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晓菲|“文图学”视域下的东坡书法研究——评衣若芬《书艺东坡》
衣若芬教授， 现任教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其研究领域主要集中于“文图学”“东坡研究”“东亚汉文学与文化”等方向。《书艺东坡》(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 年版) 是她关于东坡书画艺术研究的第三部专著， 而在此前已经出版了《东坡题画文学研究》《赤壁漫游与西园雅集———东坡研究文集》。可以说这三本书大致勾勒出了作者 20 多年来关于东坡书画艺术以及诗学研究的学术历程: 从东坡的题画文学、艺术理念过渡到以东坡为代表的北宋文人文化研究， 最后立足于“文图学”的视角和思路来重新解读东坡书法。《书艺东坡》是作者在前两本专著研究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与拓展， 尝试在传统书法史的研究路径之外， 以一种“不确定”“开放的”“多可能”的包容态度去全面探寻东坡书法的意义和价值， 这涉及作品的文字造型和文本意涵， 以及一件作品生成、接受、流传的完整生命历程， 甚至需要放置于全球化的脉络中考察它的存在价值。
李白仙诗卷
从研究内容上来讲， 作者从东坡现存的 100 余件书迹中， 精心挑选出五件颇具特色的作品作为研究对象， 它们分别是《天际乌云帖》《黄州寒食帖》《李白仙诗卷》《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答谢民师论文帖卷》。这些作品具有典型的研究价值: 第一， 从它们书写的时间跨度来看， 最早的《天际乌云帖》约书于076 至 1087 年间， 最晚的《答谢民师论文帖卷》则书于 1100 年， 是东坡生命历程最后时期罕见的长文书迹。这段期间是东坡书法创作的成熟期， 足以代表他书法艺术成就的最高水平。第二， 从它们的文本内容来看， 这五件作品涵盖了中国书法最为重要的三种文本形式: 书信尺牍、他人诗文和个人诗作。第三， 从它们的文学价值和美学思想来看， 这些作品涉及东坡关于书画、诗文在创作与审美上的诸多核心观点， 例如好奇尚趣”“我书意造本无法”“随物赋形”等观点，极具研究意义。第四， 从地域空间上来看， 这五件作品则贯穿东坡在杭州、黄州、定州和岭南的人生际遇，同时这些作品影响深远， 波及朝鲜、日本， 使得东坡成为东亚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一环。从中足以见出作者选材之精、炼意之深。
从观照视野上来讲， 作者运用的“文图学”方法既保留了传统书法史的研究视域， 又在此基础上融入美学、文学、哲学、文献学等学科的研究精粹。同时，在文献资料上， 作者不局限于东坡的书法作品和文学作品， 还搜罗了大量的版图著录、古籍、新闻、日记以及海外的口述材料等， 将自己的探索范围从笔墨线条、文本思想扩展到钤印、题跋、使用场景、流传与递藏脉络、卷轴装裱以及物质文化等层面， 研究视域新颖且广阔。
天际乌云帖
从撰写结构上来讲， 本书分为“墨韵”和“余芳”下两卷， 上卷强调的是从“文图学”的视角来审视上述五件精品书迹的创作动机、文本内涵、笔墨风格以及审美韵味; 下卷则侧重于研究东坡书迹在后世递藏过程中的“使用场景”“流传脉络”和“接受影响”。样的撰写结构使得研究内容在前后形成很好的衔接性， 犹如书法作品中的正文与卷后题跋的自然过渡， 以给读者近乎观赏书画的方式来构思整本书的框架。例如在上卷“墨韵”中的“天际乌云含雨重: 《天际乌云帖》”和下卷“余芳”中的“楼前红日梦里明: 翁方纲藏《天际乌云帖》与朝鲜王朝'东坡热’”， 就针对天际乌云帖》这件作品的生成机缘、后世接受与它在东亚的影响进行了周密详实的研究。