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合一的古代赏石。
纵观我国古代社会发展史，无不与石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原始人以石穴而居、用石头制作工具，到传说中的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启母石，再到发现玉和玉石分离，无不反映先人对石头的依赖和迷恋。通过赏石，人们从石头上读到诗文、看到绘画、听到音乐，体味宇宙奥妙，追寻自然之美，感悟人生哲理等等。这些又无不渗透着“天人合一”的朴素哲学思想。“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史上一个重要命题，解释纷纭。中国传统文化以“三维结构”为主，“儒”为主干，“道”“释”为两翼。因此，我们要全面理解“天人合一”思想的内涵，应联系道、儒、释对它不同的理解，把握古代“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内涵和实质。道家注重“天地人”三者的统一。他们把“道”看成是宇宙之源、万物之本。老子在《道德经》中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地人万物是一个整体、一个大宇宙。人是一个小宇宙，它与大宇宙同源、同构、互感。人的生是精、气、神的化生。人的死是精、气、神的衰竭。每个人都要保持精气神的初生饱满，不能虚耗以致枯竭。《道德经》中还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之道在于“始万物”，地之道在于“生万物”，人之道在于“成万物”。人要遵循自然规律，才能与自然和谐共生。在精神层面上，人的精神也要与自然统一，顺天行、循天理、合天德，达到精神的最高境界。比如，在石器时代，人类为适应自然，从打制简单粗糙的石头工具，到制造成装饰品，石器的多样化与定型化，是历经亿万次实践而形成的最佳外观形式，从而萌生出美的雏形，这是美的观念的一大飞跃，表明“美”已经开始独立存在。《礼记·表记》中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早在殷周时期，人们就把神看成是天地一切的主宰，这实际上是一种原始的蒙昧崇拜人神关系。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天人观构成了“天人合一”思想的主脉。《孟子·尽心上》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不仅把道德赋予天，而且还以道德之天作为人伦道德的根本依据，要求人们“尽心、养性、修身”。可见，儒家“天人合一”的“天”是伦理之天与主宰之天的合一，尤其具有明显的道德的含义。例如，对于“石之美者”的玉，儒家认为它是山川之精英，是有灵性的，帝王用玉意在“通天意”。在夏商周时期，玉器在礼仪、祭祀、装饰等方面占据着主流地位，是统治者政权和神权的象征。中国化的佛教也讲与宇宙融通，但是其思想与儒、道有明显不同。佛教的“天”是与人的世界相对的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完全没有人世间一切苦难的清净境界。按照佛教的观点，世间皆苦，生活是痛苦，甚至是生命或存在本身就是痛苦。人生要摆脱这些痛苦，必须超越“三界”，虔诚修为，而后按照功德大小进入佛国，达到“天人合一”。这是一切皆空的功德大圆满的境界。“天人合一”思想，已在西周的宗教神上面加上了一层“修道之谓教”。一切人生尽是天命的天人合一观，这是中国古代人的宗教信仰，同时也是主要的人生观。费尔巴哈曾说过“自然是宗教最初的、原始的对象”，这已被历史所充分证明。中国古代原始自然物崇拜很多，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石文化启蒙时期人们对原始大山的崇拜。以儒家之说为例。其“天人合一”的天人关系远远超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范畴，它与封建宗法等级制度密切关联，成为封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作为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儒家思想较少地关注自然之“天”，而是注重挖掘和诠释并赋予“天”作为有意志的最高权威的“主宰之天”和作为道德本原的“伦理之天”的内涵。儒家认为，天子君临天下是“奉天承运”，同时，儒家讲修齐治平，修齐治平合一，内圣外王合一，才能实现“天人合一”的大治之世。封禅是封建统治者祭山神的政治大典，泰山是古代帝王封禅祭天的圣地，史载有“七十二君封禅坛”，也是石文化发展时期的一个重要现象。“封”就是在泰山之顶聚土筑圆台，以祭天帝；“禅”就是在泰山之下的小山丘积土筑方坛，以祭地神。祭天，一方面是天子对天的孝敬，另一方面是天子在人间至高无上权力的象征，表明自己的权力“受命于天”，只有听命于天，祈求天的保佑，才能国运昌盛、黎民安康。作为“自然之天”，天人合一则指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境界，是人们对生活价值目标的现实追求和理想选择。古代思想家大多认为，人与自然是相互依存的，人们要善待自然，遵循自然规律，否则“天不予时，地不生财”。孔子云：“钓而不纲，弋不射宿”，人向大自然索取要留有余地，要深思人与自然的持久和谐。庄子认为，自然与人类原本是合一的、和谐的，但由于人放纵自己的欲望，恣意行事，才破坏了天与人的和谐统一，为此必须克服狂妄自大，使自己的欲望顺应自然法则。