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红旗丨论《文选》在隋唐时期的经典化历程
注：本文发表于《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五十二辑（胡晓明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5月），此据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丁红旗老师授权发布。
论《文选》在隋唐时期的经典化历程*
丁红旗
[摘要]《文选》编成后，直到隋末展示在学术舞台上的萧该、曹宪，有近五十余年的空白。北方表现了对南方文化的倾慕和艳羡；在南方江都一带，因曹宪的孜孜努力，而蕴育出了江南的第一个《文选》学圈。《文选》受到了学者们持久的关注，且已引起了高层的注意，即初唐时，太宗及其周围人的追摹与取法。重要的是，随着《文选》的读习渐趋向普通士子蔓延，这一摘句模拟的思维方式得到了后代的认可，最终形成了摘句赏析的时代风尚。这直接促使了科举试题对《文选》的借重，并用在了最高的省试——进士科试中。由这一更强大、更持久稳定的助力，最终从稳定的制度层面，彻底完成了《文选》对时人或者说芸芸书生的普及，进而确定了其经典地位。之后，《文选》又进一步普及、渗入，甚且沉潜、凝定成了更广泛意义上的生活常识，在唐传奇中广泛传播。
[关键词]传播历程 摘句传统 科举的借重 普及
一、北齐、隋、初唐时期《文选》的浮出
《文选》的编纂成书，一般认为在梁普通（520——526）初年至中大通（529——534）年间，[2]下限是昭明太子卒的中大通三年（531）。但直到《北史》卷八二《儒林下》，以及《大唐新语》卷九《著述》才载有隋萧该、曹宪二人传习《文选》的情形，这中间约五十余年的空白。在这一时期，今能见到的应该是唯一直接关涉《文选》的史料，就是《太平广记》卷二四七“石动筩”条，载北齐高祖高欢尝令人读《文选》。高欢在武定五年（547）去世，说明这之前《文选》已传至北朝。就是说，编成仅十余年后，《文选》就已传到了北齐的邺都（今河北临漳），这个速度是相当快的。本来，高欢等北齐最高层是以六镇军人崛起立国，又鉴于北魏的衰落，本就倾心复兴业已衰落的鲜卑文化中的尚武风习，清人赵翼就讥讽其“适还其为猴”，[3]“源其指归而不好辞彩”。[4]周围奔走之人的文化水平也往往较低。因此，高欢令人读《文选》，当主要是学习南方文化的需要。
这也不是孤例，而有其社会土壤，北齐一直保持着对南方文化的倾心和思慕。“（济阴王元）晖业尝大会宾客，有人将《何逊集》初入洛，诸贤皆赞赏之。”[5]这是武定（543——550）之前的事（当时都城在洛阳）。《何逊集》约编集于大同三年（537）[6]，其传播的速度同样很快，亦是十余年间。“皆赞赏之”，也说明了北齐对南方文化的渴慕。元晖业此举并非一时心血来潮，其文学水平较高，史称其“涉子史，亦颇属文”。还有一件事，即《北齐书》卷三九《祖珽传》所载抄写、盗取《华林遍略》一事。文襄指高澄，当时领中书监。武定五年（547），高欢死后继掌朝政，但两年后即遇刺身亡。而《华林遍略》是在普通四年（523）编成[7]，这样看来，其从扬州传入北方的洛阳，最多是二十年。这些典籍快速的转播，只能是当日对南方文化极度渴求、南北交流频繁的结果。如何逊，当日在梁朝就有重名，一代名流沈约曾备赞何逊，“吾每读卿诗，一日三复，犹不能已”。[8]《华林遍略》，六百二十卷，作为皇皇巨著，是梁武帝特意纠集一班人马编撰以压倒刘孝标《类苑》的大型类书，天下三教九流、六艺七略自然是无所不包了。[9]有此一本，尽可囊括天下知识，高澄焉得不喜！其重视也是自然。因此，高欢尝令人读《文选》，就不再是一件孤立的事，而在渴求背景下《文选》至少已受到了北方高层的关注。
