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击大师孙存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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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12月，上海举行国术游艺大会，孙存周演练的八卦拳被行家们誉为“得乃父之髓，已臻炉火纯青之候。”这时江苏国术馆已由南京迁往镇江。孙存周因与李玉琳不和，没有随父亲去镇江，而是独自回到上海。当时上海不少达官显贵社会名流争请孙存周去家里教拳，收入自然不匪，但这些膏腴子弟吃不得苦，这种教拳无异于混饭，空费精力，孙存周一一婉言谢绝。因上海扬子饭店的老板和杭州灵隐寺的住持皆与孙存周交厚，孙存周时而寄宿在扬子饭店，时而去灵隐寺闲居，每日演武习画，逍遥悟道，飘然世外，行若隐仙。孙存周曾与人说：“平生之志，不在仕途，不务工商，不做打手，不图侠名，只为继绝学而已。”这一时期孙存周的武功造诣又进到一个新的境界，他将赫烈雄浑与自然空灵中和为一，形成自己特有的风格。

1929年11月杭州举行全国性的国术游艺大会，实为全国性的演武与擂台大赛。大会聘请全国各地知名武术家担任评判委员和监察委员，评判长3名，评判委员 26名，监察委员37名，原拟请孙存周为监察委员长。然而，孙存周认为自己辈分低，坚辞不受监察委员长一职。于是，大会取消监察委员长设置，孙存周列37 名监察委员首席。大会开始时，曾有人公开向孙禄堂先生提出挑战，孙存周信步走到台上对挑战者说：“你们如果赢了我，我父亲自然会出来。”挑战者畏其神悻悻而退。这件事激起孙存周也要参加比赛。但是这次大会的副会长、浙江省国术馆副馆长郑佐平力劝孙存周不要参加比赛。郑佐平说：“这次参加比赛的不少都是老先生（指孙禄堂先生）的弟子，老先生的学生则过半。师兄弟也好，国术馆的学生也好，遇见你这位老师的儿子怎么打？你的武艺是摆在哪儿的，除了老先生谁能比的了你。你就是打个第一又能怎么样？人家想毁你，照样会说：因为你孙存周是老师的儿子，人家都让着你。让你得个第一。你就是拿个第一又能说明什么呢？”郑佐平是孙存周的盟兄弟，说的都是实在话。事实上也确实如此，这次参赛选手中以中央国术馆和江苏国术馆的教师和学员居多。于是孙存周终于放弃参加这次比赛。这次比赛的结果是，在获得最优等前十名中，孙禄堂先生的学生、弟子几乎占了一半。这次大会在全国引起轰动，每场比赛观众达三、五万人。经济效益也很可观。所以同年12月18日上海又举行了国术大赛。参赛人数比浙省国术游艺大会的人还要多。比赛进行了半个月。直到1930年1月4日才结束。前三名都是孙禄堂先生的学生弟子，既曹晏海、马承智、张熙堂。这两次国术大赛给孙存周留下了深刻发印象，孙存周认为，这种比赛确实是可以检验拳术练习的成效，对于总结提高练拳的方式、方法是很有用处的。但是如果拳术家不择手段的争锦标就背离了拳术比赛的宗旨。因为在这两次比赛中也确实发生了一些不够正大光明的行为。这两次比赛的结果也进一步验证孙存周的一个武学思想，孙存周认为形意拳是一切技击能力的基础，无论是外来的西洋拳击还是被当时一些文人神化了的太极拳，都不能代替形意拳在技击训练中的核心地位。但是要想使技击的境界不断升华，太极拳和八卦拳都是不可缺少的。在这两次国术大赛后，李景林让自己的全部弟子拜入孙禄堂先生门下，包括李景林的女儿李书琴。鉴于此，孙禄堂先生投桃报李，也让自己在南方的所有弟子拜李景林为师，包括儿子孙存周和女儿孙剑云。1930年1月，李书琴去镇江向孙禄堂先生学习八卦剑。孙存周与妹孙剑云跟李景林学习武当剑。李景林的武当剑原只有单剑，而且是散剑，由十三个基本剑势组成，没有连贯的套路。以后李景林经过与其卫队人员的反复实践，并重金礼聘孙禄堂先生、贾歧山先生前来指导，最终形成了后来的武当剑对剑。该对剑亦为单式散剑。（至于现在流行的武当剑套路以及武当剑对剑套路，则是李天骥根据李景林的散剑创编的。）因此，孙存周对武当剑并不陌生，尤其孙存周与李景林的弟子们也经常交流，更兼当时孙存周的拳、剑功夫都不在李景林之下，所以对李景林教的武当剑掌握的很快，月余的时间就基本掌握了武当剑的大要。孙存周认为李景林的武当剑确有特点，尤在沾粘与纵对上特点突出，不愧是名剑。同样，李景林对孙氏八卦剑也有极高的评价。在上海国术大赛期间，杜月笙设宴招待与会的国术名家。当时人称李景林为“飞剑”，会上也有人称李景林为“天下第一剑”，李景林严肃的说：“否！否！”并走到孙存周面前说：“存周的剑术就不在我之下。今天令尊大人没来，论武艺，天字底下第一号的还是孙禄堂大哥。”