在上卷中， 作者从“文图学”的视角出发， 认为在对照、比较现存天际乌云帖》的三个版本之外， 更应该强调文本内容的研究价值。通过对文本的解读反观东坡对充满奇趣”诗文的珍视， 作者尝试站在东坡本人的角度来揣测、想象他当时抄录这些诗文的真实场景， 为我们还原了当年东坡怀着探求“作者是谁”的好奇心来抄录这些诗文的历史场景。更为精妙的是， 作者在结语”中还埋下伏笔， 提到了翁方纲在推动《天际乌云帖》流传的同时也使其诗篇作者和诗意被不断曲解、误读， 这为下卷围绕翁方纲来研究东坡书迹的传播与接受做好铺垫。作者从“墨韵”到“余味”始终以东坡书迹为中心， 展开体大周密的阐述， 使得上、下两卷在内容上巧妙过渡、自然衔接， 方便读者顺着作者的写作思路层层递进， 时刻寻觅与感受东坡及其书法的文化魅力。
在上卷“墨韵”中， 作者强调以“文图学”视角来研究东坡五件书迹的书写情境和笔法风格， 探求其中的意蕴和韵味。即是说， 作者对东坡书法的关注不仅聚焦于作品本身的笔墨风格等视觉形象， 还要探求东坡的精神世界， 以及东坡的书法作为一种物质载体的文化性， 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从作者选取这五件精品来看， 它们对于东坡而言都有非凡的深意， 也直观地反映了他创作时的独特心情。《天际乌云帖》《李白仙诗卷》表达出东坡对那些奇趣逸想”诗文的珍爱和赞赏， 在好奇之中又参杂几分玩味; 《黄州寒食帖》跌宕纵横的笔墨以及苍郁顿挫的诗文均能透露出东坡孤苦愁闷的心情; 《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以张扬恣肆的笔法抒发伤怀失志的心绪， 与当年喜获佳酿的情景形成强烈反差，可以说， 此二卷最能反映东坡在乌台诗案后的境况;答谢民师论文帖卷》是东坡晚年较为罕见的长文书迹， 这篇长卷既是他答复晚辈谢民师关于文章写作疑问的文稿， 也是他一生文学创作经验的总结。与其同时期作品《渡海帖》相比， 该帖笔墨风格沉稳持重、笔势恢弘， 呈现自然天成的意趣， 以“随物赋形”而论更是恰到好处， “诗书互通”在这件书法作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同时， 该帖也将东坡这位谆谆教诲后学的长者形象完美勾勒出来。
在对这五件书迹的专题研究中， 作者尤其强调文图学”的视角， 主要探求东坡为何创作该作品， 有何动机、目的和预期? 通过创作是否传达出他在某种特殊境遇下的情感思想? 书迹的笔墨线条与文本意涵是融合抑或是背离? 后人通过东坡书迹又是如何理解他的用意和意图? 带着这些疑问和思考， 作者开启了不限于传统书法史的研究路径， 其将书法视为一种具有“文本”和“图像”双重面向的视觉呈现， 在笔墨线条、图像造型之外， 更着力于挖掘书法作为“文本”所蕴含的审美韵味和衍生意义。以“天下第三大行书”《黄州寒食帖》为例， 该幅作品在东坡书迹中评价最高， 也最为出名。关于它的创作时间与地点， 书史上多有关注: 有论者从其笔墨风格入手， 认为它近乎东坡 1087 至 1089 年间的笔法特征， 于是推断它是东坡在元祐年间于京师所作; 有论者根据卷后所书右黄州寒食二首”七字， 认为其是“追忆语”， 断定它是东坡元丰末年离开黄州之后的追忆之作。但本书作者另辟蹊径， 通过纵览《寒食帖》的结字、行气， 并与东坡的其他书迹以及南宋本《施顾注东坡先生诗》所收录的《寒食雨》文本进行对照， 得出《寒食帖》能是“诗稿”的结论。《寒食帖》第一首诗句“何殊病少年”有明显的添改痕迹， 其本来内容应为“何殊少年子”， 这种修改便显示出它诗稿的性质。同时，作者还援引东坡为友人傅尧俞书写的《前赤壁赋》卷尾自识“多难畏事， ……必深藏之不出也”， 揭示东坡因获罪而谨言慎行， 在黄州时不便随意将作品抄录送人， 所以《寒食帖》极有可能是东坡自己留存的诗稿墨本。