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之死的七大疑团

一

商鞅的死亡在历史上存在一些疑点。这些疑点包括：第一，秦孝公到底是否有传位给商鞅的想法；第二，商鞅到底是逃亡被捕后被诛杀，还是逃亡未成，跑回封地发兵造反失败后被诛杀；第三，秦惠王为什么要迫害商鞅；第四，商鞅当时有没有实力起兵造反；第五，商鞅造反的进军的路线和失败后的退却路线存在什么问题；第六，商鞅死亡的地点历史上记载了三个地方，到底哪个是真实的死亡地点；第七，商鞅到底是活着被车裂，还是死后尸体被车裂。对于以上七个问题，我爬梳了一下史料，尽量从客观的角度去展现和剖析商鞅当时的死亡细节。

二

秦孝公想传位商鞅的说法并不见于《史记》，而是出自《战国策·秦策一·卫鞅亡魏入秦》。《战国策》的原文如下：“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传商君，辞不受。”

《战国策》是由西汉刘向编订的一本国别体史书。刘向编订《战国策》的时间虽然比司马迁撰写《史记》晚了几十年，但不能说《战国策》中的史料比《史记》中的史料晚。因为刘向只是编订《战国策》，而不是撰写《战国策》，《战国策》编订前的原始文章早就已经存在。班固就认为司马迁撰写《史记》时就参考过《战国策》的原始文章，班固的这个说法出自裴骃的《史记集解》，原文为：“班固有言曰。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杨宽也在《战国史·第一章绪论·战国史料的整理和考订》一节中说到：“司马迁所作《史记》，所凭战国主要史料，除《秦记》以外，惟有纵横家书，就是司马迁所说：‘战国之权变亦颇有可采者。’···因而纵横家书的各种选本仍多流传，不为‘秦火’所烧尽，汉初皇家书库和民间都有收藏。西汉末年刘向编辑《战国策》，就是依据当时皇家书库所藏纵横家书的六种选本：《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所以，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战国策》所记载的史料内容比《史记》早，也是司马迁撰写《史记》的重要史料来源之一。但是有意思的是，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并没有采信《战国策》中秦孝公想传位商鞅的这条史料，或许是因为这条史料是孤证。

 

司马迁没有采信此条孤证史料，但也不能说明此条史料为假。何谓孤证，那就是既不能充分证明其有，也不能充分证明其无。二十多年后燕王哙可以把君位禅让给权臣子之，二十多年前的秦孝公也存在禅让君位给商鞅的可能。另外要专门提及的就是阴谋论：他们认为这条史料属实，也认为禅让这个事情是秦孝公有意试探商鞅，如果商鞅答应接受禅让，则必定被诛。对于阴谋论，建议一笑而过。一方面是因为一个还掌握着实权的君主真想除去一个权臣为后人铺路，不需要用这样笨拙而委婉的手段。另一方面就是在无法确认史料本身真假的前提下，一切猜测都没有历史基础，也没有历史价值。

三

商鞅被诛杀的过程史书上有三种记载，《史记》记载了两种，《战国策》记载了一种。第一种出自《史记·秦本纪》，原文记载：“及孝公卒，太子立，宗室多怨鞅，鞅亡，因以为反，而卒车裂以徇秦国。”《史记·魏世家》有与之相对应的记载：“三十三年，秦孝公卒，商君亡秦归魏，魏怒，不入。”结合这两条史料，可以知道秦孝公死后，商鞅在秦国没有了靠山。因为怕秦国公室成员的打击报复，所以向魏国逃亡，但是魏国拒绝商鞅进入魏国。最后商鞅被秦国抓捕归案，秦国高层认为商鞅逃亡魏国的行为属于反叛，所以对商鞅进行了车裂之刑。在这两条史料中要特别注意的是司马迁在此处并未交代商鞅有起兵造反的行径，而是把车裂商鞅的原因归结于秦国高层认为商鞅逃亡魏国的行径属于反叛。不过这里有一个疑问：商鞅是如何通过函谷关等关卡前往的魏国。还有一个疑问，商鞅要逃亡也不应该逃亡到有过生死仇恨的魏国呀。想办法南下通过武关，逃到楚国也比逃到魏国强。这个道理，商鞅应该不会想不明白。

