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城中村里的“油画工厂”：流水线复制世界名画，凭什么占领欧美市场？
作者：正解局
这座耗资1亿，颇具现代设计感的美术馆，就建在大芬村里面。
它和身后均价5万一平的高层住宅，还有面前大多只有五、六层高，刷得五颜六色的村民自建房，形成了一幅奇特的图景。
视觉的冲突和内核的相融，就像大芬村和它赖以扬名世界的油画一样。
若不是国内媒体和《纽约时报》、BBC、NHK这些全球知名媒体的报道，人们很难相信，这个30多年前还是靠种水稻为生，只有0.4平方公里的小村子，曾经出产着欧美56%以上的商品油画，年产值能达到40多亿元，创造了“中国文化产业的奇迹”。
曾经的“中国油画第一村”，将要走向何方？
世界油画，中国大芬。
在大芬村入口的楼面上，写着这8个字。
大芬村入口
深圳龙岗的大芬村，如果与油画没有关联，就和深圳众多的城中村没有什么两样，甚至，村里的楼房比其他村子还显得低矮许多。
这里却是全球最重要的商品油画（俗称行画，多为世界名画的仿制品）基地。
在0.4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密密麻麻挤着1200多家大大小小的画廊，聚集着8000多名油画从业人员。
《向日葵》《蒙娜丽莎》《麦田》《星空》，无论什么世界名画，都能在这里找到，至于价格，从几十块到几百块都有。
最鼎盛的时期，这里每年出产的油画，占了全世界油画产量的近60%。
2005年前后，欧美市场上70%的油画商品来自中国，大芬村自己就贡献了这其中80%的份额。
据不完全统计，2005年大芬村的油画产业产值是2.79亿元，2007年上升至4.3亿元，随后更是节节攀升，到2018年达到了45.5亿元，成为全国最大的油画生产、交易基地，也成了全球重要的油画交易集散地。
大芬村油画产业链
说到大芬崛起成为“中国油画第一村”，就不得不提1992年的那次封神之战——400多个画工，用一个半月的时间，完成了法国客户36万张油画的订单。
当时为了完成这个订单，大芬的画工们发明了“流水线”的画法——20个画工排成一排，一个人在最前面调色，一个人画天空，一个人画山，一个人画树，另外一个人画房子。
这样每个人只画固定的一部分，不仅速度快，而且质量稳定。
流水线模式随后成了大芬复制油画的法宝，订单源源不断，形成产业集聚效应的大芬村，开始真正成为行画的加工基地。
专攻一幅作品或是一种风格的模式，让大芬村批量复制出了数十万计的世界名画，也复制出了不少的“中国梵高”。
纪录片《中国梵高》讲述的就是大芬村里的“梵高”们，影片中的赵小勇和周永久，就是众多画工里靠画梵高成名的代表。
纪录片《中国梵高》场景，大芬的画工师傅带徒弟，甚至全家上阵，临摹的世界名画数量以十万百万计
他俩都不是什么科班出身。
赵小勇以前在陶瓷厂打工，往瓷器上画图案的，后来嫌厂子里工资低，听说在大芬画画能挣钱，就跑来了。
周永久就更大胆了，1990年，听说村里有人在大芬画画为生，从来没学过画画的周永久，揣着80块钱就到大芬，当了画工学徒。
和数不清的画工一样，他们来到大芬村最初的目的，都是为了挣钱。
那时，艺术对他们来说，还是一件很遥远且神秘的事情。
从调色、用笔开始学，他们最好的老师，就是梵高。
在大芬村疯狂接单的那些年，画工们一般都是从临摹《向日葵》《星空》这些世界名画开始，因为“比较好学”。
当然，这不是因为梵高的作品容易画，对生产线上的画工来说，梵高的画往往是大订单，他们可以一边练手一边卖画。
毕竟，市场需求在当时是完全压倒艺术性的，哪怕再难也要学会。
就这样，成百上千个名画工挤在出租屋里画出的《向日葵》，被挂在遥远的欧洲梵高博物馆门外的商店里，大芬村也通过这种方式，连接着最艺术与最市侩的世界。
纪录片《中国梵高》剧照
连续20年重复画着同一个画家的几幅作品，还是能在赵小勇和周永久们身上催化出对于艺术的兴趣和追求，既熟悉又陌生的梵高，也似乎与他们产生了某种精神上的关联。
纠结了好几年，靠着临摹梵高挣到钱的赵小勇终于去了趟欧洲，亲眼去看看那张他画了20年的世界名画。
当他看到那幅他再熟悉不过的《向日葵》，却发现还是和自己的想象不同；当他在欧洲的店铺里看到自己几十块钱卖出去的仿作，卖到几百欧元一幅，他的心情是复杂且失落的。
周永久也有机会去“亲密接触”梵高，不过他的选择更决绝。
他觉得自己不应该被禁锢在梵高的世界里，他把画笔换成了铲刀，小心翼翼地尝试着改变，开始画自己心里的向日葵。
周永久在大芬村的一间工作室，如今这里的画作更多的是他自己的创作
如今，赵小勇转战浙江开着自己的画廊，作品多数销往国内；而周永久在大芬村开了好几家画廊和工作室，也在北京开过个展。
