辰阳名始于战国早期
大酉藏书传千古———与粟登翔先生商榷（三）
刘本杰
辰阳名始于战国早期
粟先生说，东汉武威将军刘尚率十万官兵入沅水镇压“五溪蛮”，兵败“应龙潭”中，“其残部数千人无家可归，只得就地投降与当地百姓取和，顽强生存下来，这就是现在辰溪县城人的源头”。此说虽无贬意，但是毫无根据。建武二十三年（47 年）刘尚征五溪蛮，全军覆没，刘尚本人也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辰溪大酉山一带有“上有天子墓，下有将军坟”之说。相传刘尚死后，首级无归，朝廷为了表彰他的忠勇，特地制作了三个金头，葬于龟山之顶（丹山），当地人至今称此处为“人脑壳顶上”。天子墓则是指周穆王墓。关于刘尚征五溪，《资治通鉴卷第四十四·汉纪三十六》的记载是：“武陵蛮精夫相单程等反，遣刘尚发兵万余人溯沅水入武谷击之，尚轻敌深入，蛮乘险邀之，尚一军悉没。”刘尚征五溪只一万多人，而粟先生却说剩下“残军部队数千人”这数千人又从何而来？有何根据？笔者认为，论述历史，切不可凭空想象、信口开河，如果大家不尊重历史事实乱说一通，岂不天下大乱？
图片摘自辰河文化社
粟先生说：“沅陵属五溪蛮祖居地。”何谓“五溪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溪蛮者，即《后汉书》所谓五溪蛮，章怀太子注：武陵有雄溪、樠溪、酉溪、无溪、辰溪悉是蛮夷所居，故谓五溪蛮”。五溪蛮的人文发源，相传是春秋时，楚子灭巴，巴子兄弟五人流入五溪，各为一溪之长。但根据辰溪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来看，辰阳镇米家滩一带以及征溪口、仙人湾等地先后发掘出近百座战国时期古墓和一批新旧石器时代的文物，这就说明五溪之一的辰溪远在石器时代就已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诚然，在漫长的人类发展史中，由于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等各种原因，辰溪与其他地方一样，吸纳、融汇其他民族和外地人群是可能的，但具体地说辰溪县城的人文源头是刘尚残军，这种说法缺乏依据，仅是粟先生个人的主观臆测。
粟先生说：“屈原《涉江》中的句子“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这个'辰阳’并不是现在的辰溪辰阳镇，因为远在战国时期至秦代沅陵就有个辰阳水驿”。笔者认为，屈原当年流放湘沅，经过辰阳是毫无疑义的，然而，沅陵却突然冒出个“辰阳水驿”，公开否认屈原涉江时“夕宿”的真正“辰阳”地，分明是粟先生为争“辰阳”之名而强词夺理。《辞海》载：“辰阳，古地名， -124-战国楚地，因在辰水之阳得名，在今湖南辰溪县西南，《楚辞·涉江》'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即此”。明明白白，千秋昭然，历史上曾经设有的“辰阳水驿”其旧址在辰溪而不在沅陵，《辰溪县志·古迹志》（道光版）载：“辰阳水驿，旧驿丞署，西门外，驿丞杨世用建，今尚存遗址。”而粟先生却偏要把沅陵的老“南岸驿”说成是“辰阳水驿”，真正是无中生有，莫名其妙。
《楚辞·九章·涉江》：“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入溆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所如”。说明古辰阳地名早在屈原二次流放前就已经有了。古辰阳战国时属楚黔中地，秦灭楚统一六国后，分置天下三十六郡，辰阳隶属黔中郡，西汉高祖二年（公元前 205 年）设县，初名“辰陵”。高祖五年复名“辰阳”，其行政管辖今麻阳、怀化、凤凰、铜仁、镇远等地域，而此时的沅陵行政隶属义陵（溆浦）管辖，（见《怀化大辞典·地理》29 页），此后，辰阳县名历经数次变更，至隋开皇九年（589 年）更名“辰溪”。而此时的“沅陵”县治，才从蓝溪口东迁于今址。（见《怀化大辞典·地理》27 页）。
粟先生在其文章中还发了一个高论：“现在辰溪的'大酉山’'中南门’、' 辰阳镇’、' 奎星阁’、' 湘西剿匪胜利公园’都属于后期移植文化。”这真令人不解，这些地名和建筑从何“移 植”而来？众所周知一座城池的门以方位命名是古往今来的惯例，如常德就有西门、东门、上南门、下南门等，全国各地皆然。这又何足怪哉？为什么辰溪有座中南门就成了“移植文化”?众所周知上世纪 50 年代初的那场湘西剿匪战役，辰溪县是重点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47 军 139 师进驻辰溪仅用一年时间就歼灭土匪近 3 万人，缴获轻重武器 1.5 万多支，彻底根绝了匪患，“在剿匪作战中光荣牺牲之烈士共计 174 名，为纪念烈士勋绩，特于辰溪城建剿匪纪念堂，并勒石纪功，永存不朽！” （见剿匪胜利纪念堂碑文）难道这也成了后期移植文化？烈士地下有知也会感到气愤的！
说到后期移植文化，倒使我想起了一件事，2007 年 7 月，我曾有幸游览了沅陵的小酉山，在其山顶的藏书洞里见到了一座手执竹简正襟危坐的儒生塑像，其文字介绍“因秦始皇焚书坑儒时朝廷博士官伏胜冒诛灭九族的危险，将千卷书简运至此洞收藏而闻名”。我真佩服这位碑文撰写者的胆量，竟敢公然篡改历史。伏胜何许人也？《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第六十一》载：“伏生者（又作伏胜）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伏生藏书是“壁藏”之而不是什么“洞藏”之。《史 记》是千百年来被学界推崇为“无韵之离骚”的一部信史，它的-126-记载应当是准确的。而沅陵却出于功利主义动机把伏老先生从千里之外拉来，坐在这个山洞里以壮“洞色”，这才是货真价实的“后期移植”文化！对这种篡改历史、愚弄游客、遗患后人的作法，粟先生不仅没有站出来加以制止和纠正，反而还津津乐道，大加颂扬，这实在是出人意料之外。
著名学者刘大年先生曾经说过：“历史的研究、总结，讲的是过去，要指明的是未来，正确地说明过去，就意味着能够正确地指明未来，决定性的条件是忠实地把握事实。”笔者认为：“二酉藏书”是我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美丽佳话，它的出典处就是辰溪的大酉山和沅陵的小酉山，大、小酉山，合为“二 酉”，无论辰溪沅陵，要将其归为一处，都是有失偏颇的。当年秦始皇焚书坑儒，必然会遭到儒生们的抵制和反抗，一部分甘冒风险、勇于献身的知识分子将书收藏起来应在情理之中。（伏生就是例子）而且可以肯定，在整个中华大地上，甘愿冒这种风险把先秦以来的各种文献典籍保藏下来，绝对不止伏生一人，否则，华夏文化就不可能传承下来。
“二酉藏书”它代表了中华民族知识分子对人类文明结晶的保护和热爱，对文化专制暴行的一种抗争，它折射出的是一种尊重知识的美德和不畏强暴的献身精神。今天，作为炎黄子孙的我们应当思考、学习、发扬这种美德和精神，而不应把它拿来作为谋取利益的手段，这才是正确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