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的30个小故事
他是杰出科学家,美国人称他“一个人抵得上5个海军陆战师”;他是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坚信“外国人能搞的中国人也能搞”;他是科学家群体中以身报国的代表——钱学森。
今天,小育为大家带来30个和他有关的故事。这些细小或重大,欢欣或沉痛的人生切面,令我们更加敬爱这位前辈。这些故事里的教育哲理,值得每位老师、家长读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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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曾说:“我的父亲是我第一个老师。”父亲钱均夫在花钱给钱学森买书上毫不吝啬,并坚持为儿子挑选图书、画报。钱学森行将离开祖国前往美国求学时,父亲送给他的礼物是一大箱“中华文化丛书”。
满周岁的钱学森和父亲钱均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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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3岁时,因为父亲工作调动,举家从杭州迁居北京。当时钱家的四合院附近住着许多穷困人家。母亲乐善好施,力所能及地帮助这些邻居。钱学森说:“我的母亲是个通过自己的模范行为引导孩子行善事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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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小学时,钱学森叠的纸飞机比同学们的飞得又稳又远。钱学森的同学张维回忆:“钱学森叠飞机叠得非常精细,让机身严格对称,折痕又光又平。从这里就能看出,尽管年纪还小,要做什么事的时候,他已经习惯于周密思索,用科学办法达成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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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曾亲笔写下一份珍贵文件,回忆一生中给予他深刻影响的人,总共17位。除了父母和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5位外,其余12人都是钱学森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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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在北京师大附中念书的钱学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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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报考大学前夕,他的中学数学老师认为他数学好,应报考数学系;国文老师认为他文章写得好,应报考中文系;美术老师则认为钱学森在艺术上有天赋,建议他学画画。此时,钱学森做出选择:学铁道工程,学造火车头。1929年,钱学森考取了上海交通大学工程机械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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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暑假,钱学森因为染上伤寒,不得不选择休学一年,在杭州养病。这一年,父亲聘请了一位画家,教钱学森画国画。钱学森很快掌握了国画技巧。后来,在大学临近毕业时,钱学森所在的1934级级徽以及校友通讯录封面,都是他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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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前左一)在交大铜管乐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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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为96分的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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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非常尊敬教工程热力学的陈世英教授。陈世英有一次把钱学森应该得100分的热力学考卷,批了99分。他对钱学森说,之所以这样打分,是因为钱学森成绩一直非常优异,为了防止他自满,没给100分。钱学森明白原委后,非常感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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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 “一·二八”事变中,日军飞机对上海狂轰滥炸。目睹着天空中肆虐的日军飞机,钱学森做出人生的第二次选择:改学航空工程,学造飞机。他利用课余时间阅读航空方面的书,还发表了多篇关于航空的文章。钱学森最终考取了清华大学庚款留美公费生,专业是航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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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8月,钱学森从上海乘船赴美国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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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钱学森获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在学习过程中,他发现当时航空工程的工作依据基本上是经验,很少有理论指导。他想,如果能掌握航空理论,并以此来指导航空工程,一定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钱学森做出了人生的第三次选择:从做一名航空工程师,转为研究航空理论。他向加州理工学院提出入学申请,并成为世界著名力学家冯·卡门教授的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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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跟冯·卡门之间,曾因为对一个科学问题的见解不同而争论。有一次,师生之间因为对钱学森的一篇文章观点不一争辩起来。冯·卡门一气之下把文章扔到地上,两人不欢而散。第二天,冯·卡门在办公室见到钱学森时,给他鞠了一躬,并对钱学森说:“我昨天一夜未睡,想了想,你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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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存放论文最后一稿的纸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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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钱学森结婚前夕的蒋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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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对于钱学森来说,是双喜临门的一年:他晋升为麻省理工学院的正教授,终身教授;这一年,他和蒋英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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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9月,钱学森遭到美国司法部的无理拘禁,随后被关押在洛杉矶以南特米诺岛的移民局拘留所。15天的非人折磨,使钱学森瘦了15公斤,还暂时失去了语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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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钱学森在被美国政府软禁期间写成的专著《工程控制论》出版后在科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科学美国人》杂志希望作专题报道,并将钱学森的名字列入美国科学团体。这个想法被钱学森回信拒绝,信中写明了一句话:“我是一名中国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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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钱学森一家启程回国时,在邮轮甲板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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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10月28日,钱学森一家抵达北京。第二天清早,钱学森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去了他在美国日夜想念的天安门。站在天安门广场,面对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钱学森感慨道:“我相信我一定能回到祖国,现在,我终于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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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后,钱学森被安排在中国科学院工作,筹备建立力学研究所。一次,陈赓大将问钱学森:“钱先生,中国人自己搞导弹行不行?”钱学森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造出来的,我们中国人同样能造出来。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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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并没有料到,国家会把研制导弹、火箭的任务交给他,让他来做技术方面的负责人。国家的需要,使钱学森做出人生的第四次选择:从学术理论研究转向大型科研工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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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中国的导弹事业才刚刚起步。苏联以为没有他们的帮助,中国人根本就搞不出导弹来。钱学森不信邪,带领大家继续自力更生。那段时间,他一心扑在导弹事业上,三天两头要出差。他在酒泉基地一待就是十天半个月,甚至一个月。而他的行踪严格保密,连妻子蒋英都不知道,一度非常担心“失踪”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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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用钱学森捐资为学生购买的计算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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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以后的几十年里,不论是工作,还是休闲,钱学森经常穿着一身简朴的蓝色卡其上装和军便裤,而从美国带回来的西装则送给了身边的工作人员。直到20世纪80年代,钱学森受组织委派赴外访问,才临时定做了一身中山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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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泉卫星发射基地一位新战士,曾因一件“小事”受到钱学森的表扬。1966年“两弹结合”试验前,这位战士在进行弹体内外观察时,发现弹体内部24号插头第5接点里有一根大约5毫米长的小白毛,担心因此造成通电接触不良,他用镊子夹,细铁丝挑,都未能取出小白毛,最后用一根猪鬃才把它挑出来。钱学森知道后,极为赞赏,小心翼翼地把这根小白毛包好,带回北京作为作风严谨的典型案例,教育全体航天科技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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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从国防科研领导岗位退下来的钱学森已经71岁了。他又做出了人生的第五次选择:再次回到学术理论研究当中。他非常看重自己晚年的科研成果,对堂妹钱学敏说:“我这些年来和你们一起研究和探讨的这些问题与设想,才是我回国以后开创性的、全新的观点和理念。它的社会意义和对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性,可能要远远超过我对中国‘两弹一星’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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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钱永刚曾经被老师叫去训话,要求把4个4分都提高到5分。经过半学期努力,钱永刚最后4分消灭了,都是5分。结果钱学森说,我看有两个4分也很好。钱永刚说,父亲的意思是“满分不是最佳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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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0个故事中,蕴藏着钱学森关于人生的五次重要选择。这五次选择,都是钱学森将炽热的爱国情怀融入学习和工作后作出的决定。
世界上有两种矿藏,一种是物质矿藏,很容易被用尽;另一种是精神矿藏,是无穷无尽的。看到一代科学家将个人的兴趣爱好与祖国的迫切需要紧密结合,我们也备受鼓舞。“只有献身于那些超越自身的存在,才能找到生命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