还值得一提的是，今人所熟知的魏收、邢邵倾慕、学习南方的任昉、沈约，魏、邢都是北齐的文人。以上四例，都出自黄河中下游一带，这不是巧合，是事出有因：一，北齐所居地域，原本就是北魏时代政治、经济和文化最为发达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自汉以来，就有深厚的文化传统。北魏孝文帝实施汉化，也主要在这一地域。二，北齐所居之地，毗邻南朝（大体以淮河为界），更易于接纳、濡染和传播南朝文化。
至于南方，实难觅一丝读习《文选》的痕迹；原因也很简单，梁陈时期，宫体诗风甚嚣尘上（当日何逊清雅的诗风尚被排斥，亦可窥一斑），旖旎、艳情诗风大行其道，无时不在挤占、压缩典雅诗风的空间；这样，以典雅、庄重为选文特色的《文选》自然会因不合时人口味而被弃置巾箱。
这一切，都有待于另外的机缘。
《文选》首先受到了一些学者们持久的关注，这就是萧该、曹宪。从学者传播的视角看，此二人功不可没。不过，二人的传记极其简略（即前所提到的《北史》与《大唐新语》），但透过简洁的话语，仍能捕捉到背后的一些情形。萧该，梁鄱阳王萧恢的孙子，这一支脉有习文的传统。[10]西魏恭帝元年(554)九月，宇文护等率兵攻破了梁元帝占据的江陵，萧该被俘北上。开皇（581——600）初，赐爵山阴县公，拜国子博士。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著述条件（能接触到国子监中大量的国家藏书），萧该都有机会沉潜于深究、述作。或者说，丧乱之后，或是痛感于先人事业的凋零、书籍散落，出于对家族长辈（萧统为其叔父）文化事业的敬重而潜究、注释《文选》。
曹宪，至少在大业七年（611），就已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江都（今扬州市）。[11]此际，曹宪已七十岁左右。或许已致仕，或许是感于世道的衰乱，曹宪潜心教授学子，以此度过余生。其教授《文选》，当有地域的影响，毕竟，扬州毗邻帝京、以及昭明太子时时读书的镇江，同属于京畿文化圈。睹物思人，进而重其著述，也是很自然的事。但是，如与北方的萧该相比，曹宪明显有一种优势——即处在一个宽广、深厚的文化土壤之中。江都，这时已因特别的历史机缘而迅速走向繁盛，这一人物就是杨广。开皇八年（588）十月，晋王杨广率军攻打陈朝。平陈后，任扬州总管，镇江都，每岁一朝。直到二十年（600）十月被立为太子（前太子杨勇被废），杨广一直驻守在江都，十余年的悉心经营，自然非同一般，也为此一再游幸江都。在他眼中，江都是一个美轮美奂、值得时时淹留的都市，其《江都宫乐歌》就充分表现了这一无限倾赏的心态意绪。文化上也在日益繁兴。这种背景下，曹宪教授的弟子“句容许淹、江夏李善、公孙罗相继以《文选》教授”，前后相承，无疑开始光大了《文选》的读习阵容，“于是其学大兴”，并最终形成了第一个江南《文选》学圈。
但在北方，据《北史》卷二六《杜正玄传》，隋开皇十五年（595）策试秀才时，掌管考试的杨素轻视举子，“志在试退”杜正玄，“乃手题使拟司马相如《上林赋》、王褒《圣主得贤臣颂》、班固《燕然山铭》、张载《剑阁铭》、《白鹦鹉赋》”，并限时完成。在杨素一意刁难的题目中，除《白鹦鹉赋》为临时借题外，赋、颂、铭三种体裁的文章均见于《文选》，可证实此际的《文选》，在高层（如杨素）、世家士子（如杜正玄[12]）中都有人比较熟悉；否则，杨素也不会一时兴到，在神圣、严肃的策试场面拈出《文选》来一考秀才；至于杜正玄，更须习知甚且熟背《文选》，否则谈不上准确拟作。杜正玄，出京兆杜氏，如再结合开皇初萧该在北方注释《文选》的事实，能看出至少在隋时，《文选》已在一些学者和高层中间慢慢流衍开来。
这迈出了《文选》被经典化的第一步，即已在一些学者的注释中，在一些特定的地域内传播。
