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林盛事：曝书宴

文/韩青

宋代馆阁校勘刘挚曾有诗云：

帝所图书一岁开，

及时冠盖满蓬莱。

发函钿轴辉唐府，

散帙芸香馥汉台。

地富秘真疑海藏，

坐倾人物尽仙才。

独怜典校来空久，

始得今年盛事陪。

写的是他参加宋代馆阁曝书会时的感受。从诗文中可以看出，刘挚对获得参加这一盛会的资格非常珍惜，觉得能参与其中是光荣且值得自豪的。不但刘挚如此，当时能参加此宴会的人大多都有这种心理感受。如同样曾任职馆阁校勘后来升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的苏颂也有诗道：

鸿都清集秘图开，

遍阅真仙暨草莱。

气韵最奇知鹿马，

丹青一定见楼台。

宴觞更盛华林会，

坐客咸推大厦才。

久事簿书抛翰墨，

文林何幸许参陪。

以“宴觞更盛华林会”表达宴会的宏大气氛，用“文林何幸许参陪”表达参加这一盛会的难度和荣誉。“久事簿书抛翰墨”的人有机会参加群贤毕至的国家盛宴是幸运的，这种幸运因为宴会上还有“地富秘真”一样的书籍供他们翻阅。

诗文中被读书人如此追捧的盛事，就是贯穿宋代始终的馆阁曝书时举办的曝书宴会。宋代的馆阁就是国家藏书机构。曝书，是图书保护的一种手段，即将久藏图书拿出晾晒，防蠹防霉变。曝书期间，皇帝举办宴会，准予文人学士参加，这是文臣生活中一件备受瞩目的大事。宋代馆阁曝书宴会为什么被朝臣如此看重，又为什么每年一次伴随宋朝始终，我们将在下文逐步分析。

馆阁：宋代的国家藏书机构

馆阁作为宋代国家藏书机构，包括四个部门，集贤院、史馆、昭文馆、秘阁，四个部门合在一起并称馆阁。

宋朝建立时，继承前朝及五代旧制，设立昭文馆、史馆、集贤院。太平兴国年间，将此三馆共置一院，东庑为集贤院，西庑为昭文馆，南庑为史馆，称为崇文院。端拱年间，又在崇文院内设立秘阁，三馆一阁都在崇文院内，合称馆阁，“然皆但有书库而已”。因为都在崇文院内，所以，我们简称其为馆阁藏书，但实际上是指秘阁与集贤院、昭文馆、史馆四馆藏书。但是到神宗时期，馆阁名称有所变化，神宗“废馆职，以崇文院为秘书省，刊写分贮集贤院、史馆、昭文馆、秘阁经籍图书”。这是元丰改制后的事情，因此从宋神宗元丰改制之后，秘阁、三馆并入秘书省。直到南宋，国家图书馆称谓由馆阁变为秘书省，但习惯上仍然称馆阁，所以宋神宗之后的国家藏书机构，准确地说应该是秘书省。

为了方便叙述，我们也按旧俗将宋代藏书机构称为馆阁。宋代馆阁藏书数量增减无常，不断变化。宋朝初年，战乱刚刚结束，国家藏书非常少，“三馆书才数柜，计万三千卷”。宋太宗遂“下诏遣使购求散亡”书籍，同时又在“削平诸国”的时候，“收其图集”，还“多方收拾，抄写购募”。在这样的努力下，“三馆之书，稍复增益”。宋真宗时，藏书达到2227部39142卷。

由于保护不当，在一次大火中，多方搜集来的图书大部分被烧毁，“书多煨烬”。朝廷的反应相当迅速，立刻采取措施，“命重写书籍，选官祥覆校勘”，派专官管理其事，“书成，归于太清楼”。宋仁宗时，藏书又迅速达到4799部47588卷。宋神宗时，藏书6705部73877卷。比“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时的“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还多。南宋初年，由于战乱，曾经收藏丰富的图书又一次焚毁殆尽，宋高宗“乃建秘书省于国史院之右，搜访遗阙，屡优献书之赏”，很快便达到44486卷。到宋宁宗时期，藏书又达到59429卷。这说明，宋朝皇帝对搜求图书、保护图书都是非常重视的。

曝书：宋代馆阁藏书的保护手段

宋代对图书的保护方式，主要有防火、防潮、防虫等。比如秘书省防火規定：“本省自来火禁。”在不得已需要使用火烛的时候，需有专人负责，随时准备灭火，“遇有合用火烛去处，守门亲事官一名专掌押火洒熄”。