第二种说法出自《史记·商君列传》。此说法的内容就比较生动形象，有读短篇小说的既视感。此说法的内容为商鞅先逃亡魏国，但是魏国不仅没有接收商鞅，反而是把商鞅遣送回了秦国。然后商鞅被遣送回来后就跑回商邑起兵造反了。这里有三个疑问：第一个和第二个疑问同上，为商鞅是如何通过函谷关等关卡前往的魏国。以及商鞅为何不逃亡楚国。第三个疑问，商鞅既然是被遣送回秦国，那说明商鞅已经被秦国方面控制。那么商鞅又是如何摆脱秦国控制跑回封地起兵造反的。

第三种说法出自《战国策·秦策一·卫鞅亡魏入秦》，原文记载：“孝公已死，惠王代后，莅政有顷，商君告归。人说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身危。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为主，大王更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仇雠也，愿大王图之。’商君归还，惠王车裂之，而秦人不怜。”这段史料翻译过来就是说秦孝公死后，秦惠王执政没多久，商鞅就主动要求回到自己封地，远离政治权力中枢了。不过有人在秦惠王身边进言，进言的意思有两层，一层是说自变法以来，商鞅功高盖主，不利于新君掌权。另一层意思是说商鞅是秦惠王的仇人，建议秦惠王报仇。事情的结局就是商鞅被秦惠王召回了咸阳，然后车裂而死。在这段史料里面，商鞅并未有逃亡，也没有起兵造反，更没有在孝公一死后就立即逃亡，而是在秦惠王登基了一段时间后主动告老还乡，然后再被秦惠王以某种理由召回咸阳车裂而死。这段史料也侧面说明了秦惠王要加害商鞅的原因。商鞅之死有点类似于和珅之死，不论是死亡背景，还是死亡节奏。虽然跨越两千年，嘉庆皇帝应该有和秦惠王类似的感同身受。话说转来，商鞅与和珅一样，在得势之时同属张扬不低调之人。《史记·商君列传》里面记载了赵良劝诫商君的一段话：“君又南面而称寡人，日绳秦之贵公子···君之出也，后车十数，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车而趋。”我们从这段话里面可见一斑，第一，对内，商鞅在自己的封地里面称寡人；对外，商鞅用新法凌驾于秦国贵族之上；第二，商鞅出行派头很大，威风八面。盛时常作衰时想，恰好商鞅应该没有好好想。当一个人拥有丰功伟绩和掌握权力时，往往会内心膨胀，失去把握分寸的能力，最终乱了章法和礼数。以孔子批评管仲的话就是：“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在权力下迷失自我应该是人性的一种常态，像郭子仪和曾国藩这样能懂进退的人在历史上是凤毛麟角。

四

至于商鞅起兵造反的能力，对比嫪毐便知。《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嫪毐造反的原文如下：“长信侯毐作乱而觉，矫王御玺及太后玺以发县卒及卫卒、官骑、戎翟君公、舍人，将欲攻蕲年宫为乱。王知之，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毐。战咸阳，斩首数百，皆拜爵，及宦者皆在战中，亦拜爵一级。”从这段史料中，我们知道嫪毐动用的部队序列有县卒、卫卒、官骑、戎翟君公，以及非战斗部队序列的舍人。从被斩首数百来看，嫪毐这场有预谋的叛乱，叛军人数应该不会过千人。我们再来看一下商鞅的起兵造反，《史记·商君列传》写到：“商君既复入秦，走商邑，与其徒属发邑兵北出击郑。”徒属者，非任何一种战斗部队，应该属于商鞅临时拼凑起来的私人武装。里面或许有商鞅的舍人，家仆或者追随他的普通民众。商鞅只能拼凑这样的武装属于秦国实情，因为秦国的分封属于虚封，商鞅掌握不了地方上的武装力量。嫪毐能发动小规模军队搞突袭政变，那也是因为他凭借与太后的关系，盗用了秦王的大印和太后的印玺而取得的兵权。如果商鞅想凭借这样临时拼凑的武装造反，确实有些天方夜谭。

