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蒙难——秦汉历史人物评析之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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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读书人宏涛的第16篇原创作品

圣人见微以知萌,见端以知末,

故见象箸而怖,知天下不足也。

-《韩非子·说林上》

嬴政亲政后,果断利落的铲除国内各个势力集团,树立威信,强化集权统治;开始排兵布阵及小规模军事行动,加大对东方六国的武力震慑和政治试探。

公元前234年(秦王政13年)的某一天,据说嬴政读完从东方流传过来的《孤愤》、《五蠹》等几篇文章后,被其中深邃的思想,严谨的辩证,新颖的观点,生动的事例所折服,不由的掩卷感叹:“我要是能见到写这些文章的人,并能和他讨论国家大事,死也值得!”

当时李斯正在一旁,他告诉嬴政,这些文章的作者叫韩非,现在韩国为臣,与自己曾经都同是荀子学生,此人才华卓著,能力远在自己之上。

嬴政为了得见韩非当面请教,于是决定发兵攻打韩国。韩王哪有能力应战,只能被迫派遣韩非以使臣身份前往秦国,乞求停战。

韩非是谁,此人竟然有如此大的魅力,仅凭几篇书生文章,就能够让嬴政为他一人而大动干戈?

韩非,约公元前280年出生在韩国的一个落魄贵族家庭,少时即好学善思,才识过人。20余岁起,韩非便多次上书韩王,提出治国理政建议,但韩王根本不理睬。韩非无用武之地,才转而投奔时任“兰陵令”的学界大儒荀子门下求学。

数年后韩非学有所成,成为荀子最得意的弟子之一,特别是韩非把法家各路学派理论成功地糅合为一体,形成自己系统完善的“法家”治国思想。他胸怀报国大志回到韩国,面见国君献上兴邦良策,结果依然不得国君重视,韩非屡次受到轻视打击,于是不理朝政,转为愤而著述。

司马迁在《史记》中专门做《老子韩非列传》,“老子”大家都很熟悉,他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道家文化的始祖和代表人物,道家也与儒家、佛家三者共同塑造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体。

司马迁能够把韩非与老子并在一起做传,原因有三点:

一是认可韩非在思想学说中取得重大学术成就。

二是认为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意思是韩非名为法家传人,实则为道家门徒。

三是韩非虽然在政治上作为不多,但其法治思想终被嬴政所采用,对“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建立,起到了理论指导作用。

秦史专家安作璋认为:“韩非与老师荀子共同为统治阶级的思想理论体系,架设了一座由礼治向法治过渡的桥梁。”这个“礼治向法治过渡的桥梁”评价是很准确深刻的。

韩非善于察古今往来得失变化,批判吸收百家思想精华,成为先秦诸子中的一位杰出思想家,他所做文章深得各国统治阶级及知识分子认可,后人将其十余万字的文章结集为《韩非子》,作品中蕴含的唯物论进化思想与辩证思维方式影响深远。例如我们常说的自相矛盾、买椟还珠、滥竽充数等众多成语均出自韩非著作。

司马迁在《老子韩非列传》中,罗列了韩非众多名篇的名称,但只全文引载了《说难》一文。司马迁选择此文,应是此文在韩非著作中有一定代表性,而且此文也说出了司马迁自己难与人言的心声。

《说难》是讲臣子如何与国君相处的一篇议论文。论述严谨、说理透彻,其中所蕴含的辩证思想,对今天的人们依然有很大启发。

《说难》中第一部分讲要想成功游说君主,无所谓绝对的正确办法,关键是对症下药。

原文是这样写的:

