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贝罗奇奥《口袋里的拳头》：震颤资产阶级

在政治涌动极端猛烈的上世纪六十年代，意大利诞生了两位重要的青年导演，一位是贝纳尔多·贝托鲁奇，另一位是马可·贝罗奇奥，他们分别在24岁时拍出《革命前夕》和《口袋里的拳头》，在意大利影坛掀起一股强劲的政治旋风。

六十年代的时代气候造就了两位年轻人“左”的意识形态，在创作电影时摈弃此前的新现实主义，转而向同时期的英法电影学习。但因两人不同的出身背景，影片在表达上又呈现出截然相反的风格，乡村出身的贝托鲁奇在其作品中贯彻了诗意的逻辑，主观、哀婉、动人，而在资产阶级强大又保守的皮亚琴察出身的马可·贝罗奇奥，在其作品中贯彻了那个年代特有的愤怒、冲动、挑衅。

当马可·贝罗奇奥的处女作《口袋里的拳头》1965年上映后，立即引起轩然大波，它对资产阶级生活与政治的强大隐喻，在当时不啻为一股摧古拉朽的力量。战后的意大利在美国的援助下实现“经济奇迹”，但在1963年出现经济、政治危机，政府的改革也难见成效。影片《口袋里的拳头》应和了当时的时代气氛，对资产阶级进行猛烈的抨击，对青年学生产生广泛影响。随着学生运动的发展，工人也开始暴动，至1969年，意大利爆发了“热秋”，罢工全面升级。在次意义上，影片展现出令人惊诧的预见性。

因低成本的缘故，《口袋里的拳头》将发生地设在某个乡下，故事集中展现某个家庭的私生活。这一家庭父亲缺失，母亲失明，弟弟利昂里智障且患有癫痫，另一弟弟桑德里诺的癫痫更为严重，但在药物的控制下甚少发作，妹妹朱利娅尚不成熟，家里唯一正常的只有哥哥奥古斯都，他在镇上有工作和未婚妻。

这是一个病态之家，成员身体上的疾病、残缺，表征着人精神上的某种状态；同时，这也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马可·贝罗奇奥借此隐喻整个资产阶级上层建筑，片中的家庭生活有如政治生活。

开场不久后的吃饭戏，将家庭成员聚于一桌。吃饭是意大利中产阶级生活中的焦点，在导演的精心调度和细节安排下，家庭成员的状态得到揭示。

长镜头拍着浴室中整理衣衫的哥哥奥古斯都，哥哥出来时，镜头跟着仆人滑向走廊，仆人走入左侧厨房，妹妹朱利娅从左侧厨房端茶走向右侧餐厅，而后哥哥奥古斯都入画，进入餐厅。镜头穿越墙壁，往右平移，进入餐厅，紧跟全景中的哥哥奥古斯都，随后推向奥古斯都的特写。这是影片为数不多的长镜头之一，哥哥心事重重的样子昭然若揭。

接着，整个吃饭场面充满隐喻：失明的妈妈祈祷上帝，显示其传统代表的身份；一只猫跳到餐桌吃失明母亲碟中的食物，其他子女无动于衷；桑德里诺从桌底向朱利娅伸出大腿，暗示着某种乱伦关系；奥古斯都倒入杯碟的咖啡，被利昂里拿去喝，暗示利昂里的某种智力缺陷；朱利娅对着一幅墙上的画像整理头发，暗示着她的自恋。哥哥进屋后，弟弟桑德里诺坐到哥哥的上位上，暗示其对哥哥统领家庭的不满。整个吃饭场面流露出怪诞和扭曲的效果，展现出中产阶级腐朽、堕落的一面。

影片的主人公桑德里诺开始发力，他谋划着“清洗计划”，将家中一切没有用的人都铲除掉。桑德里诺骗过哥哥，说驾照考过了。随后，他提出由他开车载家人去墓地，这样哥哥就有一个自由的下午。其间桑德里诺告诉哥哥，他会将他们全部坠入悬崖，这样哥哥就可以摆脱家庭的负担。而哥哥知晓此事，仍让其他人同去。路上，桑德里诺因与人飙车，“清洗计划”没有成功实施。回到家中，哥哥虚伪地打着桑德里诺。这一情节展现出哥哥奥古斯都的嘴脸，自私自利，为了自身阶级的体面不惜“操纵”家人。

影片之后走向资产阶级的梦魇。桑德里诺带母亲去墓地，在一处悬崖处，诱引失明的母亲往悬崖边缘走，桑德里诺将母亲推入悬崖。母亲还未下葬，桑德里诺和妹妹朱利娅已开始清理母亲的房间，将一些旧物件在院子中火烧。随后，桑德里诺在为智障弟弟洗澡时，将其药量加大，溺死水中。妹妹朱利娅生病卧床，桑德里诺拿起枕头想将其杀死时，但突然收手，回到自己房间。

最后一幕，在威尔第的歌剧《茶花女》的配乐下，桑德里诺突发癫痫病，痛苦呼喊，而隔壁的朱利娅无动于衷，眼睁睁地看着桑德里诺发病而死。

正常的奥古斯都与失常的桑德里诺，在片中形成一种颇为诡异的角力。然而，奥古斯都的正常背后，却是中产阶级的虚伪和自私，而桑德里诺却展现着一股怒不可遏的爆发力，一股积极的驱动力和创造力，只是这份力量缺少正确方向的指引。

毋庸置疑，桑德里诺是资产阶级家庭的摧毁者，同时摧毁了资产阶级家庭所代表的价值观。他的疯狂、愤怒和行动，着实打动了彼时意大利的年轻一代，刺激着他们更为强烈地反对意大利社会制度和中产阶级价值观念。

作为处女作，马可·贝罗奇奥做出了一份强有力的政治控诉书，完美诠释了他的政治立场。而在电影处理上，自然主义的摄影、象征隐喻的处理、如英国自由电影和新浪潮般的短镜头组接，都彰显了一种对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背叛。在当时的社会情境下，《口袋里的拳头》以一种摧古拉朽的力量，震撼了保守的资产阶级，也鼓舞了下层激进的变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