最后， 他将《寒食帖》与《寒食雨》对照起来研究， 可以更为直接地审视东坡在进行书写时的精神世界。《寒食帖》的笔意随着《寒食雨》的诗情变化起伏而盘桓交错， 两者时而融合、时而背离。赏析《寒食雨》诗稿， 我们感受到的是东坡当年被贬谪居黄州时的惆怅失意， 但配以书迹来赏析， 我们在低沉的诗意之外感受到恣放张扬的笔墨和按捺不住的抑郁纠结之情。比如， 该帖越到诗文末尾笔法越发激越和雄浑， 其中“纸”字尾笔刻意拉长， 极力挤压“君”字的视觉空间， 这种气势撼人的开合关系， 在背离诗稿意涵的同时， 也成为东坡“哭途穷”却“死灰吹不起”最为鲜明的真实写照， 比之阮籍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此来看， 作者将诗稿与书迹并置， 认为它们共同演绎出东坡彼时创作《寒食帖》的历史情境， 让读者由表及里地体味他的精神世界。
中山松醪诗
对于《寒食帖》， 作者其实并没有过多关注该书迹中诸如“横扁”“左秀右枯”的结字、笔法特征， 或者说作者并不单纯从艺术本体上来挖掘东坡的笔墨法则， 而是在“图—文”互证中， 分析、解读《寒食帖》的文本和笔墨， 为我们呈现了东坡当年谪居黄州时书写寒食帖》的真实情境: 在抑郁纠结中以恣肆张扬的笔墨书写下了这两首《寒食雨》， 低沉的诗意与激越的笔墨形成强烈的反差， 这种矛盾与对抗也深刻地印证了东坡消沉与落寞的内心世界。
另外， 《寒食帖》的特殊意义还在于卷后黄庭坚的题跋与东坡正文形成遥相呼应的关系， 作者在关注东坡书迹正文的同时也将目光聚焦于黄庭坚这段题跋文字。在作者看来， 以“文图学”的视角来研究东坡书迹的“墨韵”， 势必要考察东坡及其书迹被他人理解、接受的情况。关于黄庭坚的这段题跋， 学界对跋语末句“应笑我于无佛处称尊”深有研究， 主要从佛”与“尊”的指涉关系进行学理阐释。作者认为此前各家的见解虽然能自圆其说， 但是他们忽略了黄庭坚的宗教信仰以及当时题跋时的情境和语气。首先，黄庭坚深谙禅理， 以禅论书， 自然不应止于文字表面含义。其次， 黄庭坚在题跋时， 已经得知东坡获赦即将北还， 十分欣慰， 所以作者推测他在题写跋语时便想到日后东坡极有可能看到旧作和自己的跋语， 故笔墨潇洒、气势明快地写下了这篇跋文。最后， 黄庭坚跋语“应笑我”与东坡“当捧腹轩渠”在“法度”问题上构成一种对话语境。因此， 作者认为黄庭坚跋语的末句乃是“以有法说无法”的方便言说， 借禅家之语来赞扬东坡那不可言诠的纵横天资。这样， 黄庭坚既完成了友人的请托， 又恰到好处地表达了自己对东坡书迹的高度认可。
在下卷“余芳”中， 作者从“文图学”理论中的“使用场景”“流传脉络”“接受影响”等方面， 对东坡的书迹展开了立体多维的探讨， 视角新颖、独具创见， 摘选数例略论如下。
首先， 近些年来伴随着中外学者对书画社会史的关注与探索， 关于书画作品“使用场域”的研究学界已取得了丰硕成果。比如， 单国霖《明代文人书画交易方式初探》指出书画作品在社会上的流通方式大概有人情酬酢、间接售卖、金钱交易等， 说明书画有应酬”的社会功能; 高居翰《画家生涯: 传统中国画家的生活与工作》谈及绘画在各种场合的用途， 酬谢的方式是现款、礼物或是提供服务; 柯律格《雅债: 文徵明的社交性艺术》、白谦慎《傅山的交往和应酬: 艺术社会史的一项个案研究》则是通过对文徵明、傅山这两个艺术史中的个案进行研究来揭示他们书画作品的社交功能; 龚继遂在他的硕士学位论文中拈出应酬画”这个概念， 并对它进行全面系统的论述， 涉及起源、种类以及社会功能等， 开启了中国绘画史研究的新思路。可见， 这些著作在传统书画作品“使用场景”的研究领域中取得了开拓性的成就。
