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奸儿媳，儿子怎么办？
——关于“兽父非父”和“兽父亦父”的讨论
日前网上有一篇题为《xx董事长当孙女面强奸儿媳，儿子敲锣骂畜生》的报道称，有男子在其父公司敲锣打鼓，曝光董事长父亲当着当着18个月孙女面性侵儿媳的恶行，夫妻俩为此还报了案。东海在客厅发了个思考题：父亲强奸儿媳，儿子控告、辱骂父亲。如果这个案件属实，儒者为政，当如何处理？或者依儒家刑法，当如何惩罚？东海自己审判如下：这对父子已不是一般父不父子不子，而是双双畜生化了。强奸儿媳，强奸加内乱（乱伦），死罪！父罪最大，非儿子所得而侮。此子当街辱骂父亲，犯不孝罪，但考虑到情况特殊，事出有因，可从轻处理。殊不知，父奸媳，固然乱伦；子辱父，同样乱伦，而且是更严重的乱伦。五伦皆不可乱，乱任何一伦都是乱大伦。荷蓧丈人废君臣之义，被子路斥为“欲洁其身而乱大伦”。五伦之中，父子一伦尤为重要。乱此天伦，最反人道，危害最大，故儒家经典指导出来的中华法系，对于不孝狱判罚特别严厉。杀害父母祖父母，固然是死罪。即使子女、孙子女没有动手，但父母因对子孙不满而自尽，也要处以死刑。清律规定：“凡子孙不孝致祖父母、父母自尽，如审有触忤干犯情节，以致忿激轻窘迫自尽者，即拟斩决。若无触忤情节，但行为违反教令，以致抱忿轻生自尽，但拟绞侯。”对于那些殴打、辱骂父母、祖父母的人，《唐律斗讼》规定：“骂祖父母、父母者，绞。”历代王朝都将不孝纳入十恶。《唐律疏议》中关于不孝的内容有：“谓告言诅詈祖父母父母；祖父母父母在别籍异财；供养有缺；居父母丧身自嫁娶，若作乐，释服从吉；闻祖父母父母丧匿不举哀；诈称祖父母父母死。”告言诅詈祖父母父母，告言就是检举告发祖父母、父母犯罪行为，诅詈就是诅咒、辱骂祖父母、父母。不明孝道之重要、又习惯了重罪轻判的现代人很难想象，上述言行居然都是死罪。未来新刑法，在制定不孝罪时，应参考借鉴历代刑法，但此罪轻重有别，若非情节特别严重、未伤及父母身体，如告言诅詈祖父母父母之类，不必死罪。另外，传统十恶将“恶逆”与“不孝”分开，东海“新十恶不赦”将两者统于恶逆。从人道角度讲，父奸儿媳，岂但不配为父，而且不配为人，从司法角度讲，死罪难逃。从儿子角度讲，则辱之亦非所宜，遑论弑之。子女辱父，罪莫大焉。礼，君于士，可杀而不可辱。子于父，就更加可杀而不可辱了。在儒政之下，辱骂父母不属于言论自由，也不仅仅是道德问题，而是法律问题。当然，说父亲可杀而不可辱，只是方便说。父罪最大，亦非子所得而杀之。弑父之罪，罪不容诛。注意，君不君，臣不可以不臣，这是相对的，君若极端不君，臣就可以不臣。父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这是绝对的。父无论怎样极端不父，子都不可以不子。盖君臣以义合，君不君，臣可以辞职、易位乃至诛杀之；父子是天伦，父纵然罪恶滔天，子无权侮辱，更不能诛杀。空山厅友说：“舜未尝不慕瞽瞍，未尝不爱象。万章言象欲杀舜而纳其二嫂，虽其事未可据，然孟子但言舜所以爱象，不辨事之非实，则圣人处此可知矣。象欲纳其二嫂，非鸟兽行乎？事虽未遂，象不得爲人矣。舜爱之如初，则君子不谓其弟不可爲人，遂弃之，况于其亲乎？”空山又说：“人有一朝之忿而忘其身以及其親者。象欲殺舜而奪其二嫂，人誰不忿？而舜未嘗易愛象之心焉。夫孝子之愛其親也，不以親之不善而或閒焉。君子擴充此心，以至於'天下無不是之父母’，終生慕之，斯其庸言庸行之極已。”又说：“匡章之父殺其母，匡章不可不父其父。爲人子者，無不父其父之理。”我在《父不父，儿子怎么办？》中分别论述“父亲是大恶，儿子怎么办？”“父亲害母亲，儿子怎么办？”可以参考。匡章之父杀匡章之母，匡章依然以父为父并且“不欺死父”。杀其母与奸其媳相比，罪恶孰轻孰重？综上所述，面对董事长那样的兽父，儿子事发之后，唯携妻远遁一途。是否诉诸司法，由妻子自行决定。丈夫不支持、但也不剥夺妻子的决定权。这是最为合情合理合儒家之法的做法，其余皆非所宜。或问，如果其子在事发现场怎么办？当然是言行阻止。