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日谈：启蒙者只投喂民众部分信息，这样好吗? | 杨早·早茶夜读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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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杨早
大家好，我是杨早。本来今天还不是我讲故事，但是突然有一些外界的刺激，突然想起了一个事儿，所以也跟大家聊一聊。
想起什么呢?想起的是1904年到1905年的日俄战争。我对此做过研究，主要研究的是当时中国媒体对日俄战争的报道和反应。
大家知道，这场战争是日本和俄国为了抢夺在中国东北的各种权利而爆发的一场战争。在战争爆发之前，当然是老大的帝国俄罗斯在中国东北的权利特别大。日本跟俄国发生战争，也是用“这是帮清政府的忙”这么一个借口发动的。最后日本取得了惨胜，可以说是日本的国运之战。
对于在中国土地上打了这场战争，清政府毫无办法，只能宣布中立，放任东北三省的土地和民众被战争蹂躏——这当然是我们读到近代史，都会非常难过的一件事情。
那么，关内的中国媒体——当时基本上都是在知识分子手里，不管是上海还是北京——他们的态度如何呢？按道理说，是不是应该同时谴责这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东北发动的这场战争呢?按照道理是这样对吧？但其实不是这样。
中国的媒体实际上一开始，是特别支持日本，是站在日本这一方摇旗呐喊的。
为什么如此呢？除了日本打出的名义是“我们是来帮助大清夺回东北的权利”以外，还有一个重大的原因：在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目中，日本代表着“东方+立宪”，而俄国代表着“西方+专制”。如果日本能够打败俄国，那就说明一个东方人（黄种人）建立的君主立宪国家，打败了一个西方人（白种人）建立的君主专制国家。这个结果说明什么？说明君主立宪即使在东方也是可行的，而通过君主立宪得到的强盛，是可以胜过哪怕是西方人奉行的君主专制的。在这种立场的笼罩下，一开始中国媒体都是一片为日本叫好声，都是站在日本这一方面的。
但是后来随着战争的进程，随着日本攻占了旅顺口、大连，后来又占领了沈阳之后，随着那边战区的报道不断的发过来，中国媒体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分裂。什么样的分裂?文言文的媒体——文言文那个时候是一种高级的语言，是一种写给知识分子和官员看的语言——这种媒体上面，言论跟战争的进程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大家在不断地反思日本的行为，本来以为日本是一个文明国家，那么它替代了野蛮的沙俄之后，他们会对给东北人民带来更多的好处，但是没想到他们进城以后仍然是采取了一种奴役中国的态度，对中国人民的残忍也相当的令人发指，让东北人民有一种“刚离狼穴，又入虎窝”的感觉。所以报纸也是因应地发出了怒吼：现在我们东北又是这个样子了，那么将来的中国会不会也沦陷到东北这样的一个局面？
可以说，在这些报道与评论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对日本的亲近和期望，基本上已经荡然无存了。
但是反过来，在用白话写的报纸上面，日本仍然维持着启蒙的、文明的形象，包括日本占领之后的防疫方面的措施，或者是军方要求军队不去骚扰百姓，等等这样一些报道。甚至在日军已经在到处搜查间谍、骚扰百姓以后，白话媒体仍然说是“大体平安”，而且坚信日军对这种野蛮的行为应该会加以纠正等等。这样的报道，基本上是淡化了日军在东北的残暴行为，而凸显了所谓“文明的”举止。
所以到后来日俄战争即将结束，一般的民众（通过他们的互动和来信），我们仍然看得出来，一般民众得到了什么样的结论。我读一段当时的读者来稿：
我们中国，占了这样一块好地方，比日本要大十九倍，为什么衰弱到如此呢？你看东三省，日俄战争，俄国比日本更要大，怎么也会打不过他呢？如今我才明白了，日本的文法简便，教育大兴，兵丁将士，都知道国跟家的大关系，齐心努力，人人不怕死，水陆争战，不胜不肯罢休，费了一年多功夫，到底把东三省站住了，十年前的耻辱，一旦洗得干干净净，阵前伤亡，虽死如生，你想够多们体面，中日为亚洲的同种，日人笼络华人，自然比别国格外容易，从此也要亲热亲热才对，怎么见得呢？此次俄人大败，讲和之后，必定要变法，必定要比中国变的快，将来俄人立了宪，君民上下，尝胆卧薪，教养生聚，不上十年，依然还要强盛起来，这次深仇，那能不报？日人要趁这个当口，抽出功夫来，勤勤恳恳的劝中国，正是他卫护自己的私心，我国再不醒悟，日本政府，恐怕要来干预我们的事了，朝鲜的榜样，众位还看不过来吗？
这封信里面，并不是没有对日本的警惕，但是更重要、更强调的，是希望中国能够从这次战争中面能够获得一种变法的动力，这其实是针对当时的大清朝廷，在“是否立宪”这个事情上犹豫不决而推行的媒体策略。
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故事，能得到什么？我觉得现在跟清末当然不太一样了。以前我在读这些材料的时候，会不自觉的把自己代入到启蒙知识分子那一边。但是实际上你可以想一想，如果你是清末的老百姓，你是不是希望只能获得这样一些被遮蔽和简化的报道？我觉得这样的信息碎片化、单面化，恰恰是清末启蒙运动失败的一个原因。启蒙者非常自以为是地为民众做主，帮他们选择有哪些信息应该接受，哪些不应该接受，可能一时半会儿能将民众推向了一个热血的、向往的高峰，却没有让他们意识到这种做法背后的危险性。
我觉得这样一种启蒙，其实对于之后百年当中的中日关系也好，或者整个国民意识的觉醒也好，特别是个人意识，个人争取信息自由、知识自由与独立思考的决心和动力，可能都会产生一些不太有利的影响。所以我总是说，启蒙百年以来，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反思。
今天这个故事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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