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勒泰琐忆：母亲的归宿

母亲的归宿（十二）

     前面说过，团部家属队没什么作为，但也不是一点值得记住的事情都没有。我们种菜，学会了一些种菜的技术，比如种洋葱，在其开始长块根时，要将它的苗踏倒，这样抑制苗的生长速度，有利于长葱头；我们还加工云母片，即将小小一块云母矿石剥离成薄片，原料何来及加工后交与何人做何用，都不记得了，但因此我曾跟随一位大姐去过阿勒泰地区下属的富蕴县，那里有一废弃的云母加工厂，我们去捡一些还能利用的废矿石，那是我唯一一次去富蕴，至今，偶尔在哪里看到有关富蕴的报道，还会引起我特别的关注。也还有家属成为朋友的，如那位电影放映员的妻子小左，河北人，也是高中生，她就让她的丈夫从办公室拿回来一些废报纸，送给我糊墙糊顶棚，我的土坯屋因此显得干净亮堂不少，在大雪封门的严冬，我还曾抱着孩子，挨张阅读过每一张报纸，包括糊在顶棚上的也仰着头读过，虽然都是“东风吹，战鼓擂”之类无聊文字，却也陪我打发了许多寂寞无聊的时间。而这期间，我办成的一件大事，就是终于将母亲、小妹接到新疆，而后来又通过母亲、大妹的努力，将哑舅也接来了，一家人终于团聚。

       说到接母亲，真是非常不容易，让丈夫打报告，团里说不是直系亲属不给批；我打报告，又说“你自己都没工作没收入，怎么养活你母亲你妹妹呀？”仍然不批；当时我大妹初中毕业，15岁，无力再念高中，当然也因为学校教学秩序不正规难以为继，就和大多数学生一样，由团里统一安排工作了，在五连当农工，我又叫妹妹打报告，团里说，她一个新工人，住集体宿舍，怎么接家？还是不批。恰好这时团场实行军管，团长政委都是部队来的，政委还是河北人。新疆是很认老乡的，小左热情外向，部队来的领导入乡随俗，两下里一结合，小左很快就和政委的夫人熟悉了。因了小左的引荐，我有机会将“陈情表”似的报告，交到了政委的手上，并向政委保证，以后决不因为生活困难给团里添麻烦。不久，团里批准了我的报告，通知我去办准迁证，可以想见我是怎样的喜出望外，深感部队领导比原来团部那些转业军人或移民领导，更大气更有同情心。又不久，取消军管，团长政委回部队去了，就这么短暂的一个机会呀，谢谢部队首长，谢谢小左，谢谢上帝奇妙的安排。

      那时我的父亲已在羁押中去世了。劳改营地曾通知我母亲去领回遗物。母亲去到时，父亲已下葬，没见着最后一面。坟是见着的。一座小土山，从山下向山上绕圈儿排列着瘐毙者的坟墓——一个土堆，前面插着一块木条，写着墓主人的姓名、籍贯、逝日。想来这个木条的作用就是供墓主人的家属来时辨认，不用多久，它就会丢失、腐烂，无从寻找。关于这一节，我曾在一首诗中有所反应，贴在下面：

       清  明

戊子清明，国家公布为法定假日，百姓纷纷然祭祖扫墓，忆及先父不知埋骨何地，怆然有作，用东遨《清明》韵。

曾望耕者有其田，何惧身家或化烟。孰料三年历饥馑，徒因数语恤民悬。

妻儿流落荒寒地，牢狱可思明朗天？欲祭安寻埋骨处，心香一炷向空燃。

也许母亲觉得我们实在太困难，也许十余年独自奉老抚幼照顾哑弟实在累了，总之，在母亲来疆大概半年后的一天，一位老乡带来一个年龄与母亲相仿的上海支边工人，告诉我，我母亲要和这个上海人重组家庭了。我非常意外。原来，此前，这件事他们已商议多次，我的两个妹妹也知道，还见过这个将成为她们继父的人，只有我不知道。也许是我已成年，母亲不好向我开口。我再三想，母亲才四十多岁，她需要一个丈夫；两个妹妹从小几乎没见过父亲的面，尤其小妹妹才十来岁，也需要一个父亲，我无话可说。事情就这样定了，我叫那上海人“伯伯”。他在七连工作，是一个农业班的班长。不久，母亲和小妹就搬到七连去了。

卖瓜风波（十三）

 大概在1974年的下半年或1975年的上半年，我家自愿申请从离团部很近的直属队调到距团部约20公里的农业连队7连，因为听母亲说，7连家属队人数较多，也比较正规。

7连家属队有近20人吧，连里还安排了一个生产经验丰富的老职工河南人老赵当“排长”（家属队官名“五七生产排”）。我们也管理大田种小麦，但地块往往在公家大田的末尾，土质及浇水条件都较差，产量当然就低，家属们辛劳一季，收入很有限。老赵说：“光种粮食，收入还不够交种子费肥料费水费机耕费，我们再种几十亩西瓜吧。”

种瓜得生荒地，我们在远离连队的戈壁滩上开垦出一片瓜地，从邻近的公家的斗渠新接修一条毛渠，买了优良瓜种，小心翼翼地种下。好容易瓜秧长粗叶了，又被一场风沙打得干干净净，只得重种。按农时算，已嫌稍晚了，大家在老赵的带领下，精心浇水、施肥、压蔓、打叉，不敢稍有懈怠。瓜长到半大，就搭了窝棚轮班日夜看守，防备狼和狐狸来糟践。真是苦心人天不负，连队瓜菜班的西瓜还顶着小黄花儿，家属队的第一批瓜已成熟了。

卖瓜那天，连队像过节一样，新摘回的大西瓜堆了半间屋，家家户户的孩子们拉着大人拖着麻袋来排队——那时还没有长途贩运一说，大家可吃的东西也就是本地的出产，品种还是很少的，比如我们那儿产西瓜，但别的水果就很少，听说团里有一家人家回内陆探亲，亲戚给新疆来的小孩吃梨，结果那孩子一看，说了声“生瓜蛋子”就扔了。所以一年一季的西瓜成熟季节，就是孩子们的季节。——那年公家规定刚上市的西瓜价格是一毛钱一公斤，家属们对老赵说：“今年种瓜成本太高了，新开地，新修渠，还种两遍，我们卖一毛二吧？”老赵想了想，说行，买瓜的职工也没有意见，催着快称。人多怕乱，我们就关了门，从窗户一袋一袋往外递。

刚称了十来份儿，指导员怒气冲冲地来了，老远就大声呵斥：“老赵，谁允许你们卖高价的？我没收了你们的。”到了跟前，又连呼开门，大家一时吓愣了，都不动，连老赵也不知道去开门，指导员就用脚踹。进来以后，他说：“你们马上停止卖瓜，等待处理，已经收钱的立即退还。”家属中有两个胆大而饶舌的，还想给指导员诉诉辛苦，指导员更严厉地说：“告诉你们，我还要报告团里，全团通报。”我一直默默站在一边，指导员的严厉远近闻名，有人说他面恶心善。但一听“全团通报”这不靠谱而且绝对过分的话，不知怎的，远远近近大大小小的不平一时全涌上心头，竟不能自持，泪水汹涌而下，在场的人都一怔，指导员撂下一句：“按一角卖。”大步走了。

几年以后，我落实政策做了团中学的教师，指导员也升任了副团长，一次他碰见我，还笑着说：“那年我一说要通报你们，你反应那么强烈，我就知道这个家属是个文化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