举个园林的例子：中国古代园林最初叫囿，它起源于殷商，由于生产资料有了剩余，猎取的动物凡能成活的，便圈围起来人工饲养，后来范围和种类不断扩大增多，成为帝王放养禽兽、取乐欣赏的场所。之后，园林业和造园技术迅速发展。园林是古代中国石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它以山水为骨架，采用“移天缩地”“小中见大”的手法，“以卷代山，以勺代水”，浓缩自然。因而，营林是人们寄情山水，追求自然神韵，并通过艺术的手段借物以言志，立石以抒情，再现山水景观，表达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思想和意境。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强调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的和谐统一。孟子从孔子的“天道”体味人生之道发扬为涵养“浩然正气”，认为人得浩然正气则可“居天下之广局，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方能“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老子坚守“天道自然”的看法，认为自然就是自然而然，不受任何支配，清心寡欲，无为而治，关切民心，“善者我善之，不善者我亦善之，德善”。《诗经》记述了先人对美石的歌颂和以石为信物、礼品相互赠送的情景。《诗经·齐风·著》的“尚之以琼华乎而”“尚之以琼莹乎而”“尚之以琼英乎而”，记述了齐国新娘出嫁，要在婚礼上赠送新郎美石为信物。卫国士子交往“投木报琼”“欲厚报之”，《诗经·卫风·木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琼华、琼莹、琼瑶都是含玉的美石。《诗经·邶风·栖舟》：“我心匪石，不可转也”，这是以石托物明志。可见，在古代社会，相恋男女或有地位学识的人交往，互相赠送美玉美石，应是代表或体现一种纯洁、清隽、超拔的道德境界。先秦时代，儒家以自然山水比拟道德品格，山水美玉被赋予一种伦理象征。《礼记》云“君子比德于玉”，儒家将人格精神与玉的物理、化学特性相比，认为玉具有高尚的品德，为君子所必佩之物，即以异物同构的方法，赋予物以人格精神，是物的人化，也是人的物化，这是中国玉器审美的最重要标准。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完全冲破了“比德”学说的范畴，全面反映出人们对自然美认识的深化。如“魏晋风度”“竹林七贤”，乃是超越道德伦理框架的哲学境界和审美境界。他们以具有哲学境界的审美态度或审美意味的哲学态度去观察自然、体悟人生。这一时期，赏石艺术在文学、绘画、园林等艺术形式的影响下，不断地发展完善，并从园林艺术中分离出来，形成一门独立的艺术品类。文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以独特的观察和审美视觉，表达追求“象外之象，韵外之致”。山东青州云门山发掘的北齐武平四年(573年)的画像石刻墓，其中有一方为“贸易商谈图”，描绘了主人与罗马商人进行贸易商谈时互赠礼品的场面，有罗马商人双手托盆，盆中放置青州怪石的画面，这比“水盘赏石始于唐初”的说法要早出半个世纪。赏石之人当有高境界、大格局。格局实际上是世界观的另一种描述，“局”是指时间与空间认知范围的大小，“格”是指对认知范围内事物认知的程度。格局是一个人对自己人生坐标的定位，“知识技能+人品德行”是内力，是“一体”；“丰厚人脉+合适平台”是外力，是“两翼”，抓住“一体两翼”用心打造，才能构筑大格局，实现大发展。一个人外在立身，内在立心，立身更多是对物质条件的追求和满足，立心是真正去思考自己的内心，了解自己的心智。人的品行是靠修炼的，当修行达到一定境界，就会明辨是非、扬善抑恶。赏石之人要看淡名利，注重品味；要戒急用忍，行稳致远；而后建功立业，价值升华。赏石是一门艺术，有其特殊的学问。比如鉴赏图纹石，首先要看石体是否端庄，石体与画面是否协调，之后近观细察点、线、面的摆布及搭配，审视线条是否流畅、舒适，所形成的物象是否自然、和谐。好的观赏石就像一首歌、一部曲、一段情感丰富的旋律。赏石讲究韵致，所谓韵致是指观赏石的画面形态所表现出来的气韵情致，包括情趣、情感和风致等，是鉴赏者透过形质色纹等要素对石体的认知或感悟，是情感与石体高度融合的一种境界，从中感受石之画面风格、韵味境界、神采气韵。要加强赏石资源供给，搞好各类观赏石资源的普查、调查、勘测和研究，由注重眼前的短期规划向立足未来的中长规划转变，加紧建立“中国好石头”资源库，特别要正确引导各地的观赏石资源开发，劝阻和制止“竭泽而鱼”的资源开发。绵绵用力，久久为功，造福子孙后代，促进赏石文化艺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要“多轮驱动”，一方面，在观赏石文化资源较为富集的省区，筹备建设一批能代表国家水平的观赏石文化大市场。另一方面，加快建设、改造和规范省级赏石文化市场。同时，还要注重培育和发展各地域的赏石流派，提倡百家争鸣。应秉承“创新引领、提升业态、延伸产业、跨界共荣”的方针，加强赏石文化艺术理论研究，扩大跨界交流，从相关艺术门类中汲取营养，走融合发展之路，如赏石艺术与互联网、金融业、旅游业、书画和雕塑艺术等融合。应不拘泥于发展国内赏石文化市场，还要跨出国界，加强国际间赏石艺术成果交流，特别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坚持“开放、合作、平等、共赢”理念，加快推动赏石文化艺术与沿线国家的交流与合作，有效提升“中国赏石”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