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高敬亭事件”探秘：高敬亭被枪决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高敬亭1907年出生于河南光山的一个穷人家庭，黄麻起义（1927年11月）后，他参加红军。此后一直都在大别山区坚持斗争。高敬亭是一员战将。1932年，红四方面军的主力迫于压力放弃了鄂豫皖根据地，向西转移，而留下红25军在沈泽民的带领下在原地坚持游击，此后吴焕先、徐海东、程子华等同志先后担任红25军军长。1934年11月，红25军开始北上转移（也就是长征），该部一直打到陕北，与刘志丹同志所领导的队伍会师，并组建了著名的红15军团。而他们在北上转移前，也留下了一支部队在原地坚持游击，这支部队就是被重建的红28军。而其领导者正是高敬亭。高敬亭和红28军在大别山抗争是艰苦的，同时也是伟大的。3年期间，该部多次战胜了数十倍、数百倍于自己的敌人，成了一面不倒的旗帜，不但没有倒而且还获得了发展。从这个角度讲，高敬亭是有很大功劳的，历史不会遗忘。
在坚守了3年之后，高敬亭部红28军被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当时新四军总共也就只有4个支队，第一支队司令员为陈毅，第二支队司令员为张鼎丞，第三支队司令员为张云逸，第四支队司令员为高敬亭。高敬亭能与此三人并驾齐驱，足以见其实力和地位。包括高敬亭死后，徐海东大将这位原25军的“老人”被派去接替了高敬亭的位置，此事也能证明高敬亭的级别之高。在抗战中，高敬亭也是有功的，自开赴抗日前线后，高敬亭与日伪等势力进行过90多次战斗，毙敌2300多人。关于高敬亭的贡献，毛、周包括徐向前元帅、徐海东大将无论在当年还是多年之后，都曾明确提出过表扬，也正因如此，1939年高敬亭被下令枪决这一事件才显得格外引人注目。1977年，也就是高敬亭死后38年，在其女儿高凤英的努力下，高敬亭正式获得平F，并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总政治部发出的平F通知中，也是留有“尾巴”的，通知中说，高“虽在四支队工作期间犯有严重的错误，但是可以教育的……”这话的意思很明白，高敬亭犯了“严重的错误”，应该受到组织的处罚，但罪不至死。这话的另一个意思就是：处死高这一决定虽然过激了，但并不意味着高没有错误，事实上，他当初的错误是“严重的”。高的错误主要有3个：第一，高排挤中央派去的干部。在红28军被改编为第四支队后，中央派了郑位三、戴季英、肖望东等同志去了红28军工作，但是高敬亭却和这些同志都发生了不合。郑位三是黄麻起义的领导人之一，但是在与高意见发生冲突后，高竟然拒绝其在四支队内任职，肖望东也因受到排挤而告病离任。随后，组织派戴季英接替肖望东四支队政治部主任一职。戴季英也是黄麻起义的领导人之一，他曾与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等人一起把红25军从大别山带到了陕北，是红25军的参谋长，也是高敬亭的老上级了，但是戴季英到任的当晚，两人就因为一些问题发生了争论，把关系闹得很僵。
第二，高“拥兵自重”，不听调遣。高是有功劳的，这一点我们前面已经说过，这不会被抹杀，但是由于长期远离组织，无人监督，且年纪较小（高死时才32岁），高也养成了一些独断、自傲、专横的毛病。根据肖望东将军（开国中将）的回忆，他37年8月抵达红28军驻地，到后发现该部地方主义、游击习气很重。怀有居功心理，自以为正确，但实际上，他是犯了一些错误的。这是高敬亭与郑、戴、肖等干部不合的重要原因。郑位三在发现高曾在“肃F”中犯有一些错误，向高指出后却引起了高的不满。戴季英到任第一天，就发现了高不愿服从中央的指示离开大别山，而是另有计划，两人因此才发生了争吵。第三，高家长作风，管教不严。高敬亭案的导火索是4支队7团团长杨克志和曹玉府，此二人曾是高的警卫员和秘书，他们仗着和高的关系，平日里就骄横惯了。39年5月20日，他们更是直接带了两个班投奔桂系，并在报纸上公然撰文献上忠心，引起了非常恶劣的影响。此事件之所以发生，和高一贯的纵容和用人不明是脱不了干系的。事发后，四支队内那些一贯对高有意见的干部，如9团团长詹化雨和政委胡继亭开始反对高的一些问题，事件不断发酵，最后由杨曹叛变案发展成了一场对高敬亭的大批判。他的罪名有乱打乱杀，任用亲信，抵制中央的东进策略等。同年6月24日，高敬亭被枪决。高敬亭尽管有错，但将其处死，说到底还是过于严厉了。这一点目前史学界已有定论，且总政治部也已经正式发过文件了。但是，谁应该为高案的过当处理负责呢？有人说是叶挺，有人说是项英，也有人说是组织决定的。我们这里恐怕很难给出一个为众人公认的答案。但从常理来推断，以高敬亭的级别，将他处死这件事不应该是单独某一个人策划的结果，将其推给叶挺或项英这样的个体是不合适的。如果不是江北指挥部张云逸、邓指挥、戴季英、罗炳辉、郭述申等人的一致同意，如果没有上级部门的批准，这样重大的决策是很难做出来的。郑位三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曾7次接受调查组采访，他对高的死是抱有一定的惋惜的。当时中原局朱理治也提出过上中下三策，他认为把高送到延安学习为上策；把其升为副指挥，并将他调离四支队为中策；直接撤职为下策。
由此可见，当时组织当时是犹豫过的，也确实想过一些更保守的解决办法。但是为什么没有实行呢？“交通不便，不能给送去（延安）”固然是理由，但高敬亭本人无法获得组织的信任恐怕才是最根本的原因。结合当时的背景来看，高敬亭在四支队内威望高、资历深，如郑位三所说，如果他造了反，可能要带走几百个干部。杨曹叛变就是眼前的事实，2个月前的张国焘在武汉公然投敌也是事实，叛变后的张到处联络旧部，拉拢他们反水，高作为他的旧部，会不会受到此事的影响？虽然郑位三也承认，当时其实把他关起来教育几年是更好的，但他同时也说，“杀了他，就有把握挽救那几百干部”。按照郑位三的说法，处死高敬亭的决定，其实有一些无奈和不得已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