置上重合，“8” 字形构件应该是套接在斜梁上。同时，“8” 字形构件是形制结构对称的4对，可与4对榫式套筒形成的4根组件卡接，形成的结构称为平梁。这样，平梁与斜梁上的“8”字形构件卡接，连成两侧的斜梁，形成4组三角形间架（图一〇）。这样的三角形间架既分散了斜梁向下的压力，又稳定了帷帐顶部结构。
（三）顶部椽架
作为帷帐，正脊、斜梁与侧梁等架构之间显然还应该有细密的椽架以支撑皮革等封顶覆盖物。盖弓帽、蹬形构件、铃形构件等数量多、内径较小，适合构成此类椽架，它们的内接横截面也均为相同的拱形，功能接近。
数量最大的盖弓帽应当是用于帷帐木椽的端部。盖弓帽过去多在东周时期的墓葬或车马坑中发现，突出特征为一端封闭，外侧带有折钩，用于车伞周边以固定伞面。辛岗战国墓、满城汉墓帷帐木椽的端部都有盖弓帽，因此K1出土的盖弓帽功能也应该类似。盖弓帽还可以串联起其他构件。由于盖弓帽位于木椽靠帐檐的一端，可假定帷帐中78件盖弓帽对应的木椽为78根，则木椽的另一端也应有78个青铜构件将木椽连接到帐顶的主体框架上。K1中没有其他某类构件数量接近78件，说明连接木椽与框架的构件或许不止一种。30件小象首形构件和48件铃形构件数量之和与盖弓帽相同，这两种构件也都在一端封闭，可能都是用在木椽的另一端。若如此，则盖弓帽分别与小象首形构件、铃形构件连接形成78件木椽组件，只是后二者与帷帐框架的连接方式不同。
小象首形构件伸出的象鼻形弯钩适合连接前述的环形钮，后者应固定在木质杆件上。环形钮在K1中一般两件伴出，凸榫相对，每5对呈一列，每列相距约30厘米，等距分布在三组大卯式套筒之间（图一一）。根据这样的分布，推测环形钮原来固定在大卯式套筒间的正脊杆件上。这样，通过环形钮，小象首形构件由正脊伸出，通向前后檐枋，另一端连接盖弓帽，在三个开间每组各 5个，共形成30个斜椽（图一二）。
铃形构件带有环形钮，形制与上述环形钮相同，也应该是直接嵌入杆件。铃形构件的分布也多是2件一组并列，说明其类似小象首形构件，成对固定在框架组件上。成对的铃形构件口部朝向一致，较为集中地分为六排，每排间距约30～50厘米，一排四组 8件（图一三），说明这些铃形构件两两相对地固定在4根组件上，每根上有6对，4根组件因为集中堆放，形成如此分布。六排构件两端分布着柄形构件和大象首形构件，可见铃形构件是直接嵌入4条角梁，每条角梁各连接6组12件铃形构件，由此形成12根角椽（图一四）。固定在角梁上的铃形构件可以通过环形钮摆动，角椽组装时张开搭置在檐枋上，拆卸后埋入墓葬时收拢靠在角梁两侧。角梁与角椽这样安装成复合组件，拆装如伞，是借鉴了当时车伞的设计。
斜椽和角椽有不同的延伸方式，但在经过檐枋时都应该被固定才不至摆动，这一功能通过蹬形构件完成。镫形构件一般位于盖弓帽套筒开口内侧约50～60厘米处，说明它们套接在椽木靠帐檐的一端，应该就是卡接 在檐枋上，构件下端的燕尾形榫头可实现与檐枋的连接（图一五）。蹬形构件纵向并不是平直的，而是有20多度的夹角，这应该是为连接斜向的椽部和垂直的檐枋而设计的。
根据已有的复原情况（图一六），帷帐梁架间支撑帐面的椽部结构有两种，一种是角椽，由铃形构件从四条角梁引出，构成两侧开间的椽部，有6×2×4=48组；另一种由环形钮与小象首形构件从正脊引出，构成正脊前后开间的椽部，有5×2×3=30组，两种椽木都是通过蹬形构件与檐枋搭接。这样帐顶一共有78根椽木组件，檐部一端一共套接了78件盖弓帽，另一端有48件铃形构件和30件小象首形构件，中间套接了78件蹬形构件。
（四）地袱及其他
除了以上层面结构，帷帐还应有其他装置，如铺地设施、门窗等。推测可相互套接 的环形构件与牌形构件组合，或为门窗的构件，不过目前还没有这类部件的复原方案。
