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川南彝族为什么大多居住于高山的问题--木铎警声
作者：儒家公羊学
关于川南彝族为什么大多居住于高山的问题，内陆汉族，包括一些政治人物，不了解当地的历史和情况，往往有一些主观的想象，就是认为历代封建王朝和国民党政府压迫川南彝族，将他们从平坝上驱赶到自然环境恶劣的山区居住，其实这只是一些想当然的说法。
川南地区在两汉时期就是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越嶲郡，郡治就在现在的西昌，当时这一地区的主体民族就是汉族，至今西昌和凉山彝族地区还保存有大型汉墓数十座。西汉王朝有一个重要的铸币厂就在今西昌经久乡境内，曾出土大量的汉代五铢钱毛胚，这里出铜矿，汉朝时期就在开采。《汉书·地理志上》载：“越嶲郡，武帝元鼎六年开，（王）莽曰集嶲（郡），属益州。户六万一千二百八，口四十万八千四百五。县十五：邛都（今西昌），南山出铜，有邛池泽（即今西昌邛海）。”当时所说的川南“户六万一千二百八，口四十万八千四百五”都是指的编户齐民的汉族，古代边疆少数民族是不纳入户口统计的。
唐朝时期川南叫做嶲州，设有都督府，是大唐王朝经略云贵的军事重镇和政治文化中心，唐玄宗时期的著名宰相姚崇的父亲姚懿就是这里的最高军政长官，姚崇也曾经在这里生活过。后来南诏与吐蕃联兵，攻陷嶲州，将当地汉族大量迁往云南。《南诏德化碑》中说：“越嶲（今四川西昌）固拒被僇，会同（今四川会理）请降无害。子女玉帛，百里塞途，牛羊积储，一月馆谷……都督见擒，兵士尽掳。”唐代《孙樵集》卷三引《书田将军旁事》亦载：“蜀人为之语曰：'西戎尚可，南蛮残我’……其所剽掠，自成都以南，越嶲以北，八百里之间，民畜为空……自是以来，群蛮常有屠蜀之心。”晚唐成都诗人、简州刺史雍陶曾有《别嶲州》一诗：“越嶲城南无汉地，伤心从此便为蛮。冤声一恸悲风起，云暗青天日下山。”
此后，南诏政权才将云南境内的白族和彝族人口大量迁徙入川南，四川凉山彝族就是这样来的。在之前，四川境内并无彝族居住。《元史·地理志四》对此段历史亦有记载：“建昌路（今四川西昌和凉山地区），本古越嶲地，唐初设中都督府，治越嶲。至德中，没于吐蕃。贞元中复之。懿宗时，蒙诏立城曰建昌府，以乌、白二蛮实之。”
元明两代以来，汉族人口再次大量涌入川南，无论平坝还是山区都有分布，与当地白族和彝族人口杂居。由于汉族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和生产力均较白族和彝族发达。到明朝中后期，居住在川南坝区的白族和彝族人口就大量同化为汉族。一定程度上汉化，又未能完成彻底汉化的彝族，就形成了现在川南坝区的“水田彝人”。居住在高山的彝族，则未受到汉化的影响，明末以后就被称之为“凉山野夷”或“化外凶夷”。这种区分，在过去的川南彝族中也是认可的，如清代川南彝族大土司岭承恩墓志铭上说：“突于咸丰五年，近遭化外凶夷骚扰……呜呼！野夷猖獗，惟以力格，莫能学化。凭仗吾祖志，恩威并用，剿抚兼施，计诱换班投诚”。而元、明、清和更早以前居住在川南山区的汉族，后来就基本上同化为彝族。此如大家所熟知的“大汉长城”邓秀廷，祖先本为汉人，但是因为居住山区，自其祖父邓成鳌时就已经彝化，生活习俗一如彝族，精通各地彝语方言，人送外号“邓九蛮王”，邓家的后人都有彝族名字，到邓秀廷死后，其家人已经有自称为彝族的情况。当时的彝族也传言说邓秀廷的祖先是凉山黑彝罗洪家的私生子。云南彝族军阀龙云就一直误以为邓秀廷是彝族，还曾想赠送枪支弹药给他（见岭光电《忆往昔：一个彝族土司的自述》）。
川南地区的“彝转汉”和“汉转彝”现象，在历史上是一种常态，当时并没有绝对的民族界限。中国西南民族学之父方国瑜（纳西族）老先生在其《彝族史稿》中指出：川南平坝地区“到清初裁撤卫所，加速了民族融合，那时汉人多，汉族的文化较高，以汉人为主的融合，土著的民族特征逐渐消失，这是很自然的。汉族的文化传播，以儒学来说，在明初已有彝族子弟在国子监肄业……上层家族的子弟已读儒书得功名，读书识字，已成风气。作为社会生活交际工具而学习汉语，则当普遍，而土著语言逐渐消失，原来民族特征也不存在了……现在居住在西昌地区的彝族，大都是近一百多年的时期从凉山迁来，原来的彝族几乎大部已融合于汉族了。”这才是现今川南地区为什么大部分彝族分布于高山，而汉族分布于平坝的历史真相！
据现在民族史学界调查研究得知，在元朝和明朝时期，包括更早以前，川南平原坝区上生活的主要就是汉族、白族和彝族，但到明朝中期以后，当地的白族和彝族人口逐渐同化于汉族当中，清代以后已经大部分以汉族自居。现在凉山汉族中的相当部分，其祖先其实是彝族和白族人。比如西昌大兴乡的赵氏家族，其祖上在明朝时期还是统治凉山彝族的北社县土官，到清代以后同化为汉族，但其家族中有一部分人未能汉化，后来就形成凉山黑彝磨石家（又称莫什、莫色）。又大兴乡石安村的沙、马二姓，就是凉山白彝大家支沙马家的后裔，现在他们虽然还自称彝族，但其实早在清朝末年就已经汉化了，生活习俗大多与汉族相同，与汉族通婚也已经有几代，只是汉化尚不彻底，所以在解放后仍被识别为彝族。这样的例子在川南坝区相当普遍，很多人虽然自称为汉族，家谱上也记载其为汉族后裔，但他们祖坟山上烧尸的场地都还在，祖先是按照彝族的火化方式安葬的。方国瑜在《彝族史稿》中举出了很多这样的例子，西南民族大学也专门有这一类的调查资料。又如元、明、清三代统治凉山彝族的大土司利利子莫，汉文史书称为罗罗斯宣慰司副使、世袭镇国上将军、河东长官司，其衙门长期在西昌城东郊的河东街土司巷，当时居住在这里的也不仅仅只是利利土司家族，还有其相当部分的彝族属民，而现在其衙门遗址尚存，周边土著却都同化成汉族了，这就是当地人称的“蛮转汉”。现代分子人类学的基因检测也发现，川南平坝地区的汉族中混有相当比例的彝族血统，而居住山区的彝族中，也混有相当比例的汉族血统，互相所占的比例都不低。
所以从川南地区民族分布和演变的历史来看，并不存在历代封建王朝和汉族把彝族人口大量驱赶上高山的情况，原先居住在平坝地区的彝族人口不是被民族压迫政策赶上高山了，而是同化演变成了现在川南汉族中的一部分。我们研究和论述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一定要实事求是，要多做调查，不能凭自己的一想当然，或者按照某种格式化的政治理论来作出草率的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