大凡游说的困难,不是难在我的才智思路不够,不是难在我的口才不能表达思想,也不是难在我心存顾忌,不能畅所欲言。游说的困难,难在不知道对方心意,不能对症下药。

例如游说的对象想要沽名钓誉,你用厚利去说服他,那么你将被视为下流的人遭到卑贱的待遇,而被抛弃和疏远。

假如游说的对象想要追求利益,你用名誉去说服他,就会显得迂腐,缺乏心计而又不切实际,必定不会被接受和录用。

假如游说的对象内心求利、表面求名,你用名誉游说,他会表面上录用你,而实际上疏远你;你用厚利游说,他会暗地采纳你的建议,而公开却抛弃你。

第二部分讲与国君相处谋事,要时刻心存警惕。

谋划事情,以保密而成功,因泄密而失败。你本人并没有言有所失,只是无意触及国君的隐私,你就会身处危险。

国君有错误,你竟然认真分析他错误的根源,你就会身处危险。

你与国君相交不深,却袒露心扉,国君采纳你的办法取得成效,也不会感激你,如果采纳你的办法却失败了,那就会怨恨你,你就会身处危险。

国君利用你的计谋取得功劳;或者国君表面上说要做某事情,实际却做别的事情,而你知道其中底细,你就会身处危险。

如果动员国君去做一件他不想做的事情,或者阻止国君不要去做他想做的事情,你就会身处危险。

你与国君议论大臣,可能会被认为是想离间君臣关系;和国君谈论近侍小臣,就被认为是想卖弄清高。

谈论国君喜爱的人,会被认为是在拉关系;谈论国君憎恶的人,会被认为是想搞试探。

你与国君高谈阔论旁征博引,他认为你在卖弄学问浪费时间;你言语朴素坦诚直率,他认为你没有多少学问而看轻你。

第三部分讲游说的诀窍:最重要的不是事物的是非曲直,而是揣摩国君的爱憎去投其所好。

第四部分讲了三个揭露人性阴暗面的小故事,很值得大家警惕。

宋国有个富人,因为连阴雨淋塌了家里的墙。他的儿子说:“围墙不修,可能招来盗贼。”邻居家的一位老人也这样提醒。到了夜晚,富人家里果然丢失了很多财物,富人和家里人都称赞儿子聪明,却对邻居老人起了疑心。

郑武公想讨伐胡国,但是先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胡国君主和亲。有一天在朝堂上,郑武公当众问群臣:“我们可以出兵讨伐哪个国家?”大夫关其思回答说:“可以讨伐胡国。”武公大怒,当场处死了关其思,并向群臣说道:“胡国是我们的兄弟,我们怎么能去讨伐兄弟呢?”胡国君主听说此事,认为郑国和自己是真友好,于是不再防备郑国,郑国随后偷袭占领了胡国。

弥子瑕深受卫国国君宠信。卫国法令规定,私自驾驭国君车子,论罪判处断足。弥子瑕母亲病了,消息夜晚才送到,弥子瑕于是假托君命驾驭君车返家看望母亲。卫君听说后,大肆赞扬弥子瑕德行好:“真孝顺啊!为了侍奉母亲,甚至愿意触犯法规。”有一次,弥子瑕和卫君在果园游览,弥子瑕吃到一个桃子,咬了两口觉得很甜,就把剩下的半个桃子送给卫君吃。卫君说:“弥子瑕多么爱我啊!遇到好桃子自己不吃,也要来给我吃。”但是事过境迁,弥子瑕失宠了,卫君说:“这人真不是个好东西,他曾经假托君命私自驾驭我的车子,还竟然把吃剩的桃子给我吃。”弥子瑕同样的行为,但先前称贤、后来获罪,原因只是卫君的个人爱憎发生了变化。

嬴政为得到韩非,下令攻打韩国,韩国君弱兵穷,本就没有重用韩非的打算,现在秦国来攻,韩王就派韩非使秦。韩非来到秦国后,与嬴政纵论古今、横观天下,不凡的见解和深厚的学识得到了嬴政的认可。

韩非身份是韩使,来秦国之前韩王也有所嘱托,他时刻铭记自己的职责使命,到秦国不久,就给嬴政有了第一封上书。主要内容是反对出兵韩国,建议征战赵国。韩非列举的理由是:

一是攻打韩国有违情理。韩国三十多年来侍奉秦国,如同秦国的郡县。秦国出征别国,韩国事事听从,并派兵跟随,战斗结束后,都是利归秦国、怨归韩国。如果秦国灭了韩国,会让各国心寒,谁还再愿意与秦国友好。