但是，“其学大兴”，恐怕只能是史臣事后的一种追忆，因这一时节还远没这般繁盛，至少在隋末还只是局限于江都一地，仅在一些学者，如曹宪、许淹、公孙罗等中间传习、阅读与注释《文选》。不过，这一批后来发扬光大《文选》学的弟子们的最终走向却值得深入考察。据《旧唐书》卷一八九上《儒学上》所载，许淹所居，就在建康周围一带，不曾远离。公孙罗也是在江南一带停留、居止。这都在江南以江都为中心的《文选》学圈的范围内，例外的就是李善。应当说，李善的遭际比较坎坷。显庆中，已累官补太子内率府录事参军、崇贤馆直学士（正七品上，见《通典》卷三〇“太子庶子”条），兼沛王李贤侍读，已快步踏上了中层的清望官系列，凭借沛王侍读的阶梯，自会有一个美好的前程。李善也在孜孜努力，甚至结交了当日炙手可热的权贵贺兰敏之（即武敏之，武则天姐的儿子）。但宦途险恶，武敏之后被赐死，李善竟以此惹祸，“配流姚州。后遇赦得还”。但要回何地，却也颇费一番心思：故乡江都，已经离开有二十多年了，早已生疏；再回到帝京长安，但以一曾经的罪人身份，想要东山再起，又谈何容易？时人恐怕避之都来不及。重要的是，调露二年（680）八月，因受正议大夫明崇俨为盗所杀一事的牵连，李善昔日所依附的旧主李贤在残酷的政治争斗中，被武则天借机废为庶人，永无出头之日了。李善的希望只能随之破灭。这时，李善也可能感到有些力不从心了，不得已，滞留在东都洛阳附近——汴、郑间以讲《文选》为业[13]，度过了余生；这是因这一时节的神都洛阳，已因武则天的原因，而日渐显露出大唐盛世的勃勃气象。
这样，如从遇赦的上元二年算起，李善郑、汴间讲学的时间为十四年。应当说，这是一个在《文选》学传播史上关键的十四年。显庆三年（658）九月十七日，李善《上〈文选〉注表》谈到一己注释《文选》的情形：“故勉十舍之劳，寄三余之暇，弋钓书部，愿言注辑，合成六十卷。”“十舍”是“驽马十舍”，出自《淮南子·齐俗训》，意谓即便是驽马，只要奋力拉车十日，亦可至远。“三余”出自《三国志·魏志·董遇传》。又说“握玩斯文，载移凉燠”，则持续了很长的时间。这都足以见出李善的努力、勤奋。同时，也可想见，自然而然，在专职教授《文选》之余，肯定也会与诸生一起讨论《文选》的一些问题，碰撞、激发，或一己偶有心得，都会提升注释、研究《文选》的水准。最终“诸生四远至”，就直接促使了《文选》学在这一毗邻帝京、文化厚重地域的迅速传播。可以说，这一时节，《文选》已开始渐趋向普通的士子蔓延。这是在北方的第二个《文选》学圈。
再从文风的角度看，南齐以来，时人摘句嗟赏的风尚已较为流行，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指出：“张眎摘句褒贬……各任怀抱，共为权衡。”“褒贬”与“权衡”相提并论，说明文学批评史意义上的“摘句褒贬”业已形成。这也是实际情况的概述，如南齐时，时人以江淹诗“绝无美句”，而谓为“才尽”；[14]“宋孝武殷贵妃亡，灵鞠献挽歌诗三首，对'云横广阶暗，霜深高殿寒’，帝摘句嗟赏”；[15]萧悫曾秋夜赋诗，“'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为知音所赏”。[16]对此，《文心雕龙·隐秀》更直接提出秀句“所以照文苑”，即能辉映文苑、烛照出彩的文学观念。可以想见，积久下去，为方便，势必会将一首诗中能相对独立、精彩警醒的句子摘出，加以品评、标榜；持续下去，也自会模拟写作。这是因倾赏之余，也可藉此时时锻炼、提升写作的技巧。从隋时的一些作品来看，逯钦立辑《全隋诗》卷四王胄《白马篇》（显系模拟、铺陈曹植的同名作）、诸葛颖《赋得微雨东来应教诗》（源自陶渊明《读山海经诗》“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卷六孔德绍《赋得涉江采芙蓉诗》（源自《古诗十九首》，但文意、语词倒近于陆机《拟古诗·拟涉江采芙蓉》）、刘斌《送刘员外同赋陈思王诗得好鸟鸣高枝》（源自曹植《公宴诗》）；卷七李巨仁《赋得方塘含白水》（源自刘桢《杂诗》）等，这么集中，当是模拟《文选》中诗作的结果；因为这两卷，题目标明“赋得”二字且为诗句的，仅此七首。这当然不是巧合，而是时人有意模拟《文选》诗句的结果。而一部编著欲成为经典，核心就在于其不断地被追摹、取法。