孙存周为人真诚，性情天真率直。但是也有其固执的一面。孙存周看不上的人，无论如何也搞不到一起去。孙存周与李玉琳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孙氏拳后来的发展。李玉琳原是郝恩光的大徒弟，又常年得到李存义的指导，功夫出众。天津武士会成立的时候给八极拳代表人物李书文、马凤图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郝恩光和李玉琳。李存义后来年迈返乡，李存义曾对李玉琳讲：“我的功夫你都已经练成了，你要再练就要练神化不测之功，练这种功夫你只有去找孙禄堂，别人谁也教不了你。”于是李玉琳带着李存义的荐书来北京找到孙禄堂先生，拜于门下，这是大约1921年。三年过去了，孙禄堂先生没有教李玉琳什么东西，只是重新让李玉琳站三体式，当然是孙氏三体式。李玉琳心中很是不快，所以也没有认真去练。然而，孙禄堂先生对李玉琳反倒越来越客气了，天津的同门都喊李玉琳为大师兄。一天李玉琳要求与孙禄堂先生搭搭手，给他喂喂劲，孙禄堂先生同意了，刚一搭手，李玉琳发力便打，被孙禄堂先生轻轻化开。李玉琳怕孙禄堂先生察觉他的动机，一会儿便借故离开了。当李玉琳去南开大学讲课时，感觉浑身乏力，虚汗如雨。李玉琳知道孙禄堂先生精通医道，于是又返回孙禄堂先生处，请孙老先生诊治。孙禄堂先生说：“你还记得早晨的事吗？”李玉琳闻此连忙跪到在地说：“老师名气这么大，可我很少见到老师跟人动手，只见老师成天写字。我要是能打倒你，我的名气可就大了。”孙禄堂先生说：“你既然讲了实话就赶快照方抓药吧，迟则不治。
”于是递给李玉琳一张早已写好的药方。李玉琳吃后三日半身青紫，7日后才恢复。于是李玉琳知道孙禄堂先生艺高不可测，这样李玉琳再次递帖拜师。认真练习孙禄堂先生教的三体式、劈拳、崩拳等基础的东西，一直跟在孙禄堂先生身边学习，技艺大进。他逐渐掌握了孙氏形意拳、孙氏八卦拳、孙氏太极拳的大要，由此内劲日益充实。当时武林中很少有人能抬起李玉琳的胳膊，又因为李玉琳动作异常迅捷，力道异常浑厚，身体又松柔自如，功夫异于常人，故在武林中享有“铁臂苍猿”的美誉。成为孙禄堂老先生著名的弟子之一。但是由于孙存周与李玉琳两人的秉性不和，背景不同，加之孙存周、李玉琳都不善言辞，故两人的误解很深。由于李玉琳功夫好，年龄也较大，故后期同门多以大师兄呼之。李玉琳也以大师兄自居。比如如果没有他的允许，他不许别的弟子，尤其是比他入门晚的弟子轻易见到孙禄堂先生，树立自己是孙禄堂先生大弟子的威信。有一次以老师休息为名，把连靳云亭这样与他资格差不多的弟子也挡在了外面。这种做法使孙存周非常不满，误会李玉琳有异心。最终导致两人的矛盾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于是孙存周对父亲讲：“您要是不让李玉琳走，我就走。”孙禄堂先生十分为难，结果李玉琳去了上海，孙存周也离开了镇江。但每次只要见到李玉琳依旧不依不饶。后来山东国术馆成立，孙禄堂先生只好把李玉琳介绍到山东国术馆去任职。孙禄堂先生仙逝后，李玉琳为了表示尊师重道，不抢孙存周的饭碗，一直没有回上海、北京教拳。对外普及只教杨澄甫为山东国术馆创编的88式杨式太极拳，只对入室弟子才传授孙氏拳学。因此，二人的不和严重影响了孙氏拳学的继承与开展。