二是赵国正在谋划攻秦。赵国一直在筹备着与秦国较量,持续扩充军队,广泛招揽各国人士,积蓄多方力量,并在各诸侯间反复宣传秦国要灭六国,动员各国与秦国为敌,赵国才是秦国最主要的敌人。

三是韩国会与别国结盟抗秦。韩国地处“四战之地”,一百多年来都在应付各方外敌,但是依然没有灭亡,可见战斗能力还是比较强。秦国如果来攻,韩国必定会与魏国结盟,同时求助赵国,赵国与齐国又是盟友,所以打韩国,就是同时与四国交战。

思想是没有国界的,但思想家是有祖国的。

韩非因为自己的身份反对攻韩,建议灭赵。为了让建议更有分量,他同时又主动提出了如何灭赵及六国统一的策略。

第一步离间赵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防止结成同盟。给其余国可以用重金贿赂、送“质子”结联盟、承诺战后分地、军事恫吓等方式,孤立赵国。

第二步率领韩国军队迅速出兵赵国。赵国最多只能与齐国结成同盟,韩国负责拉拢魏国不参与秦赵之争。

第三步在灭赵、灭齐以后收服韩国。当赵国、齐国都被秦国占领后,只需要秦王发一封文书,不用动一兵一卒,韩国就会举国归顺秦国。

第四步乘胜追击再收服楚魏两国。这两国实力已经不济,不能联盟自保,自然只能屈服于秦国,至此完成六国统一。

韩非首次上书的初衷和目的,只是为了给韩国争取更长的和平时间,并无意去帮助秦国统一。但是韩非凭借自己谋略智慧,通篇的战略部署都体现出为秦国谋、为统一计,这个方案剖析利弊、策略得当,为嬴政统一六国勾画了蓝图。

嬴政看完韩非上书后,很是兴奋,立即将其内容交给近臣亲信进行讨论。

李斯看透了韩非的心思,他明确提出反对意见:韩非方案不可取,必须灭韩国。

一是韩国不可信任。韩表面臣服于秦,但一直心怀叵测,秦国如有变故发生,距离最近的韩国必是心腹大患。

二是灭韩才无隐患。当我们带着韩国,并举全国之力去攻打赵国、魏国时,假如韩国现场作乱、临阵倒戈,那战势不堪设想,只有灭韩再去攻赵,才能奠定安全坚实的后方基础。

李斯的见解在秦后来的统一战争中证明是正确的。秦国首先占领韩国,秦国军事力量如“楔子”般插入中原,使秦国与其余五国全部接壤,从地理交通上割断了魏国、齐国、楚国等国之间的联系,从而为逐个击破敌人,防止对手结为同盟奠定了基础。

嫪毐事件、吕不韦事件都给嬴政带来极深的负面影响,臣子对自己的忠诚是嬴政最看重的品格。李斯没有明确指出韩非此番上书有个人之私,但还是影响了嬴政对韩非的态度,嬴政没有采纳韩非的建议,也没有给韩非任命职务。

韩非不甘于无所事事的客居秦国,他与嬴政继续高谈阔论、指点江山,寻找一切机会,为自己的故国谋求生存和利益。

秦国有一位叫姚贾的使臣,专职负责在各国用金钱贿赂收买大臣。他外出3年,收获颇丰,回到秦国后,嬴政赐封千户,并提拔为上卿。韩非知道姚贾的行动在六国内部产生了巨大破坏力,于是决定上书弹劾姚贾。也正是这次上书,结果把韩非送上了不归路。

韩非的弹劾理由主要写了三点。

一是姚贾拿着秦王的重金,在东方各国活动数年,未见有明显功劳,而且大部分钱都被他自己贪污了。

二是姚贾同时利用秦国使臣职位,私交各国大臣,建立关系网,为自己谋利益。

三是姚贾出身低微、品行不端,他只是魏国一名守门人的儿子,曾经在魏国有过盗窃被抓、在赵国被驱逐的劣迹,这种人代表秦国出使有损国威。

韩非为什么要上书弹劾姚贾,史书中都没有记载原因。

我们分析一是韩非清楚秦国金钱外交的厉害,他想通过扳倒姚贾,继而断了秦国贿赂收买别国大臣,引发其内乱的阴谋,目的还是为韩国安危谋。二是韩非急于表现自己才华,想通过一些事件体现价值,获得更高职位。

