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栋印刷史研究文选之十四
最为宏富的印刷史书
——《中华印刷通史》及其编纂与出版始末
张树栋
从1998年11月初到1999年9月,在大约十个月的时间里，中国的台北、香港和北京，先后出版了中国第一部集印刷源流之大成的《中华印刷通史》（以下简称“通史”）正(繁)体字本、上网“大中华印艺网”和简体修订本。不久，香港“大中华印艺网”又出版了本书的光盘电子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压缩本《简明中华印刷通史》，加上2004年出版的正(繁)体修订本和电子书光盘，共出版了六七个版本。一部刚写完不久的科技史书，在短短几年时间里,能有如此多的版本面世,可以说是印刷出版界的一件大事。尽管没有宣传，消息却不胫而走，引起出版印刷界普遍重视和关注。譬如，世界著名印刷史家、美籍华人钱存训博士在给笔者的信中说：此书体大思精、内容详尽，印制精美，洋洋百余万言，采取大印刷史观，除印书之外，更包括证券、邮票、地图、织物，以及其它工商业印刷，对近现代部分，尤为详细，且兼及印刷教育、科研、器材、设备，更非它书所能及。中国科学院著名科技史家潘吉星教授、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萧东发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史金波研究员等众多著名学者在本书简体字本出版座谈会上，更以“大创意、大手笔、大格局、大气魄、大突破、大工程、大著作、大贡献、大协作相赞誉。此外，中国印协名誉理事长王仿子、中国印工协常务副会长鲁兵、台湾中国文化大学魏裕昌博士和魏尚敬教授、香港印艺学会会长余鸿建、吴竞辉和执委林和安等众多师长、领导和朋友，均以不同形式鼎力相助。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两岸三地印刷同仁对这部“通史”的重视和青睐。
编纂史书，尤其是编纂像《中华印刷通史》这样的时间跨度大、内容范围广、需要占有大量史料的史书，指导思想和编写方案的确定是至关重要的，这需要较长时间的酝酿和筹划。笔者从1985年在北京印刷学校讲授《中国印刷史》课程并为其编写《中国印刷史（讲义）》时，开始考虑并接触到这个问题。此后，在十几年倡导和组织编纂《中华印刷通史》（当时称《中国印刷通史》）的一系列活动中，经过长期、反复酝酿和思考，才逐渐形成和落实。记得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召开的中央直属出版社出版工作会议上，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的叶再生先生曾提出将《中国印刷史》（按：实为通史）作为重点选题并交由笔者进行筹划、落实的意见。笔者也曾为此亲赴上海拜访万启盈老先生，同万老探讨这一选题并组织编纂的可行性。遗憾的是，这一选题当时虽经新闻出版署批准立项，但终因指导思想尚不明确，导致编写方案难以确定而未能实施。1988年初，台湾中国文化大学资深教授李兴才先生率团来京，在中国印刷科学技术研究所座谈时，畅谈了从科技史角度研究印刷史的问题。当时观点一致，喜获知音，确有相见恨晚之感。至此，作为编纂《中国印刷通史》的指导思想——“从科技史角度，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对中国印刷史作纵向和横向的延伸”这一基本思路业已形成。此后，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笔者再次提出组织编纂《中国印刷通史》，并将其列入印刷工业出版社八五出版规划中的报告中；在应邀为《中国印刷近代史》所作的总体设计和编写方案的拟订中；在中国印刷博物馆布展方案的研讨和笔者为其撰写的“源头馆”脚本中；在笔者为第一、第二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撰写的论文中；尤其是在已故范慕韩老先生为中国印刷博物馆布展方案确定的指导思想——“大印刷观”，和主题 ——“再现中国印刷术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和完善。客观上，这一指导思想在笔者为《中国印刷近代史》拟定的编写方案的总体设计和捍卫印刷发明权的论争，以及《新闻出版报》用整版篇幅发表的拙文《从社会文化发展看印刷术的真正起源》中，得到了初步的落实和实践。
