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觅史记】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陈垣氏之研究方法,则超脱支那学者之弊窦而为科学的者也(上)

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陈垣先生与陈寅恪先生并称为二陈,两人均为史学研究大家,而陈垣在中国史学研究方面有多个开创性的成果。他研究史学的方法,被当代学者总结为“考史、论史、述史结合起来,从而发展了传统的考据之学。”(吴怀祺《类例与通史:文献学的方法与思维》)

关于陈垣的人生经历,刘乃和先生所撰的《陈垣年谱》和《陈垣评传》最为条理翔实。从《年谱》中的记载,可以看出陈垣在年轻时就有着打破常规的作文方式。比如在光绪二十七年,陈垣21岁时,他去广州参加府试,就因为思想先进而让主考官不满,但总算考取了秀才。当年他又前往开封参加顺天府乡试,而这次的经历让人读来颇具戏剧性:“这次考试曾有一广东同乡甄某请代考,因自己作文较快,便应允了。考试时,自己做两篇文章,给甄某一篇。公榜结果,自己未中,而同乡甄某却得中第62名顺天府举人。父亲对此事很不高兴。但也无可奈何。自己未中,究其原因,是自己的文章思想奇特,不合当时口味,越用心越南辕北辙,代别人作文,不下功夫,作普通文章,反而中了。”

陈垣旧藏《隋书经籍志考证》五十二卷  清缪荃孙藕香簃钞本,卷首

这段话是《陈垣年谱》中记录的陈垣先生的回忆,因为他思路敏捷出手很快,在参加乡试时,除了答自己的卷子还替同乡代考,一场考试答两份卷子,结果是替考的那位考取了举人,而陈垣自己却落选了。虽然为此得了一笔不小的酬金,但还是令家人很沮丧。转年,他再次前往开封参加乡试,但仍然未曾考中,以至于他的功名停步在秀才阶段。

看来中规中矩的思维方式才是考试的秘诀之一,而陈垣越是超常发挥,越无法取得好的考试成绩。但也正因为如此,他在23岁时就对史学大感兴趣。他在光绪二十九年六月十一日写了篇读赵翼《廿二史劄记》的识语:“赵瓯北札记廿二史,每史先考史法,次论史事。其自序云:'此编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勘校,其有牴牾处自见,辄摘出。’所谓史法也。又云:'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亦随所见附著之。’所谓史事也。今将原本史法之属隶于前,史事之属隶于后,各自分卷,以便检阅焉。癸卯六月十一日记。”对于这段话,刘乃和解释说:“此后数十年,陈垣一直研读《廿二史札记》,在上面作了大量批注,从中悟出治学方法,曾经撰联云:'百年史学推瓯北,万卷诗篇爱剑南。’”

陈垣旧藏《隋书经籍志考证》五十二卷  清缪荃孙藕香簃钞本,目录

以上这段话乃是《陈坦年谱》所载的他对史学感兴趣的最早记录,也许正是这件事使得他开始有了疑史心态,由此而对一些历史著作系统地综合性研究。也许是因为他的宗教背景的原因,他所写出的第一篇史学著述乃是研究元代基督教的《元也里可温教考》,他撰写此文的原因竟然也有些偶然性。

陈垣在37岁时准备写一部《中国基督教史》,为此他努力搜集明末以来与基督教有关的史料。而后,他读到了英敛之所著《万松野人言善录》,他从此书中读到,英敛之藏有大量的基督教文献,于是陈垣想办法向对方借阅,他们由此而成为了朋友。对于此事的本末,陈垣在《万松野人言善录》的跋语中写道:

余之识万松野人,因《言善录》也。丁巳春,居京师,发愿著《中国基督教史》,于是搜求明季基督教遗籍益亟,更拟仿朱彝尊《经义考》、谢启昆《小学考》之例,为《乾隆基督教录》,以补《四库总目》之阙,未有当也。已而得《言善录》,知野人藏此类书众,狂喜,贻书野人,尽假而读之,野人费吝也。余极感野人,野人亦喜有人能读其所藏,并盼他日汇刻诸书,以编纂校之任相属,此余订交野人之始也。

安静的兴华胡同

从这段跋语中可知,陈垣的研究思路乃是效仿乾嘉学人的方式,先对相关文献作系统梳理,而后从中萃取出自己欲得的资料。他认识英敛之之后,英很大方地拿出所有相关著作让他使用,这令陈垣大为兴奋。他经过通读这些史料,由此而完成了《元也里可温教考》初稿。关于这个题目的来由,陈垣在自序中写道:“此辅仁社课题也。辅仁社者,英敛之先生与其门弟子讲学论文之所。余尝一谒先生,先生出示辅仁社课,中有题曰《元也里可温考》。余叩其端绪,偶有所触。归而发箧陈书,钩稽旬日,得佐证若干条,益以辅仁社诸子所得,比事属词,都为一卷,以报先生。”

