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自我的价值辩护

学校里发生了一次严重的有组织作弊。按照校规校纪，六名学生是要被开除学籍的。然而在做出处理决定时，决策者面临巨大的压力。学校是否应该开除作弊者？这个问题在私下里交流时，出现了两种不一样的声音。

一些人认为，不能把作弊者一棒子打死，这对学生和他们的家庭太残忍了。吓唬吓唬就可以了，应该给他们改正的机会。真正的惩罚应该交给社会，而不是学校。与之对立的态度则更加明确，对不诚信的行为应当是零容忍的，对犯错者不能心慈手软，否则如何约束其他人？

为什么会有这样不同的反应？对于前者，它真的是出于同情的考量吗？后者真的是把诚信教育当作目标吗？为什么一个两难的问题，在他们看来就不是两难？

我不排除这里有理性的判断，但是我想，如果为不同的原则做辩护，那就会形成不同的处理办法。

我曾经在考场抓过一个作弊者（那是在我已经把所有的安全保障都做到的情况下，学生仍然顶风作案），在考试结束时，那个作弊者突然跪在教室门口堵住我们。这时旁边有个同班同学很轻蔑地对我们说：“现在都什么社会了，你们监考老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行了，有必要这样吗？”

这可不是为犯错者说情，而是在批评老师。如果一个人自己做过弊，他就没理由惩罚新的作弊者。我们从小都接受着要做诚实孩子的教导（大概没有人在小孩子面前为欺骗辩护）。所以，在自己首次作弊时也是有一些为难的，甚至作弊之后的一段时间还在怀疑自己是否做对了。一个人怎么能在自我的怀疑中过活？所以他必须消除这种怀疑。如果自己没有自省、忏悔或公开改过自新，为了消除内心的不稳定，就必须要找到能为不诚信行为做辩护的解释。比如，这种考试没有意义；我精力有限，根本没时间学这些东西；我在做更为意义重大的事情，其它的就应付应付得了；社会潮流和风气如此，我个人的坚守又有何意义？如今面对新的作弊者，如果对他严加惩办，就等同于否定了自己在为寻找辩护时付出的努力、艰难的人格妥协和正义牺牲。放他一马，实际上是在为自己做辩护，否则又该开始怀疑自己了。

再看看那些主张严惩的人又为了什么呢？真的是想通过惩治少数人成就长远和广泛的诚信吗？一个对作弊者零容忍的人首先自己是诚信价值坚定的守护者。我们再次回溯到第一次关于作弊的两难时刻。那一次，他经受住了考验，宁可牺牲一些既得利益也不容许自己在道德上有任何瑕疵。特别是诱惑足够强，压力足够大的时候，自己也没有让诚信受损。后来那些“灵活行事”的人得到了更多利益，而恪守原则却错失机会。这种不平衡再一次考验他是否要改变主意。为了维护自己当初正确的选择，他给作弊贴上恶的标签，这样再一次强化了自我的诚信。面对眼前的作弊者，如果放他一马，那在评价自己之前的坚守时，也会陷入矛盾。所以，对作弊者采取零容忍的措施，实际上是对自我价值观的多了一次论证而已。

    纵容犯错的后果当然对人的发展不利，不过不可逆转的惩罚对优良价值的形成同样有害。学生不作弊只是被强大的外部威慑管住了而已，而不是因为自律的内部原因。我们看到的相安无事，只是一种形式上的诚信而已。

出于为自我辩护的深层需要，却让我们忘记了另外一种需要所有人为之辩护的伦理原则：教育的目的不是管住学生，更不是惩治犯错的人，而是塑造灵魂。教育法规定，任何人都不能剥夺一个人受教育的权利。按照这个原则，学校是没有权利开除学生的（这个在法理上存在争议）。这样把学校推到一个尴尬的境地：自己制定的校规校纪是违背教育伦理的。递进的惩罚等级都导向开除学籍这一终极审判，这产生了一种强大的威慑力。如果最后的威慑失效了，我们该如何面对眼前的学生？

（此处省略108字）

为自我辩护的观点都是错的，所以开除学籍或者不予追究都是不合理的。既然学校把德育放在人才培养目标优先地位的话，那学校就要为学生道德缺陷负责。我的建议是，作弊者要留级，要给予他们更多受教育的机会，重新修读相关的德育课程，通过新的学习和反省成为更好的自己。学校要主动承担责任，负责一半学费；一个成年人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个人负责一半学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