但根据《史记》记载，商鞅率领这支临时拼凑的武装，竟然从封地商邑（注：今陕西省丹凤县城西2.5公里处的古城村）一直打到了郑县（注：今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华州街道附近）。这两个地方相距甚远，但是商鞅和他的拼凑武装却可以如无人之境。接下来，商鞅战败，《史记·商君列传》写到：“秦发兵攻商君，杀之于郑黾池。”说明商鞅败走黾池，最后在黾池被杀。根据《史记正义》记载，“黾池去郑三百里。”商鞅是如何通过函谷关，长距离逃亡至黾池的这个问题，着实让人有些费解。同时《史记·六国年表》又记载到“孝公薨，商君反，死彤地。”商鞅的死亡地点又变成了彤地（注：今陕西渭南市华州区附近）。如果再加上《战国策》的记载，商鞅被秦惠王召回咸阳处死的话，商鞅就有了三个死亡地点。

五

最后一个疑点是商鞅是活着被车裂，还是死后尸体被车裂。说商鞅是尸体被车裂，来自两处史料：一处是《史记·秦本纪》记载：“孝公卒，子惠文君立。是岁，诛卫鞅。…及孝公卒，太子立，宗室多怨鞅，鞅亡，因以为反，而卒车裂以徇秦国。”据此史料，有人认为是先“诛”而后“车裂”，但是为何“车裂”不会是“诛”的一种方式呢？另一处是《史记·商君列传》记载：“秦发兵攻商君，杀之于郑黾池。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据此史料，可以理解为先在黾池杀是了商鞅，然后带其尸体回咸阳车裂。不过此史料中的“杀之”即可以理解为“诛杀商鞅”，但也可理解为“歼灭了商鞅的军队”。如果这样翻译有些牵强，那从常理推断：如果真是先将商鞅杀死再车裂的话，应写作“车裂其尸”或“车裂鞅尸”，而不是“车裂商君”。再说单把商鞅的尸体运回咸阳后再车裂，也非“车裂”之刑的本意。“车裂”，又称“五马分尸”，是惩罚罪犯的一种极端酷刑。此刑法的本意就是让受刑之人在死亡过程中遭受最大的痛苦。如果是“车裂”一具尸体，应偏离了其本意。所以，商鞅应该是活着的时候被车裂而死。

最后是个人对商鞅之死的拙见：商鞅应该对秦孝公死后自己所处的政治生态环境变化预估不足，所以在秦惠王登基后并未马上做出有效反应，不过此时的商鞅也没有实力能进行有效的反应。当商鞅发现政治情况急转直下后，他并未选择逃亡魏国或者楚国（在变法后的秦国很难轻易迁徙流动，逃亡并非易事），而是采取了告老还乡，远离政治权力中心的避祸之策。此策略初期起到了效果，商鞅顺利回到了封地商邑。但是很快由于有人对秦惠王进行了谏言，一说商鞅功高盖主，二说秦惠王有仇于商鞅，促成了秦惠王诛杀商鞅的决定（也有可能是秦惠王授意有人有人进言）。然后秦惠王向商鞅发出了诏令，让商鞅回咸阳面君。虽然秦惠王发出的诏令内容不得而知，但商鞅在接到诏令后，并未有拼凑人员进行武装造反，而是按照命令回到了咸阳应对。结果就是秦惠王以“叛逃”和“造反”的罪名对其进行了“车裂”。关于我推测还原的这段历史，或许平淡无奇，又或许不可思议，不过这些都不重要，毕竟只是一种历史推测而已。但有一点十分清楚：在君主专制的权杖之下，万物皆为刍狗。商鞅实属作法自毙，自食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