原来此题不是陈垣想出来的,这个题目乃是辅仁社所出课题之一。对于这件事,英敛之在《元也里可温教考》跋语中亦有描述:“仆与二三子立辅仁社于京西香山静宜园中,抱残守缺,日惟故纸堆中讨生活。数年中所拟考索之题曰'太古中西同源考’,曰'唐景教碑考’,曰'元也里可温考’、曰'清四库总目评论教中先辈著述辨’,皆东鳞西爪,略得梗概。丁巳春,忽承陈援庵先生以搜求教中三百年前之著述,走简相询。仆喜不自胜,因倾筐倒箧,供其一得。乃承先生以敏锐之眼光,精悍之手腕,于也里可温条,傍引曲证,原原本本,将数百年久晦之名词,昭然揭出,使人无少疑贰。回视仆辈所挟,真兔园册子矣。因亟商之马相伯先生,为付手民,以公诸世。呜呼,安得先生于鄙人所拟各题,一一为之针膏起废,则截伪续真,发聋振聩,不独鄙人之私幸矣。”

陈垣故居前院门

辅仁社乃是英敛之和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创建的一个研究会,此会列出了一些相关的研究题目,陈垣与之相识后,看到了这份名单。他对其中的也里可温感了兴趣,由此而写出了他生平中的第一篇史学论文。对于本文的价值,马相伯在为该文所作序中称:“向余只知有元十字寺,为基督旧教堂,不知也里可温有福音旧教人之义也,知之,自援庵君陈垣始。”

陈垣的《元也里可温教考》一文初稿完成于1917年,在那个时候已经少有人知道也里可温是怎么回事,故陈垣此文的发表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的反响,而该文也就成为了陈垣的成名作。之后,他又经过了三次修改,得以使此文成为了一篇完善的史学论著。牛润珍、王磊在《地方志与陈垣的史学研究》一文中称:“这篇论文是陈垣所撰论文中最为精湛的一篇,它廓清了隐晦七八百年无人能道的元代也里可温之称谓、本义、词源及相关的史学问题。”

介绍牌

何为也里可温,陈垣在该文中解释说:“确信也里可温为蒙古人音译阿剌比(阿拉伯)语,实即景教之阿罗诃也。”而按照当代解释,也里可温实为元代基督教聂思脱里派,此派曾盛行于蒙古军队中,随着蒙古军的占领而传遍各地。但元朝国祚较短,元朝灭亡后此教也消失了。因为元朝史料较少,故后世少有人提及也里可温,而陈垣能够从中国的历史史料中经过一番爬梳写出此文,使得被历史湮没的史实又立体地呈现在了人们的面前。关于其研究方式,作者在卷首语中称:“此书之目的,在专以汉文史料,证明元代基督教之情形。先认定《元史》之也里可温为基督教,然后搜集关于也里可温之史料,分类说明之,以为研究元代基督教史者之助。”

基督教乃是西方传来者,然陈垣却明确地称他专用汉文史料来研究,这正是他研究方式的奇特之处。他的史料来源乃是依靠地方志所载文献以及一些古碑拓片,对也里可温教的文献记载,最重要的一篇为梁相所撰《大兴国寺记》碑,此碑已坠入江中,但元至顺《镇江志》载有碑文,该碑文中有如下一句话:“十字者,取像人身,揭于屋,绘于殿,冠于首,佩于胸,四方上下,以是为准。薛迷思贤,地名也;也里可温,教名也。”

由此可以确认,也里可温就是基督教的一个教派,故陈垣在专著中说:“观《大兴国寺记》及《元典章》,均有也里可温教之词,则也里可温之为教,而非部族,已可断定。复有麻儿也里牙(马利亚)及也里可温十字寺等之名,则也里可温之为基督教,而非他教,更无疑义。”

门墩

从史料中发现前人未曾留意的重要史实,这句话说起来似乎很简单,但在没有检索系统的时代,想从浩瀚如海的文献中发现相关史料,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刘乃和在《陈垣对元史研究的重要贡献》一文中说:“书中除了充分利用《元史》材料外,引用地方志、金石录、书画谱等书,已达60多种。”而对于陈垣具体所查之书,路则权在《陈垣与<元也里可温教考>》中统计道:“查阅此书使用资料,除《元史》外,官书有《元典章》、元《通制条格》《经世大典》、元《秘书监志》《续通考》《续通志》;私人史著及地理、金石类著作有《元史氏族志》《元史类编》《元史新编》《元史译文证补》《元史同名录》《帝京景物略》《山东考古录》《泰山石刻记》《西湖游览志》《东城记余》;地方志有顺治《镇江志》、康熙《镇江志》、万历《杭州志》、康熙《凤阳府志》、道光《广东通志》;总集、文集、笔记有《元文类》《山居新语》《辍耕录》《青阳集》《佩文斋书画谱》等。”