先以言，言语无效则以行，行为以阻止其父兽行为止，尽量不伤及乃父。乃父最野兽，面对儿子媳妇的反抗，总不至于不死不休非得将强奸进行到底不可。君君臣臣，圣人之训。论责任，君父责任最大，君不君则臣不臣，父不父则子不子，故《春秋》于臣子弑逆者必重其责于君父，这是端本澄源之道。但从臣子角度讲，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虽不父，子不可以不子，故《诗》《书》于君父顽悖者必重其责于臣子，这是负罪引慝之道。然而，无论父如何不父，子都不可以不子，不可辱更不可弑。这也是《春秋》精神。《史记·太史公自序》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其中不少君主被其子所弑。《春秋》对弑君弑父现象都深恶，对弑父尤为痛绝。孟子说：“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弑父又非一般无父可比，故弑父性质之恶劣，真正是禽兽不如。兹特举“蔡世子般弑其君固”为例，以明此大伦。蔡景侯为太子般在楚国娶妻，又和儿媳妇私通。太子杀蔡景侯而自立，是为蔡灵侯。《春秋》：“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用一个弑字，态度鲜明。何休《解诂》云：“不日者，深为中国隐痛有子弑父之祸，故不忍言其日。”是也。《春秋》于“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髡”则书日，何也？“以其是夷狄，忍言其日也。”《春秋》：“冬，十月，葬蔡景公。”《公羊传》：“贼未讨，何以书葬？君子辞也。”弑杀景公的贼人还没有讨伐，为什么就记载葬礼呢？这是君子的春秋笔法。称蔡世子般为贼，深恶痛绝。何休《解诂》：“君子为中国讳，使若加弑。月者，弑父比髡原耻尤重，故足讳辞。”世子般弑蔡景公，罪更甚于大夫弑郑伯髡原，耻尤重。世子般既弑景公，蔡国臣子不仅未能讨贼，且奉之为君。直至昭公十一年，楚灵王以讨贼之名而诱杀蔡侯般，更执蔡世子有以归，遂灭蔡，这是后话。《公羊传》于“昭公十一年”揭明蔡侯般之罪曰：“不君灵公，不成其子也。不君灵公，则曷为不成其子？诛君之子不立。”《春秋》不以蔡灵公为君，也不承认灵公之子为君。故蔡灵公世子“有”即位，于例本当称“蔡子”，而《春秋》称“世子有”。“今蔡世子般弑其君，藏在诸侯之策，而往会其葬，是恩义情礼之笃于世子般，不以为贼而讨之也。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中国之所以贵于夷狄，以其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尔。世子弑君，是夷狄禽兽之不若也，而不知讨，岂不废人伦、灭天理乎？”（《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春秋类《日讲春秋解义》卷四十六。》）胡安国认为，世子弑君，大逆不道，诸侯对灵公不仅无讨贼之心，往会蔡景公之葬，还有支持之意。不起而讨伐，是废人伦，灭天理。宋叶梦得《叶氏春秋传》“冬十月葬蔡景公”条下说：“固之恶虽大，春秋其可以是免般而不讨乎？”蔡景侯罪恶虽大，其子蔡灵公行弑，不能免于《春秋》讨伐。综上所述可见，《春秋》态度很明确：父亲即使淫而不父，是乱伦淫棍逆天恶君，也不容其子行弑！弑父者，天理之所不容，王法之所不容，无论国内国外华夏蛮夷，人人得而诛之！《孟子滕文公下》朱熹集注：“盖邪说害正, 人人得而攻之,不必圣贤，如《春秋》之法，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讨之，不必士师也。”这是春秋精神，也是儒家经典共识。《礼记檀弓上》记载：“邾娄定公之时，有弑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尝学断斯狱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杀无赦；子弑父，凡在宫者，杀无赦。”对于臣弑君、子弑父，不问缘由，一律杀无赦。关于兽父案，东海客厅分为两派，分歧的关键在于“兽父亦父”和“兽父非父”。
