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不可灭”：修史，文化承传的重要手段

文｜黄金生

自北宋徽宗、钦宗被虏，至元顺帝弃京城北奔， 241年中，中国历史上连续出现四次“灭国”大事：金灭北宋（1127）、元灭金（1234）、元灭南宋（1279）、明灭元（1368）。这一连串的“灭国”事件，都是武力征服的结果。在如此巨大的变革面前，修史又有了新的意义。

作为亡国遗民，面对灭国的现实，复杂的内心世界与现实的社会生活交错，生出“国灭史不灭”的理念，希望通过写史来保留对昔日的追忆。新建皇朝，特别是金、元两个政权入主中原后，迫切需要从先前的中原皇朝学习为政之道。了解被其所灭之国的文物制度、思想文化，也需要通过修史来加以总结。自以杨维桢为代表的“治统”即“道统”观念体系提出以后，谁掌控天下，谁即为“正统”，因而修“被灭之国”史，便成为“灭人之国”者显示其“正统”地位的一种文化标志。

这里，“国可灭，史不可灭”的“史”字被赋予了“文化”的含义。“金、元灭人之国”，均是以少数族采用武力征服手段达到的。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后，如果完全摒弃先前的文明，必然造成文化断层，出现文化断档，无法治理人口数量大大超过金、元的两宋遗民。而其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维系两宋的文化传承，特别是南宋盛行的理学思想。“国可灭，史不可灭”，在这里演绎为“国可灭，文化传统不可灭”，修史逐渐成为文化承传的一种重要手段。国可灭、史不可灭的历史信念，在宋明以来的遗民意识中反映得尤为强烈。康熙十七年（1678），清廷诏请黄宗羲修《明史》，被黄宗羲拒绝。朝中大臣便推举万斯同为博学鸿词科，万斯同也坚辞不就。其后，黄宗羲觉得事关明史，不可不问，便动员万斯同赴京，并在赠别诗中以“四方身价归明水，一代奸贤托布衣”相勉。当时，凡入史局者署翰林院纂修衔，授七品俸禄。万斯同遵黄宗羲嘱咐，上京后宁愿寓居于徐元文家，不署衔，不受俸，以布衣入史局，修《明史》，“白衣宣至白衣还”，意在以遗民身份为故国存史。万氏倾心修史，当《明史稿》草成后不久，病没于北京。万氏视史学为家国民族所托之本，矻矻不休，孜孜以求，为斯民存文献，为故国传史籍。中华文化之所以绵延不绝以至于今日，也正因为有士人以史学为奉身立命之大义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