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阳明朝顺天解元余应诏
安阳明朝顺天解元余应诏
安阳乡库区原来有个金峰村(三台村),村民相传一个《两省解元余咏》的故事,说大明三年,三台村余咏进京赶考,因为暴雨受阻,就前往江西参加考试,中了江西解元,后来又参加浙江考试,中了浙江解元。后来还拜官监察御史、布政使。
如果了解明朝科举制度,听到这个故事,就知道传说是似是而非了。解元是乡试(举人考试)第一名,一般不会参加两地乡试并两次夺得解元,一般也很难拜官监察御史、布政使。
现在是网络时代,有机会与三台村移民龙游的余氏宗亲交流,得知三台村明朝确实有解元,以前祠堂中还有楹联:江西山西两省布政,顺天应天两京解元。解元说的是余应诏。
查民国《遂安县志》,确实有余应诏的记载,余应诏,号聘野,布政(余)复五世孙,博学有才名,万历癸巳选贡,甲午举顺天乡试第一,生平以礼自持,谢绝请托,授徒讲学,壮年早殁,士林惜之。县南二十五里六都有解元坊,为顺天解元余应诏立。
几经周折,在安阳村余旺海家看到了《琅川金峰余氏宗谱》。据宗谱记载,金峰村有三名进士余武子、余稪(複)、余锓。余稪累官至江西布政司左布政使,余锓累官至山西布政司左布政使。乡试举人五人:余价、余淑、余应诏、余之隽、余承迪,其中余应诏为万历甲午顺天乡试第一名,即为“解元”。
宗谱有《聘野公传》,余应诏,号聘野,甲午中顺天乡试解元后,居家授生徒讲课,并学习洪武正韵,“意在三元之业”,即有心再考进士的。但天不假年,于万历己亥去逝,年仅四十二岁。
明朝有两京,南京为应天府,北京为顺天府。余应诏选贡后入北京国子监读书,就参加顺天府乡试,取得第一名为解元。
那么又怎么演变为“两省解元”、“两京解元”的呢?这可能与宗谱的堂坊记有关。
宗谱有一篇文章《重整传芳堂京元世美坊》:
惟吾村播迁以来,厪思今不古若,抑先贤发轫而后,差幸俗不殊乡。方伯石坊在城,一踞其胜(二方伯坊,一在东街,先年修整,北街锓公坊久圮),象贤牌柱于里,仅存其名(在桥头牌楼前石脚仍存)。倾圮爰恤于人言,修整尚凭乎众力。况门标世美,想见五世同居(稪公任江右时尚未分爨),匾额解元,忻传两解重荐(是科京元后,制定外省取第二,为南元。此系浙江一省两解。所谓“三元天下有、两解世间无”)。阶前孔道危轩,几致摇心(时京报至,以殿会二元多属外省,何直省元讶来远地,如今危欹,亦同动心一般。),门内清除盈尺,犹堪吐气。美能著里,何必户别门分,德可为邻,奚云人众我寡。本家叩囊以应,助饭助工,还惜力有不逮;各众慨量以施,议捐议恤,唯祈愿可能偿。视前徽虽难遵旧制,规后弊乃共饰新模。兹顾斯文,谁复登龙而价倍,欲怀惜费,庶几祔骥以名彰。是在同情,私宜竭虑,至于议禁,族有公言。是为引。大清嘉庆八年癸亥桂月上浣之吉,七世房侄孙承中肃启
该记涉及方伯、解元、京元、南元、省元等称呼。布政使,又称为方伯,余稪、余锓两进士累官布政使,在遂安县城立有石坊,称中方伯坊。余应诏为顺天解元,在村里世美坊上悬挂“解元”匾额。因为乡试是分省考试,解元又称省元。一般称京城国子监读书的贡生为“京元”。从本记注解看,此处“京元”与“南元”对应,是以京城与外省来区别的,这个“京元”的意思大概是指顺天府乡试第一名即顺天解元。
该记提到“两解重荐”、“浙江一省两解”,从文字看,可以理解为甲午科乡试,浙江省出了两名解元。余应诏是浙江遂安人,在北京顺天府乡试中解元。浙江省乡试另外还有一名解元。《皇明三元考》有明确记载:顺天府解元余应诏,浙江遂安人。浙江乡试解元谭昌言,嘉兴人。所以,“两解重荐”、“浙江一省两解”,实际上指的是浙江有余应诏、谭昌言两人获得甲午“解元”。
故事背后有故事,揭开迷团是真相。说“江西山西两省布政”应该不算错,而说“顺天应天二京解元”却是不准确,余应诏参加的是顺天府(北京)乡试,没有参加应天府(南京)乡试,也没参加浙江乡试。至于说余咏(大詠),余氏宗谱记载是唐朝国子司业,是遂安萝蔓始祖余大康兄弟。琅川(琅墅)始迁祖余永,是金峰(三台)人先祖,不是举人、解元,更不是御史、布政。《两省解元余咏》的故事有些离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