可见,要想写出一篇有份量的论文,需要付出多么大的心血,而路则权在文中还讲述到了《元也里可温教考》一文所体现出的陈垣治学方法上的多个特点,其首要者就是选题要有问题意识,而该文中引用了陈垣对于选题的着眼点:“论文之难,在最好因人所已知,告其所未知。若人人皆知,则无需再说;若人人不知,则又太偏僻太专门,人看之无味也。前者之失在显,后者之失在隐,必须隐而显或显而隐乃成佳作。又凡论文必须有新发见,或新解释,方于人有用。”(陈智超《陈垣来往书信集》)

门板上的字迹

对于宗教史的研究,陈垣还有一部专著名为《元西域人华化考》,刘乃和在《陈垣年谱》中说:“《元西域人华化考》是陈垣精心撰著的一部著作,也是他早年最为满意的一部著作,公开发表后,在中外学术界引起巨大轰动。”而白寿彝在《要继承这份遗产》一文中也谈到了该书的价值及内容:“在援庵先生早期著作中,他比较重视《元西域人华化考》一书。这书是讲国内西方少数民族和外来侨民的汉化的。它的规模宏大,材料丰富,条理明辨,是在国内外久享盛誉的著作;对于治中国民族关系史的学者说,是一部必须阅读的书。”

这部书的确是陈垣先生的早年力作,《陈垣年谱》中引用了日本东洋史学创始人桑原陟藏的评价之语:“陈垣氏为现在支那史学者中,尤为有价值之学者也。支那虽有如柯劭忞氏之老大家,及许多之史学者,然如能陈垣氏之足惹吾人注意者,殆未知见也。”

电表数量

这段话是拿陈垣与老一代史学家柯劭忞作比较,因为柯劭忞写出了《新元史》,由此而引起了日本学者的重视。而陈垣与之相比有什么特色呢?桑原陟藏举出了两点:“其一,为研究支那与外国关系方面之对象。从来支那学者研究关系外国之问题,皆未能得要领,故支那学者著作之关系此方面者,殆无足资吾人之参考。惟陈垣氏关于此方面研究之结果,裨益吾人者甚多。氏之创作以《元代也里可温考》始,次如《国学季刊》所揭载之《火祆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两篇,资料丰富,考据精确,为当时学界所见重。其二,氏之研究方法为科学的也。支那学者多不解科学的方法,犹清代学者之考证学,实事求是,其表面以精核的旗帜为标榜,然其内容非学术的之点不少,资材之评判亦不充分,论理亦不彻底,不知比较研究之价值。今日观之,乃知从来支那学者之研究方法缺陷甚多,具有新思想之支那少壮学者,亦承认此缺陷。然陈垣氏之研究方法,则超脱支那学者之弊窦而为科学的者也。”

桑原陟藏的这段评价中提到了陈垣的四部著作,而这些都是与宗教史有关的研究。其中的《摩尼教入中国考》,其所谈内容乃是波斯人摩尼所创之教,此教创始于公元3世纪上半叶,而该教乃是杂糅火祆、基督、佛教而成。在唐代武后延载元年传入中国,而后“随回鹘入唐,传其教于大江南北”。(陈垣《摩尼教入中国考》)武宗会昌初年,唐朝军队击败回鹘,故于会昌三年废禁摩尼教,而此教转入地下流传。北宋时期摩尼教再次衰落,之后依附道教,一直流传到明清时期。陈垣能够梳理出这个教派的历史,足见其对这方面研究之深入。

院内格局

除此之外,陈垣的宗教史研究成果还有《开封一赐乐业教考》,一赐乐业乃是早期对以色列的译音,此名起于明代中叶,而一赐乐业教实为犹太教。在金朝时,犹太教传播到了开封,此教人于大定三年建寺,该寺最初也名清真寺,而这些教名在元朝时渐渐改为汉姓。一赐乐业教在明中叶颇为兴盛,道咸之后彻底衰落了。陈垣经过对犹太碑的梳理,以及地理史料的研究,考证出了该教的兴衰始末。

正是这些系统研究,使得陈垣引起了中外史学界的关注,桑原陟藏认为陈垣的这一系列宗教著作的研究方式最受人肯定,因为他补上了中国乾嘉考证学之短,这句评语足够高大。

陈垣为什么有如此精密的治学方式呢?从他个人的经历看,陈垣并没有这方面的师承。然庞光华、吴珺在《从陈垣书信看陈垣的学术人生》一文中称:“1908年,陈垣与苏墨斋访书东瀛,在富士川游博士家见到多纪元胤所撰《医籍考》的稿本。陈垣认为,多纪元胤是日本医学界的钱大昕,其治学方法如乾嘉诸老,考据精详,条理缜密。医学方法启发了陈垣后来的治史之路。”该文以陈垣的信中所言为证:“今不业医,然极得医学之益,非只身体少病而已,近二十年学问,皆用医学方法也。有人谓我懂科学方法,其实我何尝懂科学方法,不过用这些医学方法参用乾嘉诸儒考证方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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