对“从科技史角度研究印刷史”这一基本思想的描述，台湾中国文化大学资深教授李兴才先生定义为：“从全面的、整体的、全程的、全方位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印刷史。”笔者针对以往印刷史研究总是站在书史立场、过多地偏重于印书史这一特定情况，将其定义为“站在印刷立场，从印刷角度出发，以印刷工艺技术的发展为主线，旁及印刷设备、器材、科研、教育和专业书刊出版等相关领域，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印刷史”。为了表述和交流上的方便，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子，叫“大印刷史观”。
指导思想确定之后，编写方案势必与以往印刷史著作有别。因为以往印刷史研究和著述,不仅局限在古代史范围，而且过多的偏重于书史，实质上它是书史中的古代印书史，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印刷史。而刚刚出版不久的这部《中华印刷通史》，既要写从唐迄清这大约一千二百多年中国印刷术最为辉煌的历史（对应为本书的“古代篇”）；也要写导致印刷术发明的、长达数千年的印刷技术、物质条件相关各源头的导源史（对应为本书的“起源篇”）；又要写从清末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这一个半世纪西方近代印刷术的传入、发展史（对应为本书的“近代篇”）；还要写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迄今这半个多世纪，在稳定的社会条件下，中国印刷业持续发展和改革开放后高速发展的当代史（对应为本书的“当代篇”）。而这四篇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前人未曾著述或很少问津的、填补历史空白的领域和内容。因此，笔者一再声称，我们这部《中华印刷通史》，充其量只不过是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对印刷史的研究和著述作了纵向和横向延伸的尝试性著作，缺点和错误一定不少，诚恳地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二、编写班子的组成和出版单位的落实
笔者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开始酝酿编纂这部《中华印刷通史》，参加编写的人选早在思考中。作为长期从业印刷史教学和印刷史书的编辑与出版，自著、合著、主编、编辑过印刷史书二十多种，发表印刷史文章百余篇，又亲自设计和参加了《中国印刷近代史》的编纂、中国印刷博物馆布展方案的拟定、毕昇墓碑的考察与论证、文化部组织召开的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是现存最早的木活字印本鉴定会议、国家文物局组织召开的西安出土唐代早期印刷品复鉴会议和第一、二两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以及捍卫印刷发明权等一系列有关印刷史的学术活动的专业编辑，对国内印刷史学界的学者及其专长、造诣甚至基本观点，都有所了解，因此，编写班子的组成可以说成竹在胸。事实上，除报纸印刷外（按：报纸印刷原拟请报史专家夏天俊先生撰写，后因故改请《中国金融时报》主任编辑张耀昆先生撰写），这个编写班子在1996年6月初召开的第二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期间已基本落实。当时的安排是：
1．“源头篇”（现更名为“起源篇”）由张树栋撰写；
2．“古代篇”中的图书、版画印刷主要由北京大学资深教授郑如斯撰写；
3．“近代篇”主要由张树栋撰写；
4. “当代篇”主要由辽宁省印刷技术协会理事长夏炎先生撰写（后因故改由印刷工业出版社总编辑庞多益先生撰写）；
5．古代、近代、当代篇中的报纸、纸币、地图、邮票、织物、传统印刷工艺技术、辽代印刷、西夏印刷等内容，由特邀作者（国内各学科专业的权威学者）撰写。当时选定的特邀作者是：
①武汉测绘科技大学资深教授、地图印制专家邹毓俊；
②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著名辽史专家毕素娟；
③宁夏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著名西夏史专家牛达生；
④丝网印刷协会理事长、著名网印专家宋育哲；
⑤中国人民银行造币学会高级工程师、著名印钞专家张季琦（后因故改成北京印钞厂厂长、印钞专家马贵斌）；
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史博士生导师、从事传统印刷工艺技术研究和模拟试验的方晓阳教授；
⑦邮电部邮票印制局邮票印制专家包雄初；
