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吉士”与“范柳原”：“南洋”浪荡子形象的双子星
浪荡子
中国现代女作家笔下的男性“南洋华侨”有一类是以浪荡子形象出现的，其中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里的凌吉士和张爱玲《倾城之恋》里的范柳原最为典型，两人同为南侨资本家之子，却同态性地隶属于花花公子浪荡青年的型像构谱系列，并且具有很多相类似的文化形象特质。
首先，凌吉士和范柳原有诸多背景性的相似之处。两人都是“南洋”华侨之子，凌吉士的父亲是新加坡做橡树生意的商人，而“范柳原的父亲是一个著名的华侨，有不少的产业分布在锡兰马来亚等处” ，一人属新加坡，一人属马来亚，地理位置基本上结构性地类同——同属“南洋”的马来半岛，而且相当毗邻，甚或有交叉涵含的地方（新加坡1965年成立前直接归属马来亚）。此外，两人都已然或将要继承父亲的南洋遗产，凌吉士的一项人生志趣便是热心于“继承父亲的职业，做橡树生意，成资本家” ，范柳原属于庶出私生子，从小在英国长大，虽然孤身流落英伦时“很吃过一些苦”，但终竟获得了继承权，综而观之，两人都是“富二代”，将在有钱的生命布景中舒坦过活，这为“花花公子”的形象要求准备了必需的硬件条件——富有。《莎菲女士的日记》初载于1928年2月的《小说月报》，《倾城之恋》初载于1943年9、10月的《杂志》期刊，两篇小说时隔十几年的面世跨度，却一并有“南洋”华侨富裕的神话式抒写想象，这与当时的历史景境有很大关联，在闽、粤沿海一带破产农民的文化想象习得里，“南洋”黄金遍布，“过番者”无不大发洋财，衣锦还乡，买房置地，风光无限。丁玲与张爱玲都沉浸在这种“社会集体想象物”的梦泡里，并没有作出一定的批判反思，依据形象“乌托邦”的质疑颠覆功能，两位作家对当时国内贫苦的社会现实感同身受，从而对“过番者”的普遍富足抱有了迷信式的期许，凌吉士与范柳原的“南侨”有钱形象才隐性文本策略地、看起来似乎并不着意地呼之欲出。此外，两人的父母在作者的叙述下都淡化地处理了，凌吉士的父亲仅有背景式的约略简介，母亲自始自终未呈现，一字不提，而范柳原父母的文本交待却是策略干净的“父母双亡”，两者均对人物未有文本现实性的拘牵干预，这样一方面为下文人物心性的自由、放浪提供了合理化实现可能的空间，另一方面也隐化地暗示“南侨”人的礼法弛松与规训失禁。
其次，凌吉士和范柳原的青春风仪皆秀异非常。凌吉士是个留中大学生，风华正茂，他“颀长的身躯，白嫩的面庞，薄薄的小嘴唇，柔软的头发，都足以闪耀人的眼睛，但他却还另外有一种说不出，捉不到的丰仪来煽动你的心” ，小说中还有很多修饰性的形容词是为他的魅力服务的，比如“漂亮”、“美”、“妩媚”、“英爽”、“高贵”、“娇贵”、“音乐般的声音”、“骑士般的风度”等等，这些都说明了至少在相貌上和风姿上秀美异常，惹人喜爱，尤其在异性吸引方面有特出的独胜优势，莎菲女士对凌吉士所“萦萦于梦想的一点美” 便是他那高个儿的丰仪。与此相侔，范柳原现年三十二岁，正值年富力强的华龄，“虽然够不上称做美男子，粗枝大叶的，也有他的一种风度” ，范柳原和白流苏“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总是斯斯文文的，君子人模样” ，用小说中的原话讲，范柳原身上有一种“上等的情调——顶文雅的一种” ，白流苏粘上范柳原，虽掺杂着家庭离心的压力，但也有“纯粹为范柳原的风仪与魅力所征服” 的精神元素起作用。而在同种文本情境结构中，中国的男人却相形见绌，毫无光彩。《《莎菲女士的日记》中正写凌吉士时，映衬式地反写了人物云霖形象的不济：
今天我看了这高个儿，才懂得男人是另铸有一种高贵的模型，我看出那衬在他面前的云霖显得多么委琐，那么呆拙……我真要可怜云霖，假使他知道了他在这个人前所衬出的不幸时，他将怎样伤心他那些所有的粗丑的眼神，举止。我更不知，当毓芳拿着这一高一矮的男人相比时，是会起一种什么情感！
