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座老宅”之九 人生初课

“那座老宅”之九  人生初课

幼儿园和小学,我都是在锡师附小上的。年代久远,加上当年懵懂,我只依稀记得我是从中班起才上的幼儿园,那时园舍在校区最南端的楼房里,锡师附小的大门朝北开在学前街上,所以进园要穿过长长的走廊,一直走到底。那时,我十分懦弱,一次放学时,楼道里同学们挤挤挨挨,一不小心撞到了一个大个子的同学,那孩子凶巴巴地对我吼:“你当心点!当心吃生活!”回家后,我很害怕,又不敢跟大人说,极小的年纪第一次尝到了失眠的滋味。第二天,我跟班上的一个颇有侠气的同伴说起了此事,他当时就拍着胸脯说:“别怕,有我呢,他敢?!”事实上,完全是我庸人自扰,那个被撞的大个子孩子,事后根本就没记在心上。但这是我人生中上的第一堂社会课,朦朦胧胧懂得了“朋友”两个字的含义。

锡师附小是当时无锡城里很少有的五年制小学,而其他小学都是六年制,教育的双轨制果然是源远流长。那时的我很内向,其缘由是我很小的时候,刚会说话不久,有一个下雨天,午睡醒来,突然就口吃了。大人说,这是阴雨天学口吃造成的。现在细想起来,心理因素或许更大一些,因为口吃,就唯恐说话结结巴巴,越急越口吃,一来二去,就害怕开口说话。自认为从小就是个好学生,老师在讲台上所讲授的任何内容,我都可以迅速地理解,但由于担心口吃,所以老师提问时很少主动举手作答。生理缺陷导致了性格缺陷,直到参加了工作,并逐步地有了一些职务担当,经常上台讲话之后,才渐渐地纠正过来。或许也正因为这个缘故,自己年轻时不像同辈人中的佼佼者那样可以当众侃侃而谈、展露锋芒,因而丧失了许多“进步”的机会。

上四年级时,文革风暴乍起。虽然小学生的政治素养完全没有达到“革命者”的应有水准,但政治运动的裹胁力是惊人,学校里的正常教学秩序不复存在,走廊里贴满了大字报,校长、教导主任等统统被打倒,课也上不起来了。一天,我到学校,班里的几个同学不知从哪里弄到了“红小兵”的袖章,戴在臂膊上,十分神气,吵吵嚷嚷地说要找纸找笔写大字报。我很好奇,就跟他们去看热闹。我们走出校门,从学前街向东走到中山路,对面有条弄堂叫“岸桥弄”,弄口有一爿群众百货商店,如今这弄这店早就拆除了,成了通衢大道学前东路的路口。进店后,领头的同学就跟店员说:“我们是锡师附小的红小兵,要写大字报,来取纸头和笔墨!”也是当年的奇葩,店员果然就立马取来了纸墨笔递给了我们,无须付钱,只要在一个本子上签个字。回到教室,大家开始动手写大字报。写什么呢?他们来问我,我也实在想不出能写什么。大家吵吵嚷嚷了一阵子,也没有争论出个所以然。后来我推托说还有事就先走了,至于他们究竟写了些什么,就不清楚了。

没过多久,文革动乱愈演愈烈,学校就停课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其实没有真正的小学毕业。到了1968年,突然又通知我们去上初中了。按地区分配,我进入了市七中(后来改为江南中学)。入学时,要求每人写一篇作文,大约正好是国庆前后,所以写的是歌颂祖国的题材。当时写了些什么全然记不起来了。过了几天,去上学时,我的作文被抄写成大字,贴在了校门口,作为全校表彰。由此殊荣,我一进中学,就被任命为班长。

不过,这在当时叫“学习班长”,班里另有“政治班长”。我进七中不久,学校就进驻了“工宣队”,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嘛,尤其像学校这种所谓的“上层建筑”,当然要由工人阶级来掌控。进驻七中的工宣队由国棉二厂(庆丰厂)派出。随着工宣队的进入,国棉二厂革委会领导层的子女,也纷纷从原本的厂职工子弟学校转来。转到我所在班的有两个,分别姓包和姓韦。包姓者根正苗红,就当了政治班长。不过,这是台面上的说道,私底下,我和他俩处得很好,可能是因为他们来自工厂,有豪气,讲义气,比较投缘。于是,班里的大事小情就由我们俩商量着来,加上班主任是归国华侨,姓彭,矮个,挺通情达理的一位小老太。三方和谐,班级生态良好。

当年讲究学工学农。学工没有实质性地推进,只是到国棉二厂去听了一场忆苦思甜报告,当时会场闹哄哄的,也没听出个所以然来。厂里给每人当场发了一个清糠饼、一碗野菜汤。说实话,那饼子虽说有点硌喉咙,但多少加了点盐,吃起来还是蛮香的。

学农是正儿八经进行的,我们扛了被头铺盖,来到无锡东北角东湖塘乡的一个村子里,在生产队仓库里摊地铺,自己买菜起伙,每天由生产队派活下田。我是班长,充任事务长,每天清空老早和彭老师一起,带两三个同学去镇上买菜。彭老师挺有意思,每次买完菜,总让我们另外买些小吃,油饼啊,包子啊,油炸小鸟啊,还说不用花“公堂钱”,由她自己掏腰包。天晓得!原本以为非常清苦的学农生活,竟过成度假自助游似的,蛮开心的。

不过,这样的好日子没过多久,班里的一些同学就陆续接到通知,他们的父母要下放了,有的家庭还要带他们一同下去。这样,一个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集体面临瓦解。正如诸位所知道的,在挣扎了一段时光之后,我也去了苏北大丰,告别了善解人意的彭老师,告别了相处甚好的同学们,告别了夜月清凉的老宅,依依不舍,前程茫然,却又无可奈何。

然而,后来的现实却给我们开了一个颇具黑色幽默色彩的玩笑。因为我们那一届是70届,我到大丰后不久,上一届即69届就开始分配工作,紧接着,我班上留在城里的同学们也相继分配到了无锡机械系统的各大厂,包括柴油机厂、通用机械厂、压缩机厂什么的,跻身光荣的工人阶级队伍,让当年执意要带我一同下放的母亲后悔不已。令人玩味的是,当我在苏北农村待了8 年、在宜兴煤矿又待了8年,重新回到城里进入政府机关时,我的那些分配到各大厂上班的同学,大部分又都下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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