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远程视频询问取证
实践执法过程中经常需要对异地受害人、证人取证，如典型网络诈骗案件，P2P平台诈骗案件，受害人分布全国各县市，人数动辄几十、上百，传统取证方式，不外于到受害人所在地点或委托当地公安机关协助取证，但实际操作过程中并不理想。得益于网络通信技术发展，远程视频已经能够轻易实现。能不能借助远程视频询问方式，以全程录音录像方式固定证人证言、受害人陈述呢？如果可以实现，不仅可以让人民群众少跑腿，还可以为一线执法单位“减负增效”。目前远程网络视频取证方式并没有明确法律依据，导致该取证方式存在较大争议，反对者认为该取证方式无具体依据，所以取得证据“不合法”。只有合法性得到论证情况下，才能使执法人员大胆使用该证据。笔者从取证手段合法性，证据形式、证据审查角度的方面论证其合法性：远程询问是侦查取证人员通过视频远程询问证人、受害人，并对全过程录音录像，利用录音录像代替纸质记录，其从本质上讲还是属于证人证言、受害人陈述。其与传统询问方式不同主要有二点不同，第一点是询问地点，传统询问地点限于现场、证人所在单位、住处、证人提出地点或办案机关；而远程询问主要是侦查人员在公安机关，当事人在异地县、市。第二点，询问方式，传统询问是通过侦查取证人员与当事人面对面询问，而远程取证方式是通过网络视频询问。从现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来看，只有在证人证言、受害人陈述在暴力、威胁、欺骗等非法方法收集才作为非法证据排除，笔者认为只要取证方式能够保证言是按照证人自己真实愿意陈述的，证据能够保证客观记录的，那么该取证方式就应该是合法的，询问地点、询问方式与传统模式不同并代表违法；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中第14条规定：对于证人，根据案件情况，可以实行远程视频作证，此条规定说明最高法对远程视频询问的观点与笔者相同。传统询问是通过纸质记录询问内容并由当事人签字核对，而远程询问主要是通过全程视频录音录像体现询问内容。那么，证人证言、受害人陈述通过视频体现，其是否合法，答案是肯定的。主要理由：第一，《刑事诉讼法》《行政处罚法》等法律规定，列举的种类是证人证言、受害人陈述，并没有限制证言的证据形式。理论上证人证言、受害人陈述属于言词证据，又称口头证据，既然是以“口头”来反映证据事实的，反应“口头”的内容方式不止一种，现有体现口头证据形式有3种，第1是笔录形式，第2是当事人自行提供的书写资料，第3当事人出庭当面陈诉；既然以上3种材料可以当作口头证据载体，视频作为比纸质记录更加直接、客观反映的载体，为什么不能作为载体呢？第二，《刑事诉讼法》对证据形式要求门槛较低，并没有对所谓“法定形式以外的证据”设定法庭准入资格要求，也没有排除其证据能力，如现实中的提取笔录、情况说明、到案经过等证据，控辩双方经常对是否符合“法定形式”争议，但法院几乎不会因为不属于法定证据形式的理由进行排除，既然如此为什么以视频作为证言形式，为什么要排除呢？远程询问视频还有一个较大争议就是“容易被篡改”，新型的询问方式和新型的证据载体借用网络通讯技术，人们对科技事物不熟悉，容易产生“警惕”心理。笔者认为该问题可以避免，第一，审查证据应一般结合其他证据进行，远程询问收集的证据对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完全可以采信。比如远程询问取得诈骗受害人证言，其证言可以通过转账记录、聊天记录、嫌疑人供述进行印证。第二，可以通过技术手段确保视频证据是原始、客观、未篡改的，如可以计算校验值方式确保视频的同一性，只要有专门程序技术上实现并不难。（一）统一想认识，提供执法依据。远程网络询问属于新事物，各部门对新事物接受都有一个过程，要避免认识不到位导致证据“不过关”，致使案件诉讼受到影响，可以召开公检法联席会议联合发文远程网络询问具体程序规定，通过程序确保远程询问规范，同时给予远程网络询问的法律依据。（二）建设硬软件，提供设施保障。远程网络询问，对与硬件、软件都具一定要求，可以在各个远程提讯室基础上设计硬件，达到录音录像清晰，为视频存储空间提供存储设施。同时应设计相关软件，比如微信报案小程序，自动录音录像程序，避免应软硬件设施出现问题导致取得证据不合法。（三）建立执法样本，积极推广。对于远程询问操作要建立执法演示片、执法小册子，积极推广让基础民警了解远程执法的方式、执法步骤，将理论转化实际成果。最后，我相信远程视频取证一定是可行的、必行的，一定能够被广大司法人员接受的，一定能够得到法律的认可的，它能够适应社会进步所带来的执法挑战，同时也能够为执法规范化建设带来新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