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栋印刷史研究文选之十
作者按：此文系应“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组织编纂《光辉印迹——新中国60周年印刷业发展历程》编纂委员会”之特邀撰写。首刊印刷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光辉业绩—新中国60周年印刷业发展历程》
中国是印刷朮的故乡，中国发明、发展了的印刷朮曾居世领先达千年之久。可中国对被称作“文明之母”的印刷朮起源与发展的研究，不仅起步晚，而且发展迟缓。究其原因，或许是中国古代历代统治者和文人墨客不重视科学技术、视印刷朮为雕虫小技之故吧。纵观与印刷朮有关的研究与著述，虽唐宋以来不乏诸如唐代冯宿禁止私印历日、五代冯道刻九经、宋代毕昇发明活字印刷、元代王祯创转轮排字法等相关记载，但其均系对当时印刷朮及其应用的如实记述，还谈不上“研究”二字。真正称得上是研究的，当首推190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孙毓修著《中国雕版源流考》。距今只有百年。2004年5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著名书史、印刷史家钱存训先生著《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钱先生在该书附录中，收入了他多年搜集、整理、汇编而成的《中国印刷史书目》。书目开篇的第一句话是：“本书目选录现代中国和国际学者对中国印刷、刻书及其相关之版本目录学的著述约1000种……”。可见，《中国印刷史书目》所收书目于印刷之外，还有“刻书及其相关之版本目录学”之类的书目。而且印刷在其中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为加深了解，笔者将钱先生的《中国印刷史书目》按解放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即1949年10月前）、后（1949年10月至2003年10月），分段统计，得出如下几个数据：1、去掉书目中古文物和外文著述两部分，汉文书目共计847种。其中：解放前72种，占书目的8.5%；解放后（截至2003年）775种，占书目的91.5%。2、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这60年中有一个明显的分界线，就是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而且前后都是30年。按照《中国印刷史书目》统计，改革开放前30年为147种；改革开放后截至2003年是628种。鉴于2003年到2009年这6年正处在印刷史著述的高发时期，其书目绝不会少于1000-628-147=225种。我们权且把解放后按1000种计算，可得出如下两组数据：（1）解放前72种，解放后1000种，解放后是解放前的13.89倍。（2）改革开放前30年为147种，改革开放后30年为853种，改革开放后30年的书目是改革开放前30年的5.8倍。据此，笔者把新中国成立后这60年看作是印刷史研究上的黄金时代，而这黄金时代的前30年处在起步与发展时期，后30年才是硕果累累的繁荣昌盛期。统计数字是表象，累累硕果才是实质性内容。下面以：“一、黄金时代的准备 二、黄金时代的成因 三、认识观与方法论的历史性变革 四、盛况空前与硕果累累 五、有组织、有计划研究的开端 六、前景与展望”为题，对“黄金时代的印刷史研究”作概要记述，不妥之处，敬请方家赐教。钱存训著《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大约经历了30年的时间。这30年处在中国印刷史研究与著述的起步与发展时期，或者说它是解放后印刷史研究黄金时代的准备时期。综观这一时期的印刷史研究，首先得益于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高等院校在图书馆学系设立书史课程，以及应设课之需所编写的诸如《中国书史》、《中国书史简编》等含有印刷史内容的著作的出版。与此同时，一些在图书馆工作的图书工作者也开始注重书史、印刷史的研究和著述。张秀民的《中国印刷朮的发明及其影响》（1958），张静卢的《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二编和《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乙编、丙编、丁编、补编（1953-1959），北京图书馆编辑的《中国版刻图录》（1960），钱存训先生的《书于竹帛》（1962），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毋庸讳言，解放后前30年一系列政治运动、尤其是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给发展中的印刷史研究以严重的干扰。