从作者的地域来看，王胄，仕陈，大业初为著作郎，后亡匿江左，是地道的江南人；诸葛颖，丹阳建康人，侯景之乱奔齐，待诏文林馆；孔德绍，会稽人，窦建德称王，署为中书令；刘斌，南阳人，梁时名士刘之遴之孙。除李巨仁籍贯不详外，其余四人实际上都生长在江南，或者一生多数时光在江南度过，受江南文化的滋养。与北方比较，南方就厚实多了。这也是第一个《文选》学圈在江南形成的根本原因和文化土壤。
但是，不管怎样，《文选》在隋末已渐次浮出了水面。
但《文选》的进一步广泛传播，还势必需其他的助力；这是因为由个别学者带来的兴盛并不表现在比较稳定的制度层面，而无久长、持续不断的可能。
初唐以来，沿袭宋齐以来已蔚为兴盛的极端重视“美句”、摘句赏析的传统，进一步发展，就是编集各种秀句、名篇丽藻以供揣摩、仿效，切实提高一己的写作水平。《文镜秘府论·南卷》“论文意”条引王昌龄论诗，就说当时“凡作诗之人，皆自抄古人诗语精妙之处，名为随身卷子，以防苦思；作文兴若不来，即须看随身卷子，以发兴也”，可见秀句在当日运用的普遍和切实功效。这种汇编诗中佳句的“秀句集”、“摘句图”的集子，现在还能考见一些：如贞观中褚亮等编的《古文章巧言语》、元兢《古今诗人秀句》二卷[17]、张为《诗人主客图》，“《古今诗人秀句》二十卷，元兢编；《文场秀句》一卷，王起编”[18]等。王起，贞元十四年（798）中进士，长庆二年（822）曾为吏部侍郎主持进士科考试，[19]当日声望甚隆。这也看出从初唐直到中晚唐，编集秀句一直都络绎不绝，是一个时代的风尚。某种程度上，《初学记》的编撰，也不妨视为此种风尚下的产物，毕竟，唐玄宗为教育诸子的作文，所选亦是当日公认的名篇丽藻。
而且，时人品评，也多有从佳句着眼的，如一代诗人杜甫就明言一己“清词丽句必为邻”（《戏为六绝句》），“为人性僻耽佳句”（《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在辞藻、佳句上苦下功夫；并评王维“最传秀句寰区满”,说李白“李侯有佳句”（《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重要的是，唐时仍旧沿袭六朝以来摘句赏析的传统，肯定、颂扬他人诗作中的名句，如李白言说“张翰黄花句，风流五百年”（《金陵送张十一再游东吴》）, 郑谷谈“何如'海日生残夜’, 一句能令万古传”（《卷末偶题》）。再如开元二十六年（738），郑曙以一联“夜来双月满，曙后一星孤”而得通籍[20]；中唐时，徐凝以“千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而夺得杭州取解的机会[21]；贞元中，周存则以一联“倘若从龙去，还施润物功”得中进士[22]等。极度推重之下，兼带功名利禄，诗人们也自是潜心琢磨，尽可能写出一些佳词秀句，至如唐末贾岛《送无可上人》自注所说的“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就道出了这一极端的情形。
这是初唐以来一个影响深远的倾向。
但也显然，这种推重、倾赏秀句的风尚，还不一定能落实到《文选》身上；《文选》地位的进一步上升与经典化，还需借助其他的机缘。
