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 ▏东三省铜质小银洋揭秘

近日游旧物市场，偶遇《沈城旧事》一书，随手翻之，发现其中刊有《枪毙钱商稳金融》小文，看后觉得此文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开困扰多年的东三省铜质（含银量很低或铜质镀银）小银洋的秘密，遂花五元钱将此书买回。

文中说， 民国五年（1916 年），奉天市面通行的货币是奉小洋票，由东三省官银号和兴业银行发行，以银作本位，规定每元纸币比值小银洋十角，可以随时兑换。

东三省官银号小洋券一角　90 毫米×50 毫米

东三省官银号小洋券二角　90 毫米×50 毫米

东三省官银号大洋券一元　106 毫米×56毫米

东三省官银号大洋券五元　115 毫米×63 毫米

由于当时受欧战影响，许多西方国家到亚洲购买物资必须是以金易银，遂形成金贱银贵的形势。而银块则超出含银量相同的小银洋之价格，以小洋票兑出小银洋，或在沈阳或运大连熔成银块，每万元转手即可获利五六百元，遂有一些钱商从中投机倒把，后经官府明令制止，便不敢明目张胆地再搞这种生意了。可日本人却无所顾忌，日本商会还从中怂恿，境内的日本商人、侨民、浪人则从早到晚拥于银行门前，轮翻的进行兑换，掀起挤兑风潮，从每天兑出几万增至几十万，其势不可阻挡，尽管官银号和兴业银行委托天津分号收购小洋运到奉天，但仍供不应求，于是奉票不断下跌，逐渐失信。而日本正金银行和朝鲜银行发行的纸币却越来越多的充斥于市，一些巨商富人也多将资金转存日本银行。这种险恶势态，不仅造成人心浮动，也严重的危及到政局。

新任奉天督军兼省长的张作霖，为此坐卧不安，不时地挠着脑袋，他就弄不通这些小洋票怎么都跑到日本人手里去了，于是派人秘密跟踪调查。结果发现有几家中国银号钱庄暗与日本人勾结，用数以万计的纸币委于日人代兑，又进一步查明兴业银行副经理刘鸣岐三天两头的向本行挂借二、三万元纸币，随借随还。张作霖立即派人将这些银号钱庄的执事人抓送军事法庭，交军法课长颜文海严加审讯，最终，这些执事人供出事实真相。当年11 月10 日下午，张作霖在军署升坐大堂，对一干人犯亲自审问，均如所供，于是怒不可遏骂其见利忘义，随后讲：“我说这些日子坐在楼上觉得直晃荡，原来是你们在底下挖墙角，这回就要你们用脑袋堵这窟窿。还有什么可说的吗？”刘鸣岐急忙呼冤，张作霖道：“如冤，可向阴曹地府去讲，我这里是不买帐了。”随后军法以“贩运现银、惑乱金融”的罪名宣布：判处兴业银行副经理刘鸣岐、瑞昌行钱庄执事吕兴瑞等五人死刑，立即枪决示众。并将情节严重的兴业银行行长杨玉泉及稽查员阎廷瑞等送交审检厅判处。

经过这场镇压，中国的银号钱庄一时消停了，可事情并没算完，日本人仍然哄哄嚷嚷照样兑银，只是金额少了许多，后来逼得没办法则议定按银块价格比例，掺进铜质铸造小洋，使其熔化后几乎无利可图。最后干脆以铜铸造然后镀银，使其不再熔化。

“东三省”银币始铸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这一年的三月，清廷将奉天、吉林、黑龙江改为行省，并设总督兼管将军事务，东三省首任总督由徐世昌担任，奉天巡抚由唐绍仪担任，为便于统一管理，徐世昌将奉天造币厂改名为“东三省造币厂”，从此所铸银币，

均冠以“东三省造”字样。“东三省造”银币共分四种面值，有库平七钱二分、库平三钱六分、库平一钱四分四厘和库平七分二厘。中国清朝末期铸造银币，都有严密的程序及严格的检验制度，所以在分两成色上不能有任何的差错，当时奉天铸币的成色和信誉也属上乘。由于奉天当时的经济状况及人们的生活习惯，在商品交换中多用一钱四分四厘的银币，逐渐成为商民们的共识，所以人们称之为“小银洋”，

奉天甲辰一钱四分四厘银币 直径：24 毫米

东三省一钱四分四厘银币  24毫米

这种小银洋不但清朝末期铸造行用，而且到了民国初年仍然是奉天乃至东北商品交换中的主要流通工具，所以直到张作霖统治东北时期，一直在大量铸造。

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虽经日本人、奸商大量收兑熔毁和战乱的损失，还常能在钱币市场见到，可见这种“小银洋”当时的铸造量是相当大的。这种小银洋面文有“光绪元宝”和“宣统元宝”两种，版式甚多，在收藏中常常发现有含银量很低或铜质镀银“小银洋”（图210），许多泉友都误认为是假银币。通过此文，可以使我们了解到“小银洋”的铸造时间、流通情况，特别是对困扰多年的含银量低或铜质镀银“小银洋”之谜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东三省一钱四分四厘铜质镀银币  24毫米

（本文选自张培林《银元探究与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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