所幸者，港、台及海外华人学者的研究方兴未艾。昌彼德的《中国印刷朮》（1951）、李书华的《中国印刷朮的起源》（1962）、凌纯声的《树皮布印花与印刷朮的发明》（1962）、史梅岑的《中国印刷发展史》（1966）、乔衍瓘的《图书印刷发展史论文集》（1975）等众多印刷史著作的出版，给这一阶段上的印刷史研究可谓锦上添花。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印刷教育的出现和发展，给尔后的印刷史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新建的上海印刷学校（1953）、中国人民银行五四一厂印刷技校（1956）、北京文化学院印刷工艺系（1958）、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印刷工艺系（1962）等众多院校在《印刷概论》中，一般都讲授印刷史内容。笔者学习印刷史，就是从1956年由著名印刷专家柳溥庆、张荫余的传授开始的。印刷史教育使众多印刷工作者了解印刷历史并登上印刷史研究这个平台，进而使印刷史研究从文化史层面回归到科技史层面，开创出印刷史研究的一个新局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事物发展规律之中，往往带有一定的必然性。而偶然性中偶然事件的发生，对推动事物加速发展却有着始料不到的作用和能量。就拿解放后的印刷史研究来说吧，刚刚挣脱“文革”枷锁的印刷史研究，在改革开放、百业俱兴的大好形势下，加速发展，势在必然。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印刷朮的故乡，在这样的形势下发起筹建自己的印刷博物馆，也在情理之中。被部分韩国学者争我印刷发明权这一偶然事件激发起来的民族激情，为捍卫印刷发明权而发起的全方位、多视角研究印刷史的热潮，犹如大海之磅礴、火山之喷发，群情激愤、盛况空前、硕果累累。从而造就了前所未有、后世难寻的印刷史研究的黄金时代。
为弘扬中华文化，赓续先人的创造精神，再创中国印刷之辉煌。多少年来，不少有识之士一再呼吁建立一座再现我国印刷发展历程的中国印刷博物馆。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的老领导王益、王仿子同志曾联名上书，申请建立中国印刷博物馆。1990年11月10日，在厦门召开的第七届革命印刷印钞史料征集研讨会上，171名代表联名上书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要求建立一座国家级的中国印刷博物馆。1991年2月13日，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中国印刷技术协会，联名报告新闻出版署，要求重新组建中国印刷博物馆筹备委员会。1992年1月22日召开了中国印刷博物馆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1993年12月4日，中国印刷博物馆举行奠基仪式， 筹委会主任范慕韩在筹委会上致词典礼，并召开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到1996年5月，在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共同努力与党和政府的支持下，一座宏伟、壮观的印刷殿堂——中国印刷博物馆拔地而起，矗立在首都北京南大门的黄村。并于1996年6月1日举行了盛大的落成典礼，召开了有美、日、德、韩、瑞典等多国学者参加的、规模宏大的“第二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并于会前出版了《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文集》。期间，海内外22个单位联合发布《弘扬民族文化，振兴印刷工业，为兴建中国印刷博物馆筹集资金倡议书》。为筹集资金和展品，香港和台湾分别成立了“筹委会分会”和“海外台湾办事处”。香港还组织了声势浩大的“五一”步行集资活动。笔者罗列这些，意在说明筹办印刷博物馆声势之宏大，影响之深远，社会效应之明显。事实已经证明，筹建中国印刷博物馆已经给中国印刷史的研究以巨大的影响和推动。正当中国在筹建印刷博物馆的推动下，印刷史研究蓬勃开展、方兴未艾之时，部分韩国学者加大了争我印刷发明权的步伐和力度。他们于1997年9月、1999年10月、2000年9月，连续召开了三次有关印刷朮发明问题的国际会议。有的会议还邀请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参加，旨在通过这样的国际会议让联合国和包括中国在内的与会代表承认他的“印刷朮起源国”地位。消息一经传开，国内外一片哗然。