武德七年（624）九月十七日，欧阳询等编撰《艺文类聚》成（历时三年），在实际的编撰中，《文选》是其选文的重要蓝本之一。又，今检《全唐诗》，仅从诗题看，太宗时，引用《文选》诗句的就已较多，如太宗《白日半西山》、《置酒坐飞阁》、《采芙蓉》、《赋秋日悬清光赐房玄龄》，褚亮《赋得蜀都》，李白药《赋得魏都》，刘孝孙《送刘散员同赋陈思王诗游人久不归》，许敬宗《送刘散员同赋得陈思王诗山树郁苍苍》，杨师道《侍宴赋得起坐弹鸣琴二首》，李百药《赋得班去赵姬升》、《鹦鹉赋》、《笙赋》，岑文本《藉田颂》、《拟剧秦美新》等。这些的众多的“赋得”诗，虽不乏戏作、随意的成分，但也见出模拟秀句的兴盛。《文选》在初唐的影响亦可略见一斑。可以说，此际的《文选》已进入了高层知识界关注的视野。
或者说，不管基于何种原因，初唐政治最高层及其周围已在关注《文选》，并倾注了更多模拟、取法的目光。在一个帝国政治就是帝王政治的社会中，帝王的导向性无疑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或者说，这足以或明或暗地加速世人对《文选》的接受。这是初唐时期《文选》传播的一个重要变迁。因此，显庆三年（658）九月李善上《文选》注，就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其语气也敢说的大，“后进英髦，咸资准的”。李善当已看到了《文选》开始兴盛的种种迹象。或者说，与前些年唐太宗亲率一帮文臣模拟《文选》写作的旨趣不谋而合，李善凭借一己所长，在潜究《文选》的典章故实之余，不失时机地顺应了这一来自高层的时尚，并推波助澜——让《文选》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获得认可，并发展。
从这一时期能够考知的关涉《文选》的一些记载看，大体上以开元中期为界，这些不同角度的史实勾勒出了一个《文选》在整个社会渐次发展、兴盛的网络——一百一二十年间，一方面，重视《文选》的范围日渐扩大，已从政府高层、高官下移、蔓延至普通文人，甚至方外之人、隐士等，发展自是比较迅速；另一方面，重视的方式多样，除了高层不辞辛苦地细细抄写，作为经典被赐行域外等，地方上《文选》的讲授，甚且有隐士一再注释、编续、拟作《文选》等，都见出《文选》在当日整个社会的器重。重要的是，一代诗人李白[23]、杜甫、韩愈等模拟、化用《文选》，更让我们看到《文选》在写诗中的典范作用。而标榜、提倡的人属于何种领域和层次，往往更直接决定了其经典的价值和在文化场域中的高度，特别是帝王的高度肯定，使得《文选》更具有了文学典范的意义。
不过，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最高统治者太宗的爱好也可能转移——一切都还不稳定，都不无偶然的因素，还需要更强大、更持久稳定的助力。这一助力，就是在武则天之后日趋兴盛和稳定的科举制度。也能想象，在这样一个热烈读习的氛围中，借鉴时下兴盛的摘句赏析传统，但又增添了新的内容，即与仕途衔接，上升到国家层面，就势必会在《文选》中摘录一些秀句而构成了唐时进士科杂文试诗赋的题目（作五言排律六韵或八韵，称“试帖”或“试律”），如贞元十年（794）的“春风扇微和”、咸通七年（866）的“新蒲含紫茸”等，都是择取名句来命题。这也能举一个例证，如太宗所作《赋秋日悬清光赐房玄龄》，这一诗题，正是贞元中一次省试的试题；[24]这说明，正是这一摘句模拟的思维方式，得到了后来掌贡举者的青睐和认可，即迎合时代摘句的风尚，并在最高的省试中——进士科试中得到了确认，并以名句为题目的方式考核。这一点甚为重要，可说它直接决定了此后进士科命题的一种基本方式——摘句，以及进士科与《文选》的密切关系。