1930年4月山东国术馆成立，李景林为馆长，李景林在北上就任前与孙禄堂先生在上海会面，李景林说：“存周与润如（李玉琳的字）的扣儿是解不开了，不如您叫存周回来吧，让润如跟我去山东？”这时孙禄堂先生的长子、三子都已因故去世，父子之情实难割舍，于是表示同意。同时商定李景林在江苏国术馆任教的入室弟子于化龙、李庆澜等也随师北上。不久，李玉琳挥泪告别了孙禄堂先生，到山东国术馆就任教务主任。江苏国术馆教师的空缺，由孙存周、齐公博、孙振川补充。孙存周在江苏国术馆经常是代父教拳，在父亲外出时，代行教务长职责。江苏国术馆这时人才济济，如有孙氏拳嫡传齐公博、孙振川、孙振岱，甘凤池嫡传武术名家金佳福、金仕明父子，技击名家胡凤山、马承智、张熙堂，袁伟，武当剑传人柳印虎，达摩剑传人陈一虎，大枪肖汉卿，双手带（刀）传人徐铸仁，武当六路拳传人陈敬承以及名手唐殿卿的嫡传金一明等。江苏国术馆当时除了馆内的教学外，还担负江苏水陆警官学校的国术培训工作，以及社会普及班的义务教学。江苏本是民风较文弱的省份，在国术馆的推动下，民风一时也有所改观。中国是政治“大”国，任何事物都喜欢与政治挂钩，当时的国术运动这种倾向也很明显。一些人热衷于把国术与三民主义牵强附会地联系在一起，一些人过份拔高国术的本位，提出国术救国论，孙存周对此很反感。孙存周认为虽说国术可以体万物而不遗，但是不能脱离其修身的本位。国术的发展必须符合其自身规律，不能依附于政治需要。否则国术运动是难以持久的。孙存周的这些做法无形中也得罪了一些武林中的政客，他们暗中拆台，为江苏国术馆设置障碍。

1930年蒋冯阎中原开战，乱世之秋，匪盗横行，这在客观上也增加了社会对武术人才的需求。国术馆分长期班和短期班。长期班1年、短期班半年。因教学效果好，所以生源充足，于是又加开民众班，民众班也是半年为1期，如后来成名的沙国政、狄兆龙、万良等都是当时民众班的学员。据国术馆老学员们回忆：孙存周教拳非常强调基本功。孙存周要求学员们要把基本功练的准确、坚实、明白。孙存周把基本功浓缩为无极式、三体式、劈拳、崩拳、单换掌、懒扎衣。孙存周说：“练技击有三个台阶，第一步是基本功，把基本功练通了，浑身都是拳。但到了这一步也还是个拳匠。还不能称师。第二步是知拍，与人对打，感应确切，应对自如，如是才出得来节奏。一般人不易做到，到了这一步可以称师。第三步是拳与性合，遇敌制胜，尽情尽性，喜怒哀乐因拳而出，皆能制敌，则可称家。如今能至是者极少。最终至木呐虚无，动静无兆，制敌于不觉中，如家严也。”