不仅学术界反应强烈，就连一般的社会民众也深感茫然。大家感到困惑不解的是：这部分韩国学者怎么可以仅凭在韩国发现的一卷佛经——而且还是唐印本——就贸然提出“韩国起源说”呢？期间，应邀参加会议的著名科技史家潘吉星、北京大学博士导师肖东发等以理力争，使争夺者图谋破产；新闻出版报、文物报、光明日报也分别以整版篇幅刊发了笔者与潘吉星、李致忠的学术论文。一时间，全国各地报刊，不分大小，纷纷发表署名文章，以大量文物、文献为据，说事实，讲道理，给争夺者以有力地批驳。有效地捍卫了我们祖先发明印刷朮的发明权。捍卫印刷发明权给印刷史研究以巨大的推动和激励。我们中国发明的印刷朮，主要是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其用途主要用来印书。印刷因印书而得以迅速的发展与普及。而印书既是印刷的主要对象，也是书史与出版史研究的主要内容。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书史、出版史、印刷史相互交融、难解难分的状态。加之，历史上有关印刷朮起源与发明的记述又皆载于古籍图书之中，致使早期的印刷史研究和著述皆以书史为中心，且多出自书史学者之手，此实乃历史发展之必然。解放后，随着印刷工业的快速发展和印刷社团、科研、教育等单位的建立，从业印刷的专家学者越来越多。这些熟悉印刷技术的学者陆续登上了印刷史研究这个平台。与印刷为伍，视点自然是印刷，视野也必然扩及印刷设备、器材、科研、教育及专业书刊出版等相关领域，“大印刷史观”应运而生。用大印刷史观研究印刷史，导致印刷史研究发生了从认识观到方法论的历史性变革。正是这一历史性变革，导致印刷史从文化史层面回归到科技史层面，印刷史研究也更加贴近了历史的真实。
1、印刷是工艺技术，属科学技术范畴；印刷史是以印刷工艺技术的发展为主线的印刷事业史，属科技史范畴。因此，研究印刷史要以印刷工艺技术的发展为主线，旁及印刷设备、器材、科研、教育与专业书刊出版等相关领域，全面、系统的进行。2、印刷朮的起源与发明，是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是无数先贤集体智慧的结晶，任何以一事一物为据断定印刷朮的发明时间和地点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3、印刷朮发明有物质、技术两个基本条件：其中物质条件有印版、转印材料（印墨）和承印物三个基本要素；技术条件的基本要素是手工雕刻技术和转印复制技术。物质、技术条件成熟之后，印刷朮的发明则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指日可待。4、印刷涵盖印书，但不等于印书。印书与印报、印钞一样，是印刷的一个应用领域，是印刷发明后经过一段较长时间发展之后的产物。任何把印书与印刷混为一谈，或把开始印书的时间定做印刷发明的时间的认识和做法都是错误的。5、印刷朮源远流长。其源远与流长之间有一个分界线，就是“发明”。发明之前为“源”，发明之后为“流”。研究印刷史不可不探其源，而且要从其源头谈起。6、研究印刷朮的发明问题，首要的是先给（中国传统的）印刷朮下一个较为准确的定义。这个定义既要精练，又要满足如下三个条件：（1）印刷是复制朮，它以大量复制、从而满足社会文化事业之需为目的；（3）印刷必有印墨（转印材料），印版通过印墨将印版上的图文转印到承印物上。据此，笔者认为把中国发明的印刷朮定义为“通过转印材料，把印版上的图文转印到承印物上去的工艺技术”比较适宜。改革开放30年来，与印刷史研究有关的重要事件都运用了“大印刷史观”。譬如：台湾资深教授李兴才先生的《印刷工业概论》（1973）、笔者与张耀昆为北京印刷学校设印刷史课程合编的《中国印刷史简编》讲义（1984）、中国印刷博物馆的布展方案（1993）、范慕韩等主编的《中国印刷近代史》（1995）、笔者与庞多益、郑如斯等的《中华印刷通史》（1998），笔者与马贵斌主编的《中国印钞通史》，都运用了“大印刷史观”。可见，大印刷史观在印刷史研究中已经发挥了主导作用。开辟了印刷史研究的一个新局面。
改革开放后的30年间，印刷史研究盛况空前、硕果累累。主要表现在：改革开放后，在全国各地陆续建立了一些专司印刷史研究的机构，一些出版单位和报刊也担负起出版印刷史图书和文章的任务。举例如下：1981年，印刷工业出版社在编辑部设有专职编辑，负责组织编纂与出版印刷史专著；1992年，北京印刷学院率先成立了“印刷史研究室”，着手印刷史的教学与研究；1996年，新落成的中国印刷博物馆设立了印刷史研究室；2001年，在中国印刷技术协会，成立了专司印刷史研究与宣传的“中国印刷技术协会印刷史研究委员会。此外，北京印刷学院院刊、国家图书馆馆刊、光明日报、新闻出版报、中国印刷、上海印刷杂志、广东印刷、香港印艺月刊、台湾印刷会讯等媒体，有的设有印刷史专栏，有的则不失时机地发表印刷史文章。这些印刷史机构和媒体对印刷史研究、宣传，乃至印刷史研究的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初，与笔者同在中国印刷科学技术研究所的庞多益、谢增凯等几位领导，开始呼吁、倡导“筹建中国印刷博物馆、成立中国印刷史研究会、在印刷院校开设印刷史课程”这三件事。