防虫的办法有很多，比如用香药驱虫，“古人藏书辟蠹用芸”。芸是一种香草，叶子像豌豆叶，这种草“辟蠹殊验”，防虫效果特别好，“采置书帙中，即去蠹”。前文诗中说的“散帙芸香馥汉台”，就是说的芸香防虫。但是芸香防虫效果并非完美，不能完全防止图书的霉变和虫蛀，仍需要其他办法进行更全面的保护，于是，才有了更为复杂的防虫防潮程序——曝书。

曝书就是将书籍拿出来晾晒，这种方法西周时已出现。279年汲县农民盗掘魏襄王墓时出土的《穆天子传》里就记载说“蠹书于羽林”。蠹书，郭璞解释“谓暴书中蠹虫，因云蠹书也”。《穆天子传》是讲周穆王西行旅游的书，故事发生在周朝。汉代也有曝书，《四民月令》记载：“七月七日作曲，暴经书及衣裳。”不但晒书，衣服也要拿出来晒。

北宋以前的晒书，时间基本都在夏天，即五月至七月间。贾思勰写的《齐民要术》里说：“五月十五日以后，七月二十日以前”，必须晒三次，这是因为“五月湿热，蠹虫将生”，夏天不晒书，“必生虫也”。晒书不是在太阳下暴晒，而是“于大屋下风凉处，不见日处”晾晒，如果在太阳下暴晒，则会“令书色日曷”，纸张变色，而且还会“生虫弥速”。

南宋和北宋时期曝书时间有所不同。北宋是五月至八月，“五月秘府始暴书”，一共三个月时间。南宋则是五月开始至七月结束，改为两个月时间。这种变化，是一个科学合理的变化。这是因为南宋时期朝廷迁到了杭州地区，居住环境的改变使晒书时间也有所变化。南方七月“正直炎熏”，曝书时“恐暴雨时至，骤不及防”，“有卒不得收拾之虞”。“南北地气不同，是不可不辨也”。这种及时的变化，足以说明宋代皇帝对图书和图书保护的重视。

宋代馆阁藏书曝书宴

宋代曝书活动，内容丰富，不只是简单地把书从书库中拿出晾晒，其间还有阅读、教学等事项。比如叶梦得曝书，就是“日取所喜观者数十卷”，并“命门生等从旁读之，不觉至日昃”。这是曝书活动的常态。国家图书馆的曝书，也有类似活动内容，其规模更大 ，活动内容更丰富。除观览图书外，还可以欣赏名画，苏颂写诗说：“鸿都清集秘图开，遍阅真仙暨草莱。”鸿都是汉代藏书机构，清集秘图是图书和藏画，真仙、草莱是指图书品类丰富，雅俗均有。秘图是平时见不到的画作，参会的人此时都可以看到了。诗文下注解说：“是日诸公观画，尤爱梁令在瓒题吴生画《五星二十八宿真形》，又谓淳化《丰稔村田娶妇图》，曲尽田舍佚乐之意形。”一些搞研究的学者型官员还可以解决平时的疑惑，如叶梦得说：“村校中教小儿诵诗，多有'心为明时尽，君门尚不容。田园迷径路，归去欲何从一篇，初不知谁作。”后来大观年间，他参加了馆阁曝书会，发现昭文馆书库墙壁间有一个破箱子，里面放置数十册图书，“蠹烂几不可读”，他随便翻阅时发现一本书名曰《玉堂新集》，载有此篇，“乃幽求咏怀作也”。

国家举办的图书盛会，皇帝也要表现自己的文化修养，他常常拿出自己的诗词画作给大臣们欣赏，获得他们的赞美，比如有大臣写出“三元初识皇文秘，八法争看御墨鲜”的诗句，表达大臣们对皇帝书法诗词的喜爱。

曝书会上最重要的活动是宴饮，由皇帝拨款设宴款待参加曝书会的大臣们。“以七月七日为晒书节，三省六部以下，各赐缗钱开筵宴，为晒书会。”“岁于仲夏曝书，则给酒食费”，“待遇儒臣，非他司比”，受邀请参加的大臣职位身份都比较高，主要以馆阁大臣为主，“一应馆阁并带贴职官皆赴宴”。馆阁“地望清切，非名流不得处”，没有点儿名气是没有资格进入馆阁任职的。从这个层面说，参加曝书会和曝书宴会的人，要么是朝廷倚重的大臣，要么是清流名士。由于他们的加入，这个宴会显得档次很高，参加这个宴会就成为朝臣们的荣誉象征。

这么多声名显赫、位高权重的人聚在一起开会吃饭，座位排序是一件麻烦事儿，最初“以爵为位叙”。但是一些年长有名望但爵位低的人就要坐在年轻又爵位高的人之下，常常引起矛盾。宋神宗元丰年间，有人以“馆阁曝书会非朝廷燕设也”为借口，改为“以兄弟为次”。即这个宴会并非国家正式公开举行的宴会，应该以年龄为序排座。这个提议得到了朝臣们的认可并延续下去。

