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66 说上海# 四川中路卜内门大楼往事寻踪
1926年7月的一天，位于当时上海四川路近广东路处的卜内门大楼内一片躁动不安，面带焦虑神色的洋大班与高级职员们正围坐在一起，讨论着如何对付一位名叫“范旭东”的中国人。
就在不久前的6月29日，由范旭东所领衔的永利碱厂正式对外宣告“成功生产出合格纯碱”，从而打破了当时国内被英商卜内门公司垄断了近二十余年的纯碱市场，这家远道而来的英商企业第一次在中国市场上遇到了民族企业强有力的挑战。
四川中路原卜内门大楼
创办于1872年的卜内门公司于19世纪末进入中国，曾长期垄断中国化肥、碱类和其他化工原料的进口业务，其在天津、汉口、广州、哈尔滨、烟台等地相继设立过分号与经销处，在上海曾设有远东总号驻华分行。
卜内门公司之所以能在较长时间内控制中国的纯碱市场，除了当时国内制碱工业薄弱的因素外，卜内门自身的两项优势也是促使其能立足于中国市场的重要原因。其一，卜内门具有一支较为强大的研发团队。作为其创始人之一的路德维格·门本身就是一位发明家，而在其公司内部也不乏像托尔维这样专以“制碱氨化工艺”而见长的一流能手，因此卜内门的整体实力可见一斑；其二，卜内门在对华经营中用人得当。它在进入中国市场后就果断启用了熟悉中国市场且踏实肯干的英国人李德立，这位“中国通”为了使得洋碱能够迅速进入中国市场，曾在多地雇人肩挑洋碱走街串巷，他有时则会紧跟一旁摇铃叫卖以引起路人围观，就这样，卜内门的洋碱开始在国内逐步为大众所熟知，并于数年后在中国站稳了脚跟，正如由夏伯铭编译《上海1908》一书中所述：“（卜内门）东方业务由总经理李德立于1900年开始经营，业务量在他的领导下稳步增长”。至20世纪20年代初，卜内门在中国的制碱领域内已显一枝独秀之势，为了应对日益庞大的公司规模与各类业务往来，卜内门斥资开始在上海建造新楼，这就是如今位于四川中路133号的原卜内门大楼。
卜内门大楼建造于1921-1923年，整体以新古典主义风格为主，局部带有巴洛克装饰。值得一提的是，在该大楼的外立面上还曾有过两座扛柱力士雕像及其他精美浮雕，只可惜如今多已难觅踪迹。大楼由两位英国建筑师格拉汉姆·布朗与温格罗夫设计，他们曾在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留下过不少至今仍为大众所熟知的作品，据郑时龄著《上海近代建筑风格》一书中所述：“（他们）已知的作品有位于华山路上的利德尔宅（现中福会儿童艺术剧场）……张园地区的王宅（现威海路590弄77号原花旗银行买办王俊臣住宅）……格拉汉姆·布朗还参与了嘉道理府邸（现延安西路中福会少年宫内大理石大厦）的设计”。
电影《女理发师》中留下的有关卜内门大楼外立面力士雕像的珍贵影像
华山路中福会儿童艺术剧场内原利德尔宅
张园77号原王俊臣旧宅
延安西路中福会少年宫内大理石大厦
新楼的竣工象征了卜内门在华巅峰时期的到来，同时另一股强劲有力的“中国力量”也正在当时中国的北方迅速崛起，而这股新兴力量的带头人就是有着“中国民族化学工业之父”之称的范旭东。此时的他在率领着“久大精盐公司”披荆斩棘的同时也正在谋划着另一个崭新的计划——向国内制碱领域挺进，他永远不会忘记1922年夏天在庐山遇到卜内门总经理李德立的那一刻，这位“中国通”操着流利的汉语嘲笑他道：“中国人办碱厂早了三十年！”为此范旭东忍辱负重，并在此后经常自勉及勉励他的同事们道：“要想让化学工业形成我们民族的长城，就要咬紧牙关，一代人两代人地干下去，才有可能成功。我们没有退路，摆脱绝境的唯一办法，就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任何事情只要努力去做，多少会有成就。”
范旭东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范旭东、侯德榜、陈调甫等人的同心协力下，1926年6月29日，位于天津的永利碱厂终于生产出了符合国际标准的纯碱，这是范旭东等人历经千百次试验失败后在该领域内所取得的首次成功。那一天，范旭东激动地对永利同仁们说道：“诸位，今天我们总算制出了合格的中国碱……在远东、在亚洲我们是第一家！”就在两个月后的1926年8月，这款以“红三角”为商标的“中国纯碱”亮相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并一举获得最高荣誉金质奖，从此在世界的“制碱舞台”上也有了中国的一席之地。
