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的医患沟通
有这样一个故事：停车场中央，有一个老树桩，已经在停车场多年，一天，经理决定把它处理掉。当电锯切开干燥的木材时，数百张处方签从中飞出。
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画面：一个接一个的病人从医生那里咨询出来，把刚刚给他们开的处方存放在老树的树桩缝里，然后继续前行。这个故事的寓意是：患者希望从医生那里得到的和医生认为应该给出的之间，常常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如何确保离开诊室的患者真正地认同医生的治疗建议？
ICE概念
ICE（ideas, concerns, and expectations）概念首先在1984年出版的《咨询》（The Consultation）一书中提出，目的是理解患者去看医生时发生的事情。这本书的作者之一是Peter Tate，他与心理学家David Pendleton、全科医生培训师Theo Schofield 和Peter Havelock一起，分析了一群经验丰富的全科医生进行的数百次诊疗的录像。大多数的医生扮演着家长式的角色，做出医学诊断，并为一个基本被动的患者开出治疗处方，但其中有大约10%的医生磨练出一种完全不同的风格。这些医生用各种方法让患者讲出自己的症状、表达想法、担忧和期望。
在了解了患者的想法后，这些医生才能回答一些重要问题，如“是什么导致患者在此时就这个问题就诊？”并确定患者的健康信念与医生的观点之间可能有多少重合。这不仅使他们能够做出更细致、更全面的诊断，还有助于他们为患者提供个性化的解释和建议。
如果这个概念仍然局限于一本教科书，它就不可能传播得很远。但Tate明白，创造变革的方法是向新一代的医生介绍ICE，这些医生还没有固定的诊疗方式，他们容易接受新思维。1994年，他出版了《医生沟通手册》（The Doctor’s Communication Handbook），并很快进入大多数GP的推荐阅读列表中。
Tate还成为了英国皇家全科医生学院的考官，与其他人士一起推动将临床咨询技能正式纳入GP培训课程。多年来，GP需要提交诊疗的视频记录。这种方法后来被临床技能评估所取代。
ICE概念已经不只在全科医学中，而是广泛深入到英国医学教育中。Tate带来的变革是共同决策的基石，对20世纪末另一场伟大的改革——循证医学，起到了平衡作用。因为ICE，家长式医生逐渐消亡，医生开始转换到新角色——患者的专家盟友。
ICE的普及是好事，但在实践中激发患者ICE并不尽如人意。大多数全科医生只问一些简单的问题，比如：“你认为什么是错的？”或者“你希望我对此做些什么？”。这种提问方式常常令患者困惑或怀疑，他们的反应通常是——“你是医生！”。还有一种提问是“你在担心什么？”可能会给人一种粗鲁的印象，让人觉得医生认为患者的问题微不足道，而且反应过度。诊疗过程中的这些时刻可能会让患者和医生都感到不安。
患者通常会研究自己的症状，这就可以用来更间接、自然地展开ICE对话，例如，“许多人在网上查自己的症状，你发现了什么症状吗？”健康问题经常在家里或朋友之间被广泛讨论，因此，为什么不问：“你的家人对此有什么看法？”这种提问方式既可以表达医生的兴趣，同时也避免无意中暗示患者无知。
社会已经改变。现在，患者可以在互联网上接触到大量的医疗信息，这有助于患者在健康信息方面与医生的观点保持一致，但更多情况下患者发现的信息缺乏上下文。医生未来的主要任务之一可能是帮助患者理解：为什么文献中似乎很有意义的东西并不适用。
COVID-19加速了社会的变化。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已全面转向“电话优先”咨询模式，以限制病毒传播。当大流行结束时，向远程咨询的转变——无论是电话、视频、电子邮件还是短信——可能仍会持续下去。而ICE应该适应新环境，继续助力医患和谐。
世界医药里程碑·中世纪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