就现今所能考见的进士科试杂文的试题，[25]最早出自《文选》的题目是垂拱二年（686）的《朝野多欢娱》（出自张协《咏史》）；此后，是开元九年（721）的《清如玉壶冰》（《文选》卷二八鲍照《白头吟》）、开元二十六年（738）的《拟孔融荐祢衡表》（《文选》卷三七）。再后，就是在大历——贞元时期（766——805）出现了一个借《文选》诗命题的高峰。[26]诚然，现存的进士科试题有脱漏，不能一一排列；但就这已能大体看出，在进士科考试诗赋基本定型的开元时期：之前，已有零星的采用；之后，则是一个命题的高峰。这种情况充分说明，中唐以来，《文选》已深入融合到了进士科的考试之中（省试试题没有出自唐人诗句的）。或者说，之前是靠芸芸众生的努力推动，之后则是从稳定的制度层面推进、加强了这一稳健势头，并互相促进。可以说，唐时进士科的这种考试，实际上正有其时代背景和社会基础，绝不是突然爆发、一蹴而就的。
就在天宝末年，出现了一件在当日极其有名的事件：
（会昌四年，844年）时左仆射王起频年知贡举，每贡院考试讫，上榜后，更呈宰相取可否。……帝曰：“我比闻杨虞卿兄弟朋比贵势，妨平人道路。昨杨知至、郑朴之徒，并令落下，抑其太甚耳。”德裕曰：“臣无名第，不合言进之非。然臣祖天宝末以仕进无他伎，勉强随计，一举登第。自后不于私家置《文选》，盖恶其祖尚浮华，不根艺实。然朝廷显官，须是公卿子弟。”[27]
取士时如何对待贵势子弟，固不必论；但李德裕“不于私家置《文选》”却需发明。不管怎样，开元、天宝时试诗赋业已盛行；因此，其祖李栖筠所为——“仕进无他伎，勉强随计”（这当然是李德裕在武宗面前的谦辞），凭借《文选》“一举登第”[28]，确实说明了《文选》在科举中的重要作用。但这种作用，更多的当是偷工减料、走捷径的结果，即诵读、记忆、融汇一些词句来应付科考，这从进士所作文章隶事的雷同，以及对《文选》词句的采摘中能清楚地看出，如大历八年（773）周存、员南溟《禁中春松》，以及元和二年（807）白行简《贡院楼北新栽小松》、李晔《尚书都堂尾松》、李胄《文宣王庙古松》等对左思《咏史》语词、诗意的化用和沿袭——这当然是“祖尚浮华，不根艺实”了，难怪李德裕几近要深恶痛绝了。这一点在一代诗人韩愈的身上也有表现，“退自取所试读之，乃类于俳优者之辞，颜忸怩而心不宁者数月”。又说，“使古之豪杰之士，若屈原、孟轲、司马迁、相如、扬雄之徒进于是选，仆必知其辱焉”（韩愈《答崔立之书》）。因此，会昌年间李德裕再次提及时，就更多的有独逆众流的意味，“此盖有激而说也”[29]。实际上，这只是一种举止，一种姿态。再一个事实就是，这之前的大历、贞元年间正是运用《文选》极其兴盛、风靡的时期。
总之，中唐时期，李德裕的言行，特别是其所言说的“私家置《文选》”，足以标志着这一时期《文选》借助于稳定的科举，最终从制度层面，彻底完成了《文选》对时人或者说芸芸书生的普及。至此，《文选》已被世人完全接受和认可——也自然完成了经典化的历程。或者说，它直接意味着，面对贤才，不论你何种出身，都可以凭借这一稳定、规范的制度以及《文选》的助力，持续努力敲开仕进的大门，进而参与到国家的治理洪流之中，在理政中实现那一时节一个士人的远大抱负和理想。这从制度上保证了有一个宽广的发展前景。
这也有一个例证。宝应元年（762），寒家士子李郱“年十四五，能闇记《论语》、《尚书》、《毛诗》、《左传》、《文选》，凡百余言”。[30]李幼时即丧父，由姑姑代为养育，而发愤以学。其所读，《左传》为大经，《毛诗》为中经，《尚书》为小经，则为通三经，其能“闇记”，正可应对明经中重要的一项测试——帖经。据《墓志》，李郱的才能传到了“诸父”的耳朵，致使其感泣泪下，“吾兄尚有子耶”，“迎旧而坐问之，应对纵横无难”，都清楚显示出伯父们的期待，以及借科举弘扬门庭的意图。其后，李郱所走的正是这一条路，“以朝邑员外尉选，鲁公真卿第其所试文上等，擢为同官正尉。……其后，以书判拔萃，选为万年尉。”万年，为京师的赤县，从八品下[31]，比其他四个赤县（洛阳、河南、太原、晋阳）更为紧要，有较好的仕途前景，一般为中制举后，且由畿县尉迁转而来，极为不易。