《东坡书艺》同样重视书画史中的“使用场景”这一问题， 但与上述著作有所不同的是， 它不仅关注东坡书迹在其创作之初的用途， 而且更加强调在文献梳理中勾勒东坡书迹在后世藏家和观赏者那里被供奉、赋予精神寄托、发挥社交功能等场景。［1］以《李白仙诗卷》为例， 书中指出《李白仙诗卷》充满想象与抒情， 其怪诞奇谲的文本内容展现出强烈的视觉异象，激发起东坡抄录的兴趣， 其着眼点不在于宣扬道家的宗教思想， 而是透露出东坡个人“好奇尚趣”的文学意趣， 以求“奇文共欣赏”的目的。附录部分则承接上卷， 通过大量的题跋诠释考察了《李白诗仙卷》在其流传与递藏过程中的际遇: 蔡珪将其视为“神物”奉， 谨慎呵护， 唯恐神物化去; 历代文人寄托着对东坡的瞻仰之情; 由国内辗转至日本， 这种地理空间上的拓展无疑在客观上提升了东坡的影响力， 引起日本藏家、书画学者对东坡书迹的关注。书中对《天际乌云帖》的研究亦是如此， 上卷交代了东坡抄录这六篇诗文的缘由， 字里行间流露出东坡探求“作者是谁”好奇心。接着下卷则围绕翁方纲这一关键人物， 将目光聚焦于他用来展示东坡文物的“寿苏会”， 考察天际乌云帖》在翁方纲社交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及价值， 在翁方纲的这场“造星”活动中， 他成功吸引了金正喜、申纬等朝鲜文人对该件书迹的兴趣， 并驱使他们登门造访， 于其“石墨书楼”中观赏《天际乌云帖》。金正喜、申纬等人回朝鲜后效仿翁方纲举办寿苏会”， 学习东坡诗文与书法， 潜移默化地发扬了东坡的影响力， 重新引起朝鲜王朝的“东坡热”。
其次， 东坡书迹的“流传脉络”也是本书所着力探讨的问题。其中， 尤以《〈黄州寒食帖〉的历代流传与往还日本的文图学意涵》一文最为精彩。作者在该文中强调“文图学”对于考辩东坡书迹传藏脉络的意义与价值: 与传统的书法史研究相比， “文图学”所在意的并不是从文献考据中辨别真伪、急于下定论，其核心在于以一种动态思维去观看、想象、解读《黄州寒食帖》的“流传脉络”， 在“文本”与“图像”交织互动的 内 涵 与 外 延 中 还 原 历 史真相， 别有一番意趣。［2］这篇文章中， 作者化身一名侦探带着质疑去追寻《寒食帖》东售日本的真正经手人， 是原田悟郎抑或是颜世清? 根据《潇湘卧游图卷》流传至日本的时间、原田悟郎家族产业博文堂的经营以及原田悟郎在 20 世纪初的行程轨迹， 考辩证明原田悟郎口述自己贴身护送《寒食帖》回日本的经历出现了诸多疑点和破绽。值得注意的是， 作者直言此前研究《潇湘卧游图卷》时， 便怀疑《潇湘卧游图》《寒食帖》是由原田悟郎同时带往日本的说法， 但仍以“爱其谬误”的宽容态度来处理: 即使原田悟郎误记了《潇湘卧游图》幅山水画， 也不可能将《寒食帖》错认为是其他书法作品。但该文逻辑缜密且论述精彩， 以抽丝剥茧的方式揭开历史的面纱， 旨在剖析原田悟郎作伪背后的心理和用意， 作者这样大费周章地“就缪”， 并不会改变《寒食帖》的流传历史， 而是致力于把《寒食帖》往还日本的始末放在更大的视域框架下给予多维的思考和解释。“文图学”的引入为《寒食帖》的“流传脉络”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 作者告知我们在逼近、还原历史真相的过程中， 或许最在意、最珍贵的佐证材料已经被人为建构或演绎出来了。于是， 明晰《寒食帖》在日本的流传历程， 在结果与真相之外关注其他参与其流传过程的人或物也许更有深意: “在仰之弥高的艺术性之外， 作品本身和它的故事、史实互为宾主， 也互为文本， 摆荡于'神力’与'人力’之间， 意趣无穷。”［2］