立柱间距与高度控制的好坏会直接影响 帐顶的平整对接，因此，在地面定位和固定立柱是搭建帷帐的重要环节。中山王墓、辛 岗战国墓以及满城汉墓的帷帐都有专门的青铜地袱构件，以保证立柱在同一平面和间距固定。K1未发现地袱构件，推测帷帐直接在木质地板地袱上设卯口承接立柱。如简报所述，K1在坑壁四周附近发现了空白地带，疑为放置的木板腐朽后所致。K1还出土了34 件铆钉，可能是连接木板而成地袱之用。K1东北部单独集中出土了18件铲，并伴出14件镦，铲与镦的銎口相对，各组铲和镦的距离 几乎一致，说明大部分铲配有镦头。推测铲作为实用工具，用于帷帐搭建前平整场地，以便铺设地袱。
帷帐在四角还应有加固的角绳。直角形构件的外角有向上伸出的弯钩，弯钩应该用来向下拉绳，并向帷帐四角外着力，这也是 从古到今帐篷的常见固定做法。固定角绳的方式还难以确定。
上文根据构件特征、遗存现象、帷帐结 构乃至数理关系完成了对帷帐结构的基本复原。所复原的帷帐基本形态为顶部四面坡、 立面五开间、两进深，组成结构包括3条正脊、4条角梁、8条主干斜梁、4条平梁、2条侧梁、4个转角立柱、10个墙体立柱，以及14根立柱之间的檐枋，细部则包括30根斜椽和附置在角梁上的48根角椽。除了较多的钩类小形构件和可能用于门窗的环形构件、牌形构件，其他类别构件都见于这一复原方案，说明了本方案较为合理、可信。
三、帷帐规模与搭建过程
前述复原方案大体明确了帷帐的绝大部分组件和基本架构，这样会构成多大规模的帷帐？怎样搭建这样的帷帐？
（一）规模
K1出土帷帐的木质杆件虽已腐朽不存，但杆件的位置关系等仍可提供组件乃至帷帐体量的信息。其中，固定在杆件上的构件及 其间距应该就是该组件的长度，而计算组装后的帷帐体量，又应当减去构件套入部分的尺寸。当然，计算使用的数字会很精细，但复原出的体量实际上是粗略的，这是因为构件的位置可能在发掘中发生一些移动，构件之间的结合也不很精密。限于篇幅，以下仅推算一些关键尺寸。
正脊及其对应开间的宽度可通过大卯 式套筒复原。如前所述，三通形构件、四通形构件连接大卯式套筒构成正脊。6件大卯式套筒（平均外径3.75厘米）在K1中成对分布，间距接近，平均值为186厘米。这样， 正脊对应的中部三个开间的宽度是两对三通形构件（平均宽12.6厘米）、四通形构件（平均宽16.1厘米）之宽， 加上三组正脊组件的长 度，即（12.6+16.1）×2+（186+3.75×2）×3=617.9厘米。
两侧开间之宽以开间侧坡长和侧坡与正脊的夹角来计算。具体来说，鹤嘴形构件和斗 形构件及其杆件构成的侧梁代表了两侧开间的坡长，这两类构件的平均间距，亦即其杆件长度为208.5厘米。如此，侧梁长度为两件构件加上杆件的长度， 即219.7厘米。鹤嘴形构件两端的夹角平均为 148.5度，通过函数计算，可知一个侧端开间宽度为187.4厘米。由此可知，帷帐五个开间总宽度为187.4×2+617.9=992.7厘米。
帷帐的进深可由正脊两面坡的坡长及其夹角来计算。斜梁可代表两面坡一侧的坡长，它由三通形构件或四通形构件引出杆件，连至斗形构件，坡长即为构件长度加构件之间杆件的长度。斜梁存在两种不同的结构，第一种是由三通形构件或四通形构件直接套接杆件，然后与斗形构件连接，其长 度约为9.5+217.2+3.82=230.52厘米；第二种是由三通形构件或四通形构件套接小卯式套筒，后者与斗形构件套接杆件，其长度约为 9.75+3.49+213+3.98=230.22厘米。算得的两种结构长度几乎相同，说明不同结构的斜梁 长度保持一致。三通形构件、四通形构件夹角的均值为136度，这也就是正脊两面坡的夹角，根据函数计算可得帷帐进深约为427.2 厘米。