他们的作品得到了市场的认可，他们的角色，也从一个临摹的画工，转变成了拥有创作自由的画家。
“中国梵高”的顿悟，既有自己内心追求艺术的发现，也有市场大环境跌宕的驱动。
他们和大芬村的转变，一半是发自内心，一半是出于无奈。
大芬村复制名画产业经历的几次低潮，都和国际经济形势相关。
长期以来，中国文化对外贸易都是“只进不出”，只有大芬的商品油画是唯一绝对顺差产品。
也正是因此，大芬油画村曾经被誉为“中国文化产业的奇迹”。
从1989年卖出第一张油画，到上世纪90年代末，大芬村其实一直都是“墙里开花墙外香”，因为他们的画几乎不用进入市场，画好之后就被打包从香港发往欧洲。
大芬村进入人们视野，诱因就是因为它的第一次“危机”。
1998年香港金融危机，来自香港的订单骤减，为了大芬油画产业的发展，政府开始介入，加大了宣传的力度，希望把大芬油画村打造成一个独特的文化产业品牌。
媒体的宣传和政府的支持，让大芬没用几年就变成“网红村”。
2004年，作为文博会历史上第一个分会场，大芬村借势搞了个千人油画现场创作，一时间，大芬独特的产业模式被挖掘报道，游客如织、订单不断，大芬油画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2020年12月的大芬村，众多的画廊工作室纷纷摆出画架，以体验油画的方式招揽游客，补贴冷清的生意
2007年，政府投资近1亿元的大芬美术馆开业。
这个建在村里的美术馆，不仅是深圳市展览面积最大的美术馆，还是全国第一家美术产业园区配套美术馆。
野蛮生长的大芬油画产业，这个时候达到了它的第一个鼎盛时期。
大芬美术馆
虽然一时风头无两，可是大芬油画的命运，从一开始就没办法自己掌控。
2008年，国际经济形势急转直下。当年的秋季广交会上，大芬油画几乎“颗粒无收”。
以前参加个广交会，至少能签个几千万的单，但是因为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国外加工的订单一下减少了八成，这让80%依赖出口的大芬油画遭遇重创。
前两年还风风火火的大芬村里，画廊关门，画工出走，一片萧条。
10年遭遇一次重创的“魔咒”，还在困扰着大芬村。2019年，还是秋季广交会，大芬油画再次“颗粒无收”。
隔段时间就要经历一次浮沉，人们开始寻找解除大芬油画“病根”的药方。
有的人认为，大芬油画虽然说是文化产业，但其实它只是披着文化产业外衣的出口加工业。
其实，商品油画产业，和其他出口加工产业一样，一直在全球范围内转移。
商品油画产业最初的起源在欧洲。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的油画产业开始逐渐向美国转移。
当时美国的劳动力低廉，于是大批的画师从欧洲迁往美国，订单也随着产业的转移而到了美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经济高速发展，油画产业进而开始向亚洲转移。
早在上世纪60年代，油画产业从美国转向韩国，韩国成了欧洲油画市场的加工地，之后油画加工又逐渐转入香港、新加坡等地，再由香港转入内陆。
就连在深圳也是一样，最早由香港转移过来的油画加工是在紧挨罗湖口岸的黄贝岭，后来因为房租等费用上涨，才搬迁到了当时深圳偏僻郊外的大芬村。
借助廉价的画工和作坊式的生产，大芬的油画价格低廉，这曾是大芬崛起的重要因素之一
大芬油画的崛起，正是得益于低成本的优势。
大批专业和业余的画工，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人力资源。
但也是因为这一行并没有太高的技术含量，大芬油画以前薄利多销、批量订单、外销为主的“流水线”模式已经没有了任何优势。
转型升级是必然趋势，但是怎么转，却有着不同的声音。而关于大芬村转型升级方向的争论，一直都没有停过。
一种观点是：大芬的转型升级要走“原创产业化”的路。
所谓“原创产业化”，就是不再简单复制外国名画，而是请有水准的画师原创，再把这些作品大规模地复制生产。
大芬油画“无所不画”，但这种原创虽然摆脱了单纯的临摹，却仍然徘徊在艺术与市场之间
大芬村的一些企业现在走的就是“原创产业化”之路。
他们引进原创画家，与国外设计师一起开发原创产品，从风格设计、画面创作到安装为一体，专门为国内外大型酒店进行装潢配画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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