曝书会及曝书宴会的隆盛，于史料记载中可见一斑，“是月，召尚书、侍郎、学士、待制、御史中丞、开封尹、殿中监、大司成两省官暨馆职，宴于阁下”。从邀请人员来看，品秩都比较高，“陈图书古器纵阅之，题名于榜而去”。观赏完毕之后还要签名留下纪念。“凡酒醴膳馐之事，有司共之，仍赐钱百缗，以佐其费。”大观元年八月，“请于朝，又增赐四百缗。宴日，仍遣中使以御酒、化成殿果子赐在省官，最为盛集，前此未有”。宴会费用由朝廷提供，饮御酒，吃珍馐，表现出丰富而高级的场景。这一记载见于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一书中，说的是宋徽宗时期的曝书宴会，很具有代表性。

陈在《南宋馆阁录》中记载宋高宗的曝书宴会时表达了更多内容，曝书会时，“秘阁下设方桌，列御书、图画”。这是整体场面，然后细分为，“东壁第一行古器，第二、第三行图画，第四行名贤墨迹;西壁亦如之”。东西分为四排，每一排都有不同名目，之后“东南壁设祖宗御书;西南壁亦如之”。御书放在东南方，“御屏后设古器、琴、砚，道山堂并后轩、著庭皆设图画”。御屏后有古琴等古器。“开经史子集库、续搜访库，分吏人守视。”这是图籍部分，可以随时观看。“早食五品，午会茶果，晚食七品。”一日三餐内容丰富。“分送书籍《太平广记》《春秋左氏传》各一部，《秘阁》《石渠碑》二本，不至者亦送。两浙转运司计置碑石，刊预会者名衔。”离会后还送书籍等，并刻名留念，即前文所说的题名于榜。

宋代为什么要举办曝书宴

宋代的曝书宴会很隆重，在国家太平时期，几乎年年举办，内容也越来越丰富。其中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其一，宋代朝廷对文化的重视，表现之一就是对图书典籍保存的重视。从宋初诸位皇帝搜集图书的力度可以看出，自宋立国直到灭亡，朝廷一直对以藏书为代表的国家文化事业十分重视。史载：“国步艰难，军旅之事，日不暇给，而君臣上下，未尝顷刻不以文学为务，大而朝廷，微而草野，其所制作、讲说、纪述、赋咏，动成卷帙，垒而数之，有非前代之所及也。虽其间裂大道，疣赘圣谟，幽怪恍惚，繁琐支离，有所不免。然而瑕瑜相形，雅郑各趣，譬之万派归海，四渎可分，繁星丽天，五纬可识，求约于博，则有要存焉。”虽然南宋后期，国家“国步艰难，军旅之事，日不暇给”，即使是这样窘迫艰难的情况之下，君主与朝臣们也“未尝顷刻不以文学为务”，赐书和“题名于榜”更是彰显了朝廷的重视，对文人有着莫大吸引。

其二，皇帝個人文化水平的展示。从宋太宗时期开始，凡有“奎文宸翰必以宣示”，“制作必令歌颂”。饮宴聚会是向朝臣们展示和接受他们歌颂的最佳环境……曝书宴会上，皇帝必定有御书临世，“使天下后世咸知皇帝陛下典学稽古”，朝臣们大大地歌颂一番，起到“迪文右贤”“润色洪业”的作用。比如大臣周麟之就歌颂说：“丰功盛烈，化懿纲，巍乎与淳化比隆矣。”还有人写诗赞美：“御本曾看锦帕舒，醉惊飞阁上凌虚”;“三元初识皇文秘，八法争看御墨鲜”;“香罗剪帕金描凤，红字排方玉作签。身到蓬山瞻御墨，眼惊奎宿射珠帘。”皇帝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一定达到顶峰。这种形式不仅塑造了皇帝本人文化修养高深的形象，也拉近了君臣关系，互相得到满足。

其三，君臣关系的另一种交流方式。宋人说：“君臣之分，以严为主，朝廷之礼，以敬为主。然一于严敬，则情或不通，无以尽忠告之益，故制为燕飨之礼，以通上下之情。”君臣朝礼，讲的是严肃认真和上下有别，容易使人紧张而不能掏心掏肺地说话。而宴会上大家比较放松，排座次也不用按照尊卑礼制，情绪上的放松可以使人更便于联络感情，这也是君臣深入沟通的一种方式。因此受到皇帝和大臣们的欢迎。

曝书宴会是宋代特有的现象，时至元明清，虽然曝书活动每年还照常实行，但盛大又热闹的曝书宴会则再难觅踪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