“兽父非父论”不仅导不出礼制祥刑，而且必然导出禽兽世界。如果“兽父非父论”成立，那将贻害无穷，不仅兽父容易死于子女之手而已，不孝子女亦很容易找到辱父灭父弑父的理由。须知家庭与国家不同，君王暴不暴，天下有公论；父亲兽不兽，外人、世人不易了解。邪恶之徒若大权在握，欲陷父不义而欺蒙天下，何难之有。如果“兽父亦父”，则父虽不父，子不可以不守子道；父虽兽行，子不可以不尽孝道。当然，尽孝方式因人因事而异，有时候远远逃离也是尽孝道。纵然不孝之子，一般也不敢犯下弑父大罪。凡尊《孝经》、首孝悌者，以孝悌为“徳之本”和“为仁之本”，认同“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的规定，就必然归向“兽父亦父”派。东海就属于此派。本此立场，对“兽父非父”派有所答复和批评，兹精选部分对答如下。或说：“闻击一淫棍，未闻击父也。”这就是典型的“兽父非父”论。此言如果成立，父若是盗贼恶棍流氓无赖，儿子都可以说，闻击盗贼恶棍流氓无赖也，未闻击父也。充其言，击父灭父，辱父弑父，无不可为。父亲有任何罪恶或被世俗认定为罪恶的言行，儿子都可以灭之为快。那还成个什么世界。儒家支持大义灭亲，但有严格的条件和对象限制。闻父兄大义灭子弟，不闻儿女大义灭父母。父母再怎么坏，轮不到儿女去宣扬、批判和惩罚。“闻击一淫棍，未闻击父也。”是化用孟子之言的。汤武可以革暴君之命，“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但儿子不能革恶父之命。君父同中有异，父高于君故。暴君非君，可以成立；兽父非父，不能成立。或说：“若儿子只是携妻远遁，谁来还媳妇一个公道呢？”答：此问不明本末轻重。瞽瞍杀人，舜帝窃父而逃。试问谁来还被杀者一个公道呢？瞽瞍杀人，舜帝为全父子之情而弃天子之位，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被杀者的公道就不是舜所考虑的。同样，父亲奸媳，儿子携媳而逃，父亲是否受到惩罚，就非儿子所宜考虑。或说：“按照现代的法律精神，儿子肯定是无罪。先生的题目儒政之下，如何处理？即便儒政，也不可能违背现代法律精神，不孝可以重罚，不可以重罪。”东海曰：儒家对“现代法律精神”既有认同又不完全认同，最不认同的一点就是重罪轻判，普遍废死和不孝非罪化，就是重罪轻判的两种典型表现。东海强调儒政儒法，就是要与“现代法律精神”拉开距离，重新恢复儒家刑法精神。儒家首孝悌，对于不孝罪，不可轻易从轻和赦免。当然，怎样不孝才构成犯罪，应有具体刑法条例规定。未来在制定新刑法时，可参考借鉴历代刑法。注意，是借鉴，不是照搬。王夫之说：“法者，非以快人之怒、平人之愤、释人之怨、遂人恶恶之情者也；所以叙彝伦、正名分、定民志、息祸乱、为万世法者也。故唯弑父与君之贼，自其子之外，人皆得而杀之；苟其为枭獍矣，则虽他恶无闻，人无余怨，而必不可贷。”（《读通鉴论中宗》）这段话表达了儒家维护天伦和孝道的司法精神，说明了两点：一、弑父与君之贼，人皆得而杀之，但其子例外；二、对于枭獍，即使没有他恶，人无余怨，也不能饶恕。枭獍，比喻反噬父母的恶子。枭为恶鸟，生而食母；獍为恶兽，生而食父。当年自由派曾就“伪善亦善”“伪善非善”和“恶法亦法”“恶法非法”两个问题进行过辩论，大有意义。关于“兽父亦父”和“兽父非父”的讨论若能深入下去，可以与前两个问题的意义鼎足而三。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于彰明伦理、重建纲常大有助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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