⑧全书的总体设计、统稿和前言、后记的撰写，以及目录、附录的撰写与整理，由张树栋负责。
编写班子落实之后，亟待解决的是出版单位的落实。因为在出版单位没有着落的情况下，笔者是不敢贸然邀请如此多的著名专家学者参与本书撰稿的。幸运的是，参加第二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的李兴才教授，于笔者向其通报有关《中国印刷通史》编写方案和编写班子组成等情况之后，毅然表达了他将全力支持和资助这部《中国印刷通史》的编纂与出版的意向。时隔不久，兼任财团法人印刷传播兴才文教基金会创会董事长的李兴才教授，征得全体董事的同意，决定率先在台北出版本书的繁(正)体字本，并提供编纂与出版的经费支持。这就从根本上解除了笔者的后顾之忧。因为《中华印刷通史》的编纂与出版是需要巨额资金投入的文化事业，没有资金保障，尤其是出版单位不落实，单凭笔者个人之微力，是难以成就和维继的。李兴才教授和以他为首的财团法人印刷传播兴才文教基金会，为本书编纂的全面启动扫清障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编写班子和出版单位落实之后，恰逢笔者退休之时，编写工作遂于1997年初得以全面启动。由于参加编写的诸位同仁的通力合作和支持，同时也由于笔者因熟悉编辑出版业务而采取了边写边录入、编排版、编校对、边统稿和边审校的流水作业法，当然还由于笔者本人承担着本书文稿撰写的大部分内容，而这些内容又是笔者在著书、讲学和发表的百余篇印刷史文章中反复、多次书写过了的，再加上退休后时间充裕，精力专一，进展自然是极为迅速的。到1998年8月，这部百三十万字的《中华印刷通史》的编纂与排校工作全部完成，并通过网络陆续发往台北。其间：——时任中国印刷工业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的武文祥同志于编纂之初，审阅了笔者拟就的编写目录，并将其转呈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商请李守仁会长为本书撰写序言，以示支持。——北京印钞厂厂长马贵斌先生，将编写方案和目录，呈请曾是印刷人的前文化部常务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兼党组书记高占祥先生审阅，高占祥先生高兴地挥笔撰序，表示了对本书编纂与出版的支持和关怀；——时任北京紫禁城出版社社长章宏伟先生当面向笔者承诺，由紫禁城出版社在北京出版《中华印刷通史》的简体字本；——武文祥总经理于参加在澳大利亚召开的第六届世界印刷大会之后，取道台北，同李兴才教授商讨在内陆出版“通史”简体字本的问题，并达成共识；——中国印刷科学技术研究所所长沈海祥先生致函李兴才教授，表达了共襄盛举，同尽绵薄，由印刷工业出版社出版“通史”简体字本的意愿；——1998年5月1日，李兴才董事长和张和雄董事专程抵京，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四方会议”，并签署了在中国北京和台北分别出版《中华印刷通史》简、繁两种版本的协议书；——1998年5月4日，由中国印刷工业总公司、中国印刷科学技术研究所、中国印刷技术协会、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中国印刷博物馆、北京印刷学院等单位，在贵宾楼联合举行欢迎宴会，宴请专程抵京的台湾客人。原文化部常务副部长、中国文联主席高占祥，原国务院重大办主任、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会长李守仁，新闻出版署顾问王益和技术发展司司长高永清，中国印刷技术协会名誉理事长王仿子和常务副理事长王志高，中国印刷工业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武文祥，中国印刷科学技术研究所副所长牟国胜，中国印刷博物馆馆长和北京印刷学院院长周兴华，以及作者代表等二十多位领导和学者参加了宴会。会上武文祥总经理的致词和李兴才教授的答词，首次向大家介绍了有关《中华印刷通史》的编纂及其进展情况。
1998年11月1日，笔者同庞多益先生应邀赴台，参加11月6日在台北举行的《中华印刷通史》新书发布会及两岸印刷史学术研讨会。新书发布会由中国文化大学印刷传播学系系主任魏裕昌博士主持。台湾的中国文化大学、世界新闻大学、师范大学、艺术学院、南华管理学院、印刷同业公会、印刷传播兴才文教基金会、中华印刷科技学会、图书出版事业协会、印刷工业技术研究中心等学术界和产业界的领导、专家学者五十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场面十分热烈。大家盛赞《中华印刷通史》的出版是对弘扬中华文化和填补印刷历史空白的一大贡献。回京途经香港，又受到香港印艺学会余鸿建、吴竞辉、林和安等领导的热诚接待，并出席了由香港印艺学会和观塘工业学院组织召开的座谈会。可见，《中华印刷通史》正(繁)体字本的出版，在台湾和香港印刷出版界产生了不同凡响的影响，受到广泛的关注和重视。