1931年9月江苏省举行参加第五届全国运动会的国术选拔赛，首轮江苏国术馆的胡凤山与江苏警官学校的朱国禄就再度相遇，因为在两年前的浙省国术游艺大会上，朱国禄曾诓胜胡凤山。这次比赛胡凤山发挥正常，仅一个照面就击伤了对手，取得胜利。最终获得这次选拔赛的第一名。正当江苏国术馆事业蒸蒸日上，孙门道艺武学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国术界同人所信仰的时候，九一八事变爆发。第五届全国运动会也因此推延了两年才举办。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占东北，激起全国的反日高潮，沪宁杭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政治气氛尤为炙烈，人心浮动激荡。孙禄堂先生深感研传道艺武学已不是当时社会生活的需要，而且当时社会也已不具备研传道艺武学的氛围与环境，于是，留下了孙存周在江苏国术馆，自己于当年10月返回北京，劝其北方弟子某（失其名）放弃绿林生活，率部参加抗日。在此之后，孙禄堂先生再没返回南方，一直在北京隐居。孙禄堂先生在江苏国术馆的职务完全由孙存周代理。

1932年1月28日日军轰炸上海闸北，江南大乱，人心惶惶。孙存周的同门师弟支燮堂的家被炸塌了一半，支燮堂多年来笔录的孙禄堂先生的教拳笔记大部分被烧，支燮堂冒死也仅抢出一个被烧的残缺不全的笔记本。由于传说当时国民政府的战略部署是一线固守上海，二线固守南京，镇江等地的江南地带将是一线失守后的战场。因此江苏国术馆的绝大多数董事，都不再给国术馆出资。而只靠省政府的一点资金是无法维持国术馆的开销的。于是，江苏国术馆于1932年3月底停办。国术馆教师只好各谋出路，胡凤山返回部队，马承智在此之前已返回霍丘，张熙堂去了四川，金氏父子及徐铸仁等回到南京，金一明去了中央国术馆。孙振岱则应熊式辉的邀请去上海警备部队教拳。孙存周则通过支燮堂的介绍去上海铁路局教拳。同时又被上海市公安局请去教授消防队。江苏国术馆开办不到四年，终因日寇的战火而关闭了。