帷帐高度是顶部高度与立面高度之和。顶部高度有两种计算方式，一种是通过230厘米的斜梁长与136度的两面坡夹角来计算，可得顶部内高为86.7厘米；另一种是通过两侧开间的坡长（219.7厘米）以及侧面坡与正脊的夹角（148.5度）计算，可得顶部内高为110.6厘米。两者有23.9 厘米的差值，可能是由于侧梁构件位移造成，这里暂86.7厘米。立面高度没有可供测算的构件间距， 不过从遗物分布平面图中可观察到 陪葬坑西侧中部2件条形构件（编号 为K1∶293、294）的圆筒口部均朝南，即立柱向南伸向坑壁，筒口距南壁215厘米，这意味着立柱长度不可能超过此数值。考虑到K1周边宽约25厘米的空白地带——即前文推测的放置地袱之类有机材质之处，则条形构件K1∶293、294所接立柱高度应为215-25=190厘米。立柱应该等高，这也应为其他立柱的高度。这样，帷帐立面高度应该为立柱加条形、直角构件之 和，即190+11.45=201.45厘米。加上顶高可得帷帐高度为201.45+86.7=288.15厘米。
木椽在帐顶自檐枋继续向周边延伸，斜椽长度是伸出檐枋的部分加上斜梁长度。前者即为镫形构件到盖弓帽之间的距离，K1中两种构件一般相距约60厘米，这大致就是斜椽出檐的长度，加上盖弓帽长度均值5.6厘米，则斜椽长度为230+60+5.6=295.6厘米。
（二）搭建过程
帷帐的搭建并非组件简单叠加，其过程同样包含建筑学的基本结构原理与力学原理，其中一些步骤可能与中国古代木建筑修建过程中的梁架组建相关。以下是假定的帷帐搭建基本步骤。
一是平整场地，铺设地袱，特别是铺设定位立柱的外围地袱（图一七）；二是根据地袱定位扣接立柱，其上搭建檐枋（图一八）；三是将斜梁和平梁组建成三角梁架，并将其搭建在檐枋上，以绳索捆绑斜梁和立柱构件上的两个鸟首形钩，以固定两个部分（图一九）；四是在两组三角梁架 之间套接正脊组件，在完成4组三角梁架和3件正脊连接后，再扣接两侧斜梁（图二〇）；五是铺设角梁及其附着的角椽（图 二一）；六是铺设角梁及斜椽（图二二）；七是完成间架搭建，铺设帷帐覆盖物，最后在四角设置角绳，固定帷帐（图二三）。
以上复原的K1陪葬坑帷帐 面阔近10米，进深超4米，高度近3米，结构基本完整。当然， 这些复原仅仅是框架性的，帷帐顶部及立面的覆盖物，以及门窗等均难以复原。复原的帷帐较之过去所见的同类考古发现，规模较大，结构更为复杂，在结构和设计理念上还多有一些精妙之处。比如构件没有像中山王墓等帷帐构件那样用于定位的编号， 说明此帷帐相同的组件是大小、 结构相同的标准件，这极大地便利了帷帐的搭建；又如不同构件相互配合，承转顶、墙等不同部位。这些设计构思精巧，体现了极高的水平。
此外，以上复原的完整结 构并非是帷帐下葬时的状态。如图四所示，2件三通形构件上各缺失一个弯钩，缺失的部位恰好位于帷帐对角处。搭配弯钩的大象首形构件、直角形构件也都只发现2件，这些情况表明帷帐相对两角的角梁是无法安置到帷帐上的，如此则下葬的帷帐已残缺，不能使用。这些构件缺失的时间，是发生在下葬前还是更早，则难以确定。
附记：感谢数文科技公司特别是马绍成工程师的工作，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等单位 和多位师友对帷帐的复原给予了多方面的帮助和建设性的指导意见。
(作者：张昌平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原文刊于《考古》2019年第4期 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