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媒体时代的焦虑与春秋大义

《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四月初的一期封面文章是：为什么别人都过得比我好？副标题是：朋友圈焦虑与局外人困境。这篇封面文章分析微信朋友圈里各种“晒”，宝宝、钻戒、旅行、毕业典礼、体面的工作……，不论是“感染源”或“感染者”，都有一样的源于嫉妒本性的焦虑：别人的生活看起来都那么迷人，好像全世界的人都在做有趣的事情。文章认为，在滤镜的微光中，一碗面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内容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如果“希望超过自己的邻居”是我们的天性，社交媒体无疑将这场竞争导向了更惨烈、更肤浅、更盲目、更漫无边际的方向。三联杂志的文章让我想到了可以任意自我表达的自媒体时代的种种。自媒体让主流媒体的声音渐弱，普遍认为是社会的进步，甚至于就像印刷术的发明让文化向大众传播成为可能，教育的普及再进一步，让更多的普通大众平等的获得知识，进而获取机会一样，让贵族和精英社会演变为普罗大众的社会，意义自然是伟大的。而朋友圈的焦虑与局外人的困境，碎片化和无主题的情绪发散，不规范的种种，感觉到不仅是主流媒体的声音减弱，也稀释了主流文化。或许是历史书看多了，我老猜想：任何社会是需要主流文化的。而在自媒体语境下，科学至上和消费至上的文化是否可以担当这个时代的主流文化？自媒体时代除了各种“过得比我好”的 “晒”图文，还有几种常见的现象可罗列：一是各种一时的情绪表达，“感染源”在写的时候心中估计是有指向受众的，最终可能散布范围更广，感染者终；二是各类的励志鸡汤，本适应于特定的销售培训场合，觉得挺有道理就发布出来；三是老板发的多是“忠诚与勤奋是成功唯一通道”之类，员工多发的是“良心老板案例”，投资公司的发的“再不理财，资产消失”，房地产业多发“这是最后一轮买房机会”的专家论文；还有一类转发量很高的是，人生如梦，一切皆可休，无心进取、唯有养生的油腻调子。每一种调子都有理，都有理的往往是反调，于是不知所措了。我读的历史书让我固执地认为主流文化应该有春秋大义。私下的交流可以千奇百怪，形成文字可能传播的应该有大义。春秋一词的不再仅指季节而有了特定的意义，中国人都知道源于孔子著《春秋》，而孔子著《春秋》因于 “周道衰废”，司马迁评价：“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且不论孔子与中国文化的利弊之类永无了结的争议，也不管学术界争论的《春秋》是史还是经的问题，孔子写《春秋》是有着大义的。后人评说《史记》，褒贬司马迁都会提到他写史时的春秋大义。史记尽量写史实，但通篇都显露着司马迁的感情和价值取向。我初居苏州时，特意走了几处与吴太伯有关的古迹，是与司马迁把吴太伯世家排在史记三十世家之首有关的，包括苏州泰伯庙（“太”字改用“泰”字正是中国人的大义），有太伯名的街巷，无锡的泰伯庙、泰伯墓，常熟虞山仲雍墓。吴地始祖的太伯以长子身份劝二弟仲雍一起让贤避居吴地，断发纹身，创立勾吴，最重要是让周文王一支成就了周朝大业。司马迁把孔子的赞语写在篇尾：孔子言“太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我想，正是太伯“至德”的大义，司马迁把太伯排在三十世家首篇。

中国近代史始于晚清的内外交困中，文化上的西学东渐，传统文化体系支离破碎。辜鸿铭是一个西方教育背景且不是纯中国血统的学者，写了《春秋大义》（中国人的精神），向西方译介了——《论语》、《中庸》和《大学》，以正中国人的形象和精神。经过了洋务、维新和清朝灭亡，在五四前奏的社会文化氛围中，似有逆历史潮流之嫌，有这等洞识，如他书的名字，是有着中国人的春秋大义。人从远古走来，在与雷电风雨、虎狼虫豸的争斗中，痛着累着、笑着哭着，慢慢地形成了宗教和艺术，凝练成春秋大义，发现了生趣和意义。人类在无数次失望绝望中看到希望，无不是有着春秋大义的先贤在指引：孔子、释迦穆尼、耶稣，还有众多的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艺术家、思想家。一篇关于微信朋友圈的焦虑和困境的杂志文章，让我联想到这些，的确有点自不量力，可能是我想多了，应该是属于思想家的事。我一直不相信科技至上主义能担当主流文化，更不要说科技受消费至上主义的牵引。科技固然重要。佛教是有着大智慧的，佛教里的弥勒佛是未来的佛，未来转世。季羡林研究说弥勒佛和基督教里救世主弥赛亚是同一个人，预示未来总有新的启示出现。物质世界和精神总是在纷乱后变得和谐，也许自媒体纷乱无序的呓语里，也在渐渐生出春秋大义，形成精神的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