1984年，在北京印刷学校领导支持下，决定由北京印刷学校、印刷工业出版社合作，在北京印刷学校正式开设《中国印刷史》课程。双方商定：由印刷工业出版社提供师资和教材，北京印刷学校安排计划和负责教学服务，于1985年第二学期在四个班正式开课，各32个课时。印刷工业出版社领导将编写教材和授课任务落实到人，要笔者承担。此后，笔者同张耀昆合作编写了《中国印刷史简编（讲义）》，由笔者直接授课，反应良好。这是印刷院校正式开设印刷史课程的开端，具有开创之功（按：此前印刷院校均系在《印刷概论》中讲授印刷史内容，并非正式设课）。3、中国印刷博物馆的筹建与数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的召开从王益、王仿子二位前辈于1983年6月28日联名提出《关于筹建印刷技术博物馆的建议》起，近30年来，印刷史研究的一切活动几乎都是围绕中国印刷博物馆的筹建工作展开的。尤其是筹委会主任范慕韩指示印刷博物馆的布展方案要以“大印刷观”为指导和连续九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的召开，以及各界同仁为捍卫印刷朮发明权所掀起的印刷史研究的热潮，高潮迭起，盛况空前。
中国印刷博物馆落成典礼隆重开幕，中外嘉宾近二千人与会，热闹非凡。‘第二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自6月1日下午起，在新落成的博物馆多功能廰举行，为时一天半的时间，出席中外学者一百余人，发表论文48篇，并出版了50万字的《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文集》，确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盛事。”王益同志致闭幕词，说：“这次第二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比第一届有很大进步。第一个进步是比第一届规模大、人数和论文比第一届多，各方面的专家学者都来了，中国的专家学者（包括台湾和香港）、美国、日本、德国、韩国、瑞典有志于印刷史研究的学者都来了。第二是本届研讨会入选论文四十八篇，几近第一届的三倍，这对写论文的人是个促进，是促进印刷史研究的一种重要方式。第三是在开会前出版了一本书——《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文集》，内容收录第一、第二届的全部论文，这是筹委会秘书长张树栋先生的功劳，是他克难奋斗努力所得的成果……”。此后，我们又组织召开了四次印刷史学术研讨会，其中有一次是在台北召开的。六次印刷史学术研讨会的召开，极大地推动了印刷史研究的开展，实乃印刷史研究处在它历史上的黄金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
著名印刷史学者、美籍华人钱存训博士在其《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的“绪论”里提到：“近50年来，以中文和外文发表有关中国印刷史的专书和论文不下1000种（按：该书出版于2004年5月，此数据统计至2003年），……在近年出版的专著中，张秀民《中国印刷史》、钱存训《中国科学技术史：纸和印刷》、张树栋等《中华印刷通史》和潘吉星《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等书的内容比较全面而详尽，各有其特点。”可见，这是钱先生综览、分析近年出版的有关印刷史的多种专著得出的结论。此外，近年新出版的有关印刷史的数十种专著之中：范慕韩等主编的《中国印刷近代史》，史金波和雅森·吾守尔的《中国活字印刷朮的发明和早期传播》，叶再生的《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郝振省主编的《中国出版通史》和即将出版的曲德森主编的《中国印刷史图鉴》，马贵斌、张树栋主编的《中国印钞通史》，都是各有特点且具有填补历史空白意义的重要著作。三十年来，各大报刊发表的印刷史文章数以百计，难以统计。期间，中国印刷、上海印刷杂志、广东印刷、北京印刷学院院刊均设有“印刷史专栏”，连续、长期刊载印刷史文章。新闻出版报、光明日报、文物报以及香港、台湾的很多报刊也经常刊发印刷史文章。其中，有不少文章，譬如在捍卫印刷发明权活动中以整版篇幅刊发的张树栋（署名张子谦）的《从社会文化发展看印刷朮的真正起源》、潘吉星的《从考古发现看印刷朮的起源》、李致忠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译刻考》等史料翔实、有理有据的论说，给争夺者以有力的批驳。