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喇叭

多年前，在某个新闻学院做了一场不知所云的讲座。临了主持人有个规定程序，问对同学们有何寄语，我竟一时语塞，不愿假话套话，这个场合真话又不宜讲，便委婉告之，社会没有那么多记者的岗位，择业路径大可放宽，言外之意，最好别粘手这个行当。就信徒而言，把热爱的事情做到极致，自可成价值，但这个行当不易。

戏外人演戏里事，戏里事说戏外人，王作家朔当年评白岩松：“不相信电视主持人是一个独立观点的表达者，更接受广播学院学生自己的说法：肉喇叭。”较之“传声筒”，“肉喇叭”更传神。只有属于国家的个人色彩，没有属于个人的国家品格，若以是否具有自己的态度、自己的观点衡量之，当下优越感十足的名记者、名主持，都就不够格。只是借助平台，混了个脸熟，但凡离职，空山花落，迅速谈出视线，不带走一片云彩。说来也不难，只要平台足够大，遇几回世界级的大事，采访几个国际性的人物，便可一战功成，一举名就，但多少年后超越文本意义、仍被津津乐道者，寥若晨星，微乎其微。何以然？没有自己的尖锐之问与世纪之设、风格准则与职业操守。

你以你的名声做什么，其也不时有良心的反抗，隐蔽的召唤。入职时，专业执念未灭，在泪流满面中找回理性判断，理想追求尚存，于平凡琐碎中掘得人性光辉。但个人有想法，组织有纪律，不可因之造次，影响全局，砸了众人饭碗。新闻这个职业，切忌仅仅站在新闻专业主义的角度，个人的责任必须让位于领导的信任。诱惑力大于坚定力，久而久之，将新闻通稿坦然署上自己的名，甚至舟车不动，未及现场，即可完成流水。去了又怎样，不过完成所尽的本分，照猫画虎一张静物写生，有的乐手，每次演出其实并不看歌谱，却依旧展开在那里。邮递员、文工团员等等的“八大员”之外，尚可添加“宣传员”一项。搓核桃，盘珠子，煮黑茶，抽烟斗，闲散既久，再难聚集精神，亚状况下的工作，无外乎消磨。一个人的路径选择，决定了所要目睹的风景，也左右着所要拥有的人生，故曰“术不可不慎”。

盲人岂可为盲人带路，所写所传，自己也未必相信。尽管是职务行为，也须承担不测，人们知道坏消息不是传声人所为，奉命行事而已，却只敢挥刀向更弱者，迁怒于传声人，不偏不倚，刚好是你，更大的人物不敢惹，更深的背景不了解。透过一本书，便能了解时代需求，林语堂《中国舆论史》说“中国新闻史就是民间舆论和中国当权者之间的斗争史”，此间的斗争，就立场而论，以王权为本，还是以民权为本，记者站在彼此不同的两边，这里指的是民国。

自媒时代，没有旁观者，既是肉喇叭，也是接收器。不同之处在于，有的肉喇叭过脑子，有的不过，有的接收器经判断，有的不经。流言不反智，通常比现实更可信，更常理，而专家制造的谎言，图文并茂，合乎逻辑，每每收录教科书。只窥一面，失之过偏，只言片语，似是而非，信息得之易，条分缕析难，理解先于知识，也继于知识。法拉奇采访过的大人物不计其数，为此并未昵而敬之，恐拂其意，而是将自己也置身其中，成为一极：“那些决定我们命运的人并不比我们优秀，也并不比我们强大和理智，充其量只是比我们有胆量，有野心。”特别讲述，另类发现，皆来自细密剖析，沿波讨源，因了这般有收有放的心志、语言抗争的胆识，岂会成为肉喇叭。

对新闻人的要求，体制不同，要求自异。一个可有可无，一个不轻不重，许倬云说“现在的知识分子不是思考者，是检索机器”，其距离肉喇叭，一步之遥，或已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