此外在女主角用凌吉士“温柔的，大方的，坦白而又多情的”“够人欣赏得像吃醉一般的感到那融融的蜜意”的求爱态度与苇弟（沙菲女士的一位中国真心求爱者）相比时，同样衬显了苇弟不懂交际、哭哭啼啼的天真、幼稚、孱弱和小孩子气。在张家玲的《倾城之恋》中，中国男性形象依然不光华、不伟岸，如果与“南侨”范柳原比，白流苏的前夫仅不过“说是得了肺炎，死了”般灰黯寒碜，文本中其他出现的中国男性形象也流于影子般的几笔带过，并没有显镜头的亮色呈示。为什么“南洋”男性形象深得两位女作家如此笔誉的青睐，而中国男性形象却相对文本化落寞地贬损，事实上在文化光谱层正表明了女作家对当时民国转型年代浸浴着中国老熟文化长大的男性的不满和失望，而把毫无礼禁的青春美仪男性梦想寄予了礼教文化相对弛逸的“南洋”华侨，这也潜含地告示了她们对中国男性内在青春血气活力梦求大放的心音。
最后，凌吉士和范柳原的生活思想皆是金钱至上，玩弄女性。《莎菲女士的日记》对凌吉士卑劣的灵魂有一段细致的刻写：
我懂得了他的可怜的思想；他需要的是什么？是金钱，是在客厅中能应酬他买卖中朋友们的年轻太太，是几个穿得很标致的白胖儿子。他的爱情是什么？是拿金钱在妓院中，去挥霍而得来的一时肉感的享受，和坐在软软的沙发上，拥着香喷喷的肉体，嘴抽着烟卷，同朋友们任意谈笑，还把左腿叠压在右膝上；不高兴时，便拉倒，回到家里老婆那里去……他除了不满于他父亲未曾给他过多的钱以外，便什么都是可使他在一夜不会做梦的睡觉；如有，便也只是嫌北京好看的女人太少，让他有时也会厌腻起游戏园，戏场，电影院，公园来……。
莎菲女士虽然因“色的诱惑”痴痴迷恋凌吉士“美的相貌”，但对他“津津有回味的卑劣享乐，以及'赚钱和花钱’的人生意义” ，还有各种人格的“可鄙”、“卑丑”、“做作”及“市侩”在内在心灵上是保持高度道德警惕和深恶痛绝的，即便最后凌吉士抱吻了莎菲，莎菲也终究没有让凌吉士的“情欲之火”轻佻地得逞。与有妇之夫凌吉士的狎弄女性相比，《倾城之恋》中范柳原的浪荡一点也不逊色，只不过仿佛羼杂了些许“悲情铸就成熟”的沧桑质感，“他年纪轻的时候受了些刺激，渐渐的就往放浪的一条路上走，嫖赌吃着，样样都来，独独无意于家庭幸福” ，对于白流苏而言，“范柳原真心喜欢她么？那倒也不见得。他对她说的那些话她一句也不相信。她看得出他是对女人说惯了谎的”，萨黑荑妮公主就曾是范柳原的情妇，范柳原当着白流苏的面也坦承了自己的生活放纵和虚情假意倾向：“我爱玩——我有这个钱，有这个时间，还得去找别的理由？”，“我装惯了假，也是因为人人都对我装假” ，范柳原只希望白流苏做他长久的情人，“很明显的，他要她，可是他不愿意娶她” ，即使最后一场战争——香港的陷落情境成全了这对露水姻缘的勉强结合，结婚后的夫妻关系并没有顺遂地走入童话里的恩爱幸福永恒，婚后的范柳原依然浪性不改：“柳原现在从来不跟她闹着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那是值得庆幸的好现象，表示他完全把她当作自家人看待——名正言顺的妻，然而流苏还是有点怅惘” ，张爱玲在这段反讽的陈词中表达了其一贯残破、苍凉的生命观，而对范柳原的情感评价也仅止于一种降格以求、廉价乐观的灰色无奈体认，真爱对于范柳原的世界依然相当遥远。这与《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凌吉士的真爱“真空”毫无二致，丁玲对凌吉士情爱的可怜样状作了如下剖断：
我又梦想到欧洲中古的骑士风度，这拿来比拟是不会有错，如其是有人看到凌吉士过的。他又能把那东方特长的温柔保留着。神把什么好的，都慨然赐给他了，但神为什么不再给他一点聪明呢？他还不懂得真的爱情呢，他确是不懂得，虽说他已有了妻（今夜毓芳告我的），虽说他，曾在新加坡乘着脚踏车追赶坐洋车的女人，因而恋爱过一小段时间，虽说他曾在韩家潭住过夜。但他真得到一个女人的爱过吗？他爱过一个女人吗？我敢说不曾！
两个不同文本相同地拟构了一则“南洋”浪荡子的故事，《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浪荡子凌吉士在拥有强悍女性主体意识的莎菲女士面前落败了，《倾城之恋》中的浪荡子范柳原在精刮式算计的白流苏面前也巧合式地做了婚姻的俘虏，然而浮薄、不懂爱的人格缺欠特质却是凌吉士与范柳原共有的“原罪”徽记。两位作家重新捡拾“文明战胜野蛮”的意识形态串讲俗套：道地、真正的中国女人——涵含浓重礼教闺范文化的“文明”女，功德圆满地把两个耽恋于原始情欲的南侨“野蛮人”给打败了，一个用拒绝的姿态，一个用收编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