无论韩非上书指责姚贾的真实目的是什么,结果如何,但他和姚贾成为仇人却是必定的结果。

姚贾能在各国外交舞台上纵横捭阖,有着极高的情商和应变能力。

嬴政召姚贾问话,要求姚贾解释韩非列出的问题。

姚贾不亢不卑的做了辩白:我为秦国大业,3年来忍辱负重,冒着生命危险深入敌国,终于完成了任务,为国家做出了贡献。现在有个别小人谗言,他们所讲的中饱私囊、结交权贵都是栽赃陷害,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想残害忠良,搞垮秦国。关于最后一项指责,说我曾有人生劣迹,我承认曾经在那些国家犯过错误,但是我们秦国用人,讲究的是能力才华,而不是他的家庭出身和道德水准。即使某人出身尊贵、道德高尚,但没有为秦国做出贡献,您能够重用赏赐他吗?

姚贾一席话折服了嬴政,嬴政心中对韩非又多了一层疏远和怀疑。

姚贾很快就知道了是韩非向嬴政上书告状,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他很快就与李斯走到了一起,商议反击策略。

两人都认为韩非并不忠诚于秦国,但此人又得秦王喜爱,长此下去假如韩非被重用,必会生出大祸。于是两人联名向嬴政进言,提出韩非是韩国公子,身份决定了他必定忠于韩国,而韩国是我们秦国的敌人。假如两国发生冲突,他必定只帮韩国不帮秦国,这是人之常情。如果大王不任用他的话,一定不能再久留,此人是个祸害,要么放他回国,要么把他除掉。

嬴政听取了李斯姚贾的意见,但是还没有考虑好如何处置,于是把韩非关到了离都城咸阳100余里的云阳(今陕西省淳化县西北)监狱里。

李斯此时已经升任廷尉,他为了永绝后患,便派人给韩非送去毒药,逼其自杀。

韩非要求向嬴政当面申诉冤情,李斯全部不予上报。

嬴政后来突然醒悟了韩非与李斯和姚贾之间存在矛盾,自己不能偏听偏信,于是连忙派人去狱中赦免韩非。当使者到达云阳时,见到的已经是一具冰冷的尸体。

韩非生活在战国末期,当时“百家争鸣”的思想运动已经接近尾声,他在政治上没有多少作为,但却继承和发展了法家先驱者的理论,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都被他融会贯通,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法家学说系统也使韩非名传千古。

当然法家学说的局限性也很严重,秦至二世而亡就证明了:选人用人重才不重德,国家治理依靠严刑峻法,各个阶层之间主要依靠利益维系,君主汲取民众财富力量不知收敛等等做法,都是不能维持国家长治久安的。

韩非蒙难,直接作俑者是李斯、姚贾,他们两人的目的或者是为秦国利益谋划,或者是嫉妒韩非才华。其次是嬴政,他欣赏韩非,但韩非的出身和立场,也注定了与秦王最终只能成为敌人。

韩非在出使秦国时,已然明白此行凶险,但他来到秦国并没有选择明哲保身,而是不顾个人安危,争取一切机会,为韩国谋取利益,直至被陷害入狱。

韩非身上这种为了国家安危,抛弃自己生死,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忘我牺牲精神和高尚理想人格,千百年来不断锤炼升华,并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一部分。两千多年来,多少华夏儿女为强国富民、抵抗强权而鞠躬尽瘁,舍生取义。

林则徐曾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句话也是韩非人生精神的体现和升华。

每周一、周四更新

下期预告:

燕太子丹——秦汉历史人物评析之十六:

燕国太子丹,本是一个寂寂无名的乱世落魄太子,属于志大才疏、无所建树之辈,性格偏执好斗、心胸狭隘自私,但是因为勇于任事,亲自导演了“荆轲刺秦王”的历史事件而名垂青史,甚至很多后人都把他视为不惧强暴、勇于反抗、坚持斗争精神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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