再次， 作者从“文图学”的角度介入书画接受史的研究思路， 其意义在于展示一件作品从创作生成、传递藏以及使用场景的完整脉络， 这正如陈文波所言: 这种研究路径打开了“书法接受史”的另一种空间意义， 并非仅是对书法某种风格的扬弃， 而是在文献资料的梳理与考辩上， 将书法的接受过程放置于更为丰富多元的历史社会景观中去呈现。［1］ 所以， 对于李白诗仙诗卷》， 作者有意避开前人的研究思路， 转向从文本出发。经过仔细研读、考察， 作者还原东坡创作的历史场景， 并全面地探索了文本的笔墨价值、学思想以及文献意义， 还试图清晰地呈现其在后世流传的脉络: 《李白仙诗卷》书于 1093 年， 年底转至定州， 后被蔡松年收藏、携至北方得以保存; 大约在元朝又被带到南方， 元明清以来的收藏者都活动于苏杭一带; 直至 20 世纪初期， 被卖到日本。［2］ 而对于《天际乌云帖》， 作者的态度则是: 无意推翻学界对这件书迹的鉴识结果， 而是“希望在各存世版本的对照及比较之外， 回归《天机乌云帖》的文本”， “重新思考摹本和伪作的历史意义”。［3］ 的确， 作者在书中强调了这件书迹在纪念东坡生日“寿苏会”这一共同场景里的典型价值和意义， 也凸显它作为沟通中韩两国文化交流媒介的重要性。这与书法史的研究取径并不相同，书法史重视的是作品之间的继承与创新， 也就是分析作品呈现的结体、线条、笔法、风格等方面， 为作品和书家找到历史的时间坐标和艺术定位”［2］。作者用“文图学”的方法研究东坡书迹的历史意义， 其重点在于探索东坡书迹在不同历史阶段如何被收藏者使用与阐释， 而这种使用与阐释又演绎成一种多元动态的接受史， 使东坡的书法作品被不断赋予新的文化涵义， 使其艺术生命不断延续。
此外， 作者在序言中讲到她“是以一个将近千年之后的女性的眼光欣赏苏东坡”， 但“不仅仅从人的成败、不一味当崇拜他的'粉丝’， 而是试着探求他作为一个真实活过的人的本质”［3］。作者以一种女性特有的感性来体味东坡的人生百态， 探求他书写这些书法作品的真实感受。在对《寒食帖》的研究中， 作者通过以“文图学”理论对“年”“卧”“偷”“夜”等字进行双重阐释， 挖掘东坡孤独、低沉与落寞的心情。这时的东坡并不是林语堂先生笔下“秉性难改的乐天派”， 也没有书写《定风波》时的那份“豁达与洒脱”。以， 对东坡人物性格的理解应该是多元的， 应该放到不同的语境中感受他多样的性格特征。同时， 作者还以女性的细腻解读东坡对于女性才华的认可与怜惜。比如作者根据《天际乌云帖》第二段文末“杭人多惠”， 以女性独有的敏锐和感性去窥探东坡彼时的内心世界。东坡作为一位男性旁观者， 他对周韶、胡楚、龙靓这三位杭州官妓充满好奇并由衷欣赏， 既感怀于她们在给官家酒宴歌席“添趣”之外的真情与友谊， 又沉醉于她们发乎私情的诗文篇章。在东坡的眼中， 这些官妓应该被正视， 她们的妙语佳句应当被历史铭记。也正是因为东坡发自内心的欣赏和称赞才让这些微不足道的女性有了存在的意义。由此可知，作者尝试在“政治事功”和“文艺成就”之外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更加鲜活和真实的东坡形象。
翻阅《书艺东坡》， 从东坡“书艺”到书艺“东坡”， 作者用“文图学”的研究方法带领我们“感受”东坡魅力: 在黄庭坚、翁方纲、朝鲜使臣、日本书画收藏家等人对其书迹的注解收藏与接受中， 东坡书艺俨然成为一种人格精神、文学典范与思想品位， 恩泽后世。时， 作者也提醒我们在诠释、解读书迹这一兼备“文”“图”“物”多重属性的特殊文献时， 既要“合乎认知框架和学理依据的条件”， 又要充满诗意与想象， 将书迹( 包括摹本、拓本甚至赝本) 作为一种可视的物质实体， 考察它在“使用”的过程中被赋予的意义， 挖掘其中蕴含的多种可能性。
参考文献:
［1］ 陈文波．“文图学”想要什么? 提供了什么?
［2］ 衣若芬． 书艺东坡［M］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
［3］ 顾学文． 感念人间有味， 有艺文的清欢［N］ ． 解放日报，2019 － 5 － 11．
原文载于《艺术百家》2020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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