数十种印刷史专著的出版和数以百计的印刷史文章的发表，对印刷史研究盛况空前的黄金时代的形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印刷史研究处在黄金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近三十年来，文献与考古研究成果累累。篇幅所限，不宜展开论述，仅罗列事项如下：（1）2008年发现一件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印花机具，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孙机先生鉴定其为“战国时期的印染工具”，中国印协印刷史研究会与北京印刷学院印刷史研究室已将其立项进行深入研究。（2）1990年，湖北省英山县发现一方宋代墓碑，碑心正中刻一神灵牌位，上刻“故先考毕昇神主、故先妣李氏妙音墓”15个大字。1993年10月，湖北省六位省级考古专家鉴定其为：“墓主即我国北宋时期活字印刷朮发明家毕昇”。笔者也曾两赴英山对其进行实地考察。1994年5月5日，国家文物局馆藏文物认定小组将其认定为国家一级馆藏文物。1995年12月，有新闻出版署副署长刘杲和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史树青先生参加的“英山毕昇墓碑研讨会”，作出了：“初步认定湖北英山发现的毕昇墓碑是北宋活字印刷朮发明家毕昇的墓碑”的认定。（3）冯鹏生著《中国木版水印概说》举证：1983年美国纽约克里斯蒂拍卖行所出版的《中国书画目录》第363号《敦煌木刻加彩佛像》，为隋代的雕版印刷品，并得到中国木版水印大师王荣麟、孙树梅先生的认同。该画印于隋朝大业三年，即公元607年，是现存最早有明确日期的雕版印刷品。
（4）1974年在西安唐墓出土的梵文《陀罗尼经咒》，其随葬品皆为唐初或早于唐初之物，陕西考古专家鉴定其为唐初印刷品。（5）1966年，在韩国庆州佛国寺释迦塔内发现了一卷带有武周制字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专家考证其为唐武周末年（公元701-704年）洛阳刻本。（6）目前，北京印刷学院印刷史研究室正在对新发现的“金代军用票据青铜印版”立项研究。（7）1989年，在甘肃省武威县新华乡缠山村亥母洞旧址，出土了西夏文泥活字印本《维摩诘所说经》残部。1993年著名西夏史学家史金波先生在俄罗斯考察时，又在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再次发现了这部佛经，并认定它是公元12世纪中叶西夏泥活字印本。（8）1991年，在宁夏贺兰县拜寺沟西夏方塔出土了一部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经著名考古专家牛达生先生考证，认定是不晚于公元1180年的西夏文木活字印本，并通过了文化部组织召开的部级鉴定。（9）2000年，史金波先生又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发现了西夏时期印刷的汉文历书残叶。历书上既有倒字等明显的活字印刷特征，又有明确的年代和日期，历法专家考证其为公元1211年遗物。这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最早有明确日期的活字本历书 确日期记载的活字本历书。同时还发现了最早的藏文刻本。
（10）现存最早的成套钞版——南宋关子印版，经众多专家学者20余年的潜心研究，被鉴定为“南宋末年私印关子铅版”，属国家博物馆馆藏一级文物。（11）笔者是“捍卫印刷发明权专家小组”成员，承担的课题是研究、撰写《中国印刷朮起源与发展史略》，原计划用极其精练、简短的文字，勾画出印刷朮起源与发展的脉络和轨迹，用汉、英、日、德、韩等多国文字出版，在世界范围内免费赠阅，以广宣传。此项目已完成，有译成外文印发。（12）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敦煌石窟发现的维吾尔文木活字，雅森·吾守尔先生亲赴法国巴黎，将当年伯希和携至法国、收藏在吉美博物馆的960枚木活字取样回国。对活字印刷西传的途径和方式，提供了重要的依据。（13）北京印刷学院印刷史研究室以尹铁虎先生为首的课题组，按照沈括《梦溪笔谈》有关毕昇泥活字印刷工艺的记载，研究、制作了泥活字及相应材料，排印了《梦溪笔谈》中的相关记述，以印刷人的亲手实践，证明了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是可行的。上述研究成果表明，30年来，中国印刷史的研究成果是多方面的、丰硕的。正是这硕果累累的科研成果，为30年来印刷史研究增光添彩，成为黄金时代印刷史研究的重要标志之一。早期的印刷史研究，都是个体学者单兵作战，缺乏研讨与交流。谈到有组织、有计划开展研究的开端，还得从《中国印刷近代史》的编纂说起。1991年6月29日，范慕韩同志召集有王益、王仿子、武文祥、沈海祥等领导参加的会议，提出组织编纂《中国近代印刷史》，并指令成立以张树栋为组长、辽宁印协理事长夏炎和上海出版印刷专科学校王世玲教授为副组长的编写组，着手进行《中国近代印刷史》的总体设计及编写方案的准备工作。