在《文选》业已经典化的中唐时期，其对社会的渗入在日益深入，向纵深发展。范摅《云溪友议》卷上《古制兴》载，开成二年（837），高锴司贡籍，诏曰：
夫宗子维城，本枝百代，封爵所宜，无令废绝。……所试赋则准常规，诗则依齐梁体格。乃试《琴瑟合奏赋》、《霓裳羽衣曲》诗。主司先进五人，一诗最佳者乃李肱也。
高锴在进五人诗时，奏曰：
其次沈黄中《琴瑟合奏赋》，又似《文选》中《雪》、《月》赋体格，臣与第三人。[32]
高锴所评诗赋，虽有主观因素，但与诏书的原则性规定相比，还是能看出一些问题。“齐梁体”是一个从开元、天宝直至晚唐都比较流行的语词。当然，“齐梁体”并不等同于《文选》；但某种程度上，《文选》却可作为“齐梁体”诗歌的范文，因为这一时期的名作名篇，《文选》大都收罗进来了，下引《宣室志》中，唐人陆乔把《文选》中“不拘音律”的诗句视为“齐梁体”，就能充分证实这一点。总之，文宗、高锴的做法至少能说明，沿袭到唐末，还是在看重《文选》，齐梁体格甚至在一个时期内还上升为国家选士、拔擢的钦定标准。如再结合大历、贞元年间是《文选》运用较为兴盛、风靡的时期，就能说文宗的做法固然有一己喜好的因素在，更多的却可说是这之前《文选》兴盛的延续，即明确以法令的形式加以肯定。
这不能不对士子有深远、巨大的影响，“草上之风必偃”，时风所至，士子不能不诵读《文选》，深深浸润其间。《文选》正借科举的力量在整个社会的进一步普及、渗入，除一般意义上的名人士子韩愈、白居易外，甚且宫女都在自觉读习《文选》——作为女性必备的基本技能之一，贞元（785——805）中，翠筠宫奉恩院王才人的养女凤儿曾言“初从母学《文选》、《初学记》，及慕陈后主孔妃嫔为诗，数日前临水折花”。[33]更重要的是，甚至还被编入了变文、鬼怪故事，在广为流传：
乾元（758——760）前后，处士萧旷赞扬《洛神赋》“真体物浏亮，为梁昭明之精选耳”。[34]这说明《文选》已进入了传奇的关注视野，并且作为其间一个真切的知识背景。
唐末张读《宣室志》卷四《陆乔》载：元和（806——820）初，有进士陆乔自言“某常览昭明所集《文选》，见其编录诗句皆不拘音律，谓之'齐梁体’”。一个“常”字，道出了陆乔时时读习的情形。
约在太和、开成年间（827——840）以后，《秋胡变文》中出现了秋胡携《文选》应“明五经”的故事。[35]
这三则故事都出现在中唐偏后的一段时期，也是其全面渗入社会、普及到芸芸众生的一个重要表现。这都表现了《文选》的深远影响与典范地位，也自然走进了唐人的心灵深处。
《大唐新语》卷十一《惩戒》载：
张由古，有吏才而无学术，累历台省。尝于众中叹班固有天才，而文章不入《文选》。或谓之曰：“《两都赋》、《燕山铭》、《典引》等并入《文选》，何为言无？”由古曰：“此并班孟坚文章，何关班固事！”闻者掩口而笑。
张由古虽没弄清班固、班孟坚的等同，确实值得掩口而笑；但一无学术之人，竟能脱口说出《文选》所选班孟坚的文章，并振振有词地加以辩驳，则其必定熟悉《文选》。这是唐高宗显庆年间的事。[36]此也正吻合显庆三年（658）李善《上〈文选〉注表》所说的“后进英髦，咸资准的”。而《文选》浸润之广泛——早在高宗时期，就到了一无学术之人都加以关注、学习的地步。就是这个因素，五代人丘光庭《兼明书》中也不得不承认“盖以时有王张，遂乃盛行于代。”曹道衡认为，“王张”当为“王章”，即国家的制度，“把'五臣注’作为法定的《文选》注本”，[37]这种阐释就颇合情理、洞达一间，确实是切入肯綮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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