永利“红三角”纯碱的成功上市自然是卜内门公司所不愿看到的，为了尽快遏制这股新兴力量的发展势头，卜内门开始依仗着自身庞大的财力优势与永利打起了价格战，他们通过在国内除天津以外其他城市大幅降低纯碱价格的手段，意图逐步将永利挤出纯碱市场。对此，在永利内部也出现了两派不同的观点，多数一派的观点认为只要能维持住天津的市场就足以保住永利，与卜内门这样的“庞然大物”去争夺其他市场，势必会使得永利遭受更大的损失。但范旭东对此有自己独到的观点，他认为：“如果永利只把销售集中于天津一地，外地销路没有打开，市场基础不巩固，有朝一日，卜内门再回来收拾永利，那永利将完全处于被动，结果很有可能会彻底失败。”在范旭东的坚持下，永利还是决定与卜内门将这一场纯碱价格战进行到底，以范旭东为首的永利高层在这场商战博弈中通过采取“围魏救赵”的策略，最终使得卜内门的计划未能如愿。
那这出“围魏救赵”的好戏究竟是如何上演的呢？
这里就要提到范旭东过人的战略眼光了，他在已知永利在“国内市场”不占优势的情况下，果断将“战场”开辟到了邻国日本，即在日本市场上同样也以最低价格出售“红三角”纯碱产品。这一招正中了卜内门的软肋，因当时卜内门在日本的市场份额是永利的十倍，故如果卜内门在日本市场也跟着永利一同降价的话，势必会遭受更为严重的损失，但如若置之不理，日本市场必将会被永利所得。面对两难，卜内门无奈只得主动作出“终止价格战”的决定。
四川中路原卜内门大楼
此外永利平日里对于员工的“优厚福利”也是其在这次商战中能够获胜的重要原因，如据著名新闻记者徐铸成在《久大、永利两厂参观记》一文中所述：“此外更可大书特书者，即该两厂早已实行三八制（八小时工作制），工人待遇极优……工人宿舍凡两部分，普通六七人住一室，亦尚清洁；其携有家眷者，则别有工人寄宿舍，每座砖屋三间及一大院，租价仅一元，电灯亦由厂供给。此外医院、浴室、理发处，应有尽有。另有一大烤面包房，取价极廉，日用品有消费合作社，工人出股2元，职员4元，另由工厂出资千元，共3000元开办，商品极充足，俨然一小规模之百货公司矣。工人生活丰富，工余有旧剧社等之组织……工人与职员之生活丰富而有秩序，绝无其他工厂劳资生活悬殊之恶习”。虽说徐铸成的这篇报道是写于这次商战之后的1930年，但从文中的字里行间我们不难看出永利对于其员工们一直以来的关怀备至。正是在这样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中，当员工们得知永利在面临卜内门打压后经济上产生困难时，全厂内外上下一心，有不少员工甚至还主动提出通过自降薪酬的方式以帮助永利渡过难关，这些都是卜内门所始料未及的。
1937年5月22日对于永利来讲是值得纪念的一天，卜内门公司基本接受永利所提出的纯碱市场销售额分配方案，即在中国市场销售的碱中，永利占55%，卜内门占45%，定期3年，至此，永利终于获得了与卜内门竞争中的阶段性胜利。然而令人感到十分惋惜的是，就在这纸协议签订的数月后，全面抗战爆发，范旭东等民族化工业前辈们为之所付出的将近20年的努力最终还是付之东流。后来范旭东不得不转战大后方进行“二次创业”，同样也是颇有建树。
1945年10月4日，当时已身患重病的范旭东带着无限的遗憾在重庆离开了人世，卜内门公司接到范去世的消息后，在发来唁电的同时，也专程派人到他灵前献花致敬，向这位值得尊敬的对手做最后道别。毛泽东在给范旭东的挽词中，称赞他“工业先导，功在中华”。
四川中路卜内门大楼在50年代中期后改名为储运大楼，上海商业储运公司与新华书店总店曾在这幢楼内办公。近期该大楼在经过修缮后又再次焕发出新的生机，为外滩“第二立面”又增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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