1933年10月，南京举行第五届全国运动会。国术比赛首次进入全运会,成为比赛项目。国术比赛列有拳术、摔交、剑、刀、枪等对抗性比赛。孙存周的弟子肖德全虽跟随孙存周学武仅一年多，比赛中已表现出相当的水平，获得剑术对抗比赛的亚军。同月20日南京又举行第二届国术国考。国考结果，以同门师兄弟朱国福、朱国祯带出的学生成绩普遍最好。同年11月孙存周接到父亲的来信，要存周返回家乡。原来孙禄堂先生预知自己驾鹤之日，故催孙存周返乡。同年12月16日早晨，孙禄堂先生谓仙佛已来接引，命孙存周去户外烧纸，孙存周觉得父亲健在烧什么纸呀，出去转了一圈，没有烧纸就回到屋中，装作已经烧过，未想刚一进来，父亲就责问：“你为何不去烧纸？”孙存周无奈，又出去转了一圈，仍未烧纸，当孙存周再回到屋中时，父亲斥道：“你快去烧纸，人家马上就到了。”孙存周只好去户外烧纸，存周回来后，孙禄堂先生问：“几点了？”孙存周答道：“6点零5分。”再看父亲时，气息皆无，已经端坐而逝。数日后，有路人进村，一定要找孙禄堂先生的至亲，称在蒲阳河桥头遇见了一位叫孙禄堂的老人，孙禄堂托他把一个包裹一样的东西交给孙家至亲。这时孙存周正在村子另一头招待帮助办丧事的乡亲，听说了这事，以为是有人来捣乱的，于是不问青红皂白就过去把那个人哄走了。等他回去把这事跟那些办丧事的亲戚一说，有人提醒到：“反正他是给你送东西的，又不是要东西的，不如你把东西接过来，看清楚是什么再说。”孙存周猛醒，连忙再去村外找那人，早已没有踪迹了。孙存周觉得事情非常蹊跷，联想到父亲走前要他去户外烧纸的事，越想越后悔。孙禄堂先生个人的武学造诣已臻拳道合一，修道成真之境。这种造诣是今天的科技水平难以作出准确诠释的。记述这些并不是宣传封建迷信，现实中确实存在一些目前尚难解释的问题和现象，对于这些现象笔者只能实录。仅就孙禄堂先生的技击造诣而言，在当时的武林中也是没有任何人能够企及的。孙存周也仅仅得到父亲的一部分传授。孙存周自称未及父亲造诣的十分之一、二。仅就武学技能而言，孙禄堂先生的点穴、神行术、弧形剑等皆未能传授给孙存周。但作为孙氏武学体系的大要，孙存周还是基本继承了下来。孙存周对孙氏形意拳、孙氏八卦拳和孙氏太极拳以及孙门短兵中的纯阳剑、八卦剑、太极剑、雪片刀、八卦七星杆，长兵中的八卦奇门枪、六合大枪、方天大戟等皆掌握精纯，功臻化境。孙存周中年后尤其对三拳、三剑、雪片刀、七星杆研究较多，极有心得。大枪的造诣亦深。孙存周曾双手各持一条两丈来长的大杆置于一个被贯入地下的木楔两侧，一抖之下，可将木楔拔出。孙存周手持一条大枪能将埋入地下的地砖粘拿出来（利用反作用力原理）。一次在定兴孙存周与人较量大枪，仅一个拦拿，就将对手挑上房顶，随之又将对手接下，不伤其分毫。由于时代的变迁，拳术与长兵之间的相互关系已发生了更迭。在过去冷兵时代，武艺主要体现在器械和骑射上，拳术仅是其基本功的一部分。因此在冷兵时代（1860年以前），拳术总体上都是为使用器械作基础的。由此决定了那个时代拳术的技术风格和技术特点。1860年尤其是1900年后，西方火器的威力使中国武术界不得不重新认识武术的功用，长冷兵器的实用价值越来越小，而短兵与拳术反倒可以与火器互补，在短兵相接中发挥作用。因此这一时期对拳术与短兵的研究日益精深，尤其是对拳术的研究达到了空前的水平。拳术从冷兵时代的武艺基础的地位，经过不断的淬炼已上升为武艺成就的最终体现。在拳术的技术风格与训练体系上都发生了许多根本性的改变。孙禄堂先生的道艺武学体系的出现更使拳术由一种技能升华为一门可以参证传统哲学的修身的学问，将拳术的功用发挥到极至，成为与文一理互补相通的武学。孙存周努力继承父亲的拳与道合的武学思想，将武学传承的重点越来越多地放在完善人格、淬炼精神与变化气质上。在技术上孙存周利用大枪一类长冷兵的训练方法反过来启发拳术的练习，使冷兵时代武艺的最终表现形式的大枪，变化为拳术训练方法的一部分内容。出现了由枪悟拳、由枪悟剑等做法。

1934年孙存周在北京与其妹孙剑云在家陪伴母亲，这年母亲也去世了。孙存周返回上海。

1935年10月，上海举行了规模盛大的第六届全国运动会。此次运动会调整了国术比赛的项目，保留了摔跤和射箭项目，取消了拳术和长短兵的对抗性比赛，而改为国术表演赛，并且表演比赛不分门派。所以，这次国术比赛对评判员的要求很高。国术比赛共聘有十位评委，孙存周得列其一。这次大会期间，有蒙古摔跤手前来表演摔跤，并在场外与内陆的摔跤手进行了五对五的交流，结果包括宝三、卜六等内陆名跤手全部失利。次日肖格清的次子肖德昌（与其兄肖德全同为孙存周的弟子）闻信找到蒙古摔跤手驻地，请与其跤手交流，双方盘走数遭，肖德昌突以虎扑进身，当即将对手击卧于丈外，一时竟未能起身。其他蒙古摔跤手见状皆怒，便不再与肖切磋。后经官方交涉此事才得以平息。这一时期，孙存周以他自己的方法教了一些学生，如肖德全、肖德昌、董岳山等，他们进步迅速，实战能力强。尤其是董岳山，很有天赋。孙存周曾对自己的夫人说：“我这点东西恐怕以后都得交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