此后，编写组就中国近代印刷史的历史分期和断代等一系列学术问题，在北京、上海组织召开了有印刷、图书、出版、史学等多学科专家和学者参加的研讨会和论证会，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拟订了编写大纲、编写计划、编写要求等三个纲要性文件，并成立了以范慕韩为首的编纂委员会。可见，《中国近代印刷史》（后因故改名为《中国印刷近代史》）的编纂，是中国印刷史研究史上有组织、有计划和多学科、多领域学者合作开展研究的开端。就有组织、有计划研究印刷史而言，中国印刷博物馆的筹建，尤其是印刷文物展品的收集和布展方案的拟订，都离不开对印刷史的研究。其间，有组织、有计划地召开了多次有多学科学者参加的研讨会、论证会。正是这些多学科、多领域学者参加的学术会议，为印刷博物馆布展方案的拟订和落成开馆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正当我们致力于《中国印刷近代史》的编纂和中国印刷博物馆的筹建之时，韩国部分学者加大了争我印刷朮发明权的力度，迫使我们不得不分神应对。作为捍卫印刷发明权的一项重要措施，我们着力于对印刷朮起源与发明问题的研究，并遵照李岚清副总理的指示精神，经过专家论证，确立了研究课题，向有关部门申报立项研究。这是中国印刷史研究首次有组织、有计划申报科研项目立项研究的开端，对今后的印刷史研究影响深远，意义重大。
2009年8月11日，在北京印刷学院多功能厅召开了“中国印刷技术协会印刷史研究委员会第二届委员大会”。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换届选举和深入开展中国印刷朮起源与发明问题的研究。武文祥会长的工作报告和新当选的主任委员、北京印刷学院院长曲德森同志的讲话，都提出了进一步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印刷史研究的问题。会议一致通过了将“深入开展‘中国印刷朮起源与发明研究’列入中国印刷技术协会印刷史研究委员会优先研究课题，争取在国家有关部门立项”的决议案。曲德森主任委员在讲话中，代表第二届中国印协印刷史研究委员会领导班子，就本届研究会的工作思路和工作重点作了汇报。汇报从八个方面，全面展现了今后印刷史研究的内容和前景：汇报的第七项，对今后印刷史的研究工作作了具体的部署，决定于2007年召开“第七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会议论文集。还建议从第七届起每2年召开一次学术会议。有条件时力争主办印刷史国际会议。根据印刷史研究的现状和第二届中国印协印刷史研究会委员大会提供的信息，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上级领导和业界同仁支持下，第二届中国印协印刷史研究会在曲德森主任委员领导下，一定会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把中国印刷史的研究工作做得更好。以优异的成绩，累累的硕果，让“印刷史研究的黄金时代”得以延续，为传承和弘扬中国印刷文化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张树栋 :1936年生于河北献县淮镇东刘庄村，大专学历，副编审职称。从业印刷、出版与印刷史研究63年余。著有《中华印刷通史》《中国印钞通史》等图书20余种，在人民日报、新闻出版报、中国印刷、台湾印刷人、香港印艺月刊等多家报刊发表文章200多篇。近作《中华印刷典故》荣获2015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首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图书、第28届华东地区优秀图书一等奖。现任中国印刷博物馆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印刷博物馆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印协印刷史研究会副主任委员、中华书局《中国出版史研究》编委会编委。
赵志忠，笔名赵刚，号国学守望者，男，1973年4月生，河北省献县淮镇人。作品发表于《诗刊》《中华诗词》《中华辞赋》等。中国作家协会《诗刊·子曰诗社》社员，诗词中国·中华诗词网2017年度优秀通讯员，采风网2017年度十大新闻奖获得者，河北省诗词协会会员，河北省采风学会会员，河北省沧州市诗词楹联学会副秘书长，沧州市新联会常务理事，沧州市作家协会会员，《沧州骄子》编委，《诗眼看世界》创始人，采风网沧州站站长，献县知联会理事，献县新联会副会长、秘书长，沧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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