《中华印刷通史》正(繁)体字本出版后，在香港引起一定的回响。香港印艺学会执委林和安先生致函笔者和李兴才先生，提出作为电子出版物，将《中华印刷通史》纳入由他出资创办的“大中华印艺网”的建议，以便让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炎黄子孙能够在网上方便地阅读弘扬中华文化的这部《中华印刷通史》。林先生此举不仅使刚刚面世的《中华印刷通史》增加了一种不同形式的版本，大大扩展了它的读者面，而且是对弘扬中华文化和加强中外文化交流的一大贡献。美中不足的是，由于网站刚刚创建和编排时间上有些仓促，版面、图文还有不尽如人意之处。笔者从李兴才教授处获知，香港于大中华印艺网上网之后，又将笔者主编的这部《中华印刷通史》制作成电子书光盘，正式出版。笔者虽迄今尚未见这份光盘的庐山真面目，但它毕竟又增加了“通史”的一个版本，为更多读者阅读“通史”和了解中华印刷文化之辉煌提供了方便，不失为弘扬中华文化的又一创举。
前已述及，《中华印刷通史》正(繁)体字本在台湾出版后，内陆个别同仁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其中尤以属于政治术语表述方面的问题引人注目。为适于内陆读者阅读，在不损害历史书籍必须“如实记述”这一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笔者在已出版的正(繁)体字本的基础上作了局部删改和修订。需要特别提出的是，笔者非常尊敬的老前辈王仿子先生提出了包括当代大事年表在内的许多准确而宝贵的意见，笔者一一遵照执行。时至1999年9月，一部印装精美的《中华印刷通史》的简体字本与读者见面了。王仿子先生、武文祥董事长、沈海祥所长、张林桂总经理等不少领导和朋友给简体本“通史”的出版以巨大的支持和帮助，其中尤以武文祥董事长的奉献至巨。
2001年5月28日，趁北京召开第七届世界印刷大会和成立中国印刷史研究会，以及台湾资深教授李兴才先生来京之机，在北京召开了《中华印刷通史》（简体字本）出版座谈会。这是个迟到了的出版座谈会。然而，正因为它迟到了，并且迟到多达一年零八个月之久，才使这次会议更能真实地反映众学者的意见和评价，才更具实际意义。会议由中国印刷技术协会武文祥理事长和中国印刷科学技术研究所沈海祥所长共同主持。前文化部常务副部长、时任中国文联主席高占祥，前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时任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会长李守仁，新闻出版总署顾问王益和中国印刷技术协会名誉理事长王仿子等四十多位领导及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领导和专家学者发言中，在盛赞这部《中华印刷通史》的编纂与出版的同时，对尔后的修订工作提出了诸如增加少数民族印刷史、制成光碟出版电子书、将重点内容译成外文以广宣传等多种非常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显然，这些意见和建议反映的是众多同仁对这部《中华印刷通史》及尔后进一步修订的支持与期盼。
前已述及，1998年11月初，笔者同庞多益先生应邀赴台湾，参加11月6日在台北举行的《中华印刷通史》新书发布会和随后召开的两岸印刷史学术研讨会。期间，不少台湾同仁，尤其是决定设立印刷史课程的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台湾艺术大学和世新大学的领导，提出希望能在卷帙浩繁的《中华印刷通史》基础上搞一个压缩本，以便教学（作教材使用）和阅读。之后，在北京召开的《中华印刷通史》（简体字本）出版座谈会上，又有几位学者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为此，笔者与庞多益先生商定，对原作作压缩性编纂与修订。目标限定在40万字。其中：“当代篇”由庞先生负责；起源篇、古代篇、近代篇、附录，以及前言、后记、目录整理等由笔者负责。最后由笔者统稿、编辑成书，定名为《简明中华印刷通史》。压缩本完稿后，承蒙北京大学郑如斯教授推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将其纳入2004年出书计划，于2004年8月出版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