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多世纪以来，1960年代初在财政学基础上逐渐形成的美欧公共经济学派一直居于当代世界公共经济学领域主流地位。30多年后，以1992年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安东尼·B·阿特金森&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著《公共经济学》（蔡江南译）为肇始, 各种版本的欧美公共经济学教科书越来越多地借助于翻译渠道进入中国。随后，国内学者以舶来版为蓝本，不同程度地揉进中国化因素，撰写出版了多种理论内容和结构体系大同小异的教科书类公共经济学。迄今为止，这种公共经济学在我国公共经济理论研究和教学领域一直扮演着主流角色。这是任何一门西方社会科学引入中国初期都必然出现的情况，或者说是一个难以逾越的发展阶段。然而问题在于，欧美原版和中国学者仿制版的公共经济学在理论内容方面与现代财政学存在着大量重复交叉，以致任何一个大学的财税学院或财政学系都难以将公共经济学和财政学作为两门课程同时并举地开设。对此，陈共教授早在1999年就指出：目前的公共经济学由于“内容并没有超越作为公共财政深化和发展的现代财政学”而“名不符实”；同时表示“赞同建立一门名副其实的公共部门经济学，这门学科要切实以公共物品为研究对象”，深入到生产和提供公共物品领域，研究公共部门的经济问题和管理问题，“这样一门公共经济（管理）学恰恰是财政学的基础理论，是财政工作者的必备知识。” [①]这段话一方面直率地揭示了现行主流公共经济学存在的重大内在矛盾，所提出的学术挑战溢于言表；另一方面也指明了公共经济学通过克服内在矛盾走向完善或成熟的基本方向和路径。两年半之后的2002年初，人民出版社推出了齐守印博士所著《中国公共经济体制改革与公共经济学论纲》一书。在这本书中，作者在简要阐述自己对公共经济基本原理独到见解[②]基础上，立足于提高我国国家管理体制机制现代化水平，提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紧密结合中国国情，通过积极借鉴西方公共经济学的合理内核，按照尽可能减少相互重复交叉的原则，妥善解决现行主流公共经济学与现代财政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之间的关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共经济学，以便使公共经济学这门学科更好地助推中国现代化进程。这与前面引述的陈共先生见解不约而同，表明他此时已正式开始了以理论创新行动挑战主流公共经济学之旅，肇发了以批判性吸收和扬弃来改造传统公共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学术工程。对于这些颇具创新性的公共经济理论观点，陈共、何振一、高培勇教授和我在各自发表的书评中都曾予以充分肯定和赞扬。[③]此后近20年来，齐守印博士紧密结合自己所从事的公共经济实践[④]和所承担的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不断深化和扩展公共经济理论创新研究，相继发表了20余篇有分量的学术论文、撰著出版了多部相关著作，[⑤]直至由新华出版社推出这部上下两卷本、篇幅近120万字的宏大作品，从而实现了他在《中公共经济体制改革与公共经济学论纲》一书中提出的学术夙愿，将一整套思想内容和结构体系与主流公共经济学迥异的公共经济理论体系公诸于世。既然从思想内容到结构体系均为迥异，那么不言而喻，对于主流公共经济学而言，自然也就是一种不容忽视的重大学术挑战了。在我看来，这种挑战至少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运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抽象分析法，将公共物品理论重建为整个公共经济理论体系大厦的基石。在主流公共经济学中，确实存在着依据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两项属性特征建立起来的公共物品理论，但它对于整个公共经济理论体系大厦尚不具有基石功能。因为显而易见，组织提供公共物品仅仅是作为公共经济受托主体——广义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与其并列的还有克服自然垄断、经济垄断、外部经济、周期性危机、缓解分配不公、维护法律秩序等若干项。正因为如此，在这种视野和框架之下，整个公共经济理论体系大厦自然不可能以对公共物品再生产各环节、各侧面的研究作为分析阐述的主线。既然如此，要想将对广义政府多项职能行为的分析阐述自始至终地贯穿起来，只能诉诸于公共经济资源筹集、配置、支付、体制、政策及其经济效应分析。这可以认为是主流公共经济学在主体内容和体系结构方面难以摆脱财政学窠臼的深层原因。与主流公共经济学明显不同，《公共经济理论创新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一书运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抽象分析法，从满足需要是人类一切社会活动根本动机这一历史唯物论基本原理出发，将公共物品视为人类作为社会动物满足一般公共需要的手段，从而将公共物品再生产看作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必须周而复始不断进行的历史性活动；与此同时，将抽象分析法运用于公共物品理论分析，舍弃广义政府作为公共经济受托主体所从事的各种合理职能千差万别的具象，将其统统归结为根据社会成员及其结成的民间机构的客观需要而组织生产或提供各种形色的公共物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公共物品特定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及其再生产，以及如何实现最佳供给等问题，由此构成了与主流公共经济学大异其趣的理论主线。有了这样一种内涵和外延的公共物品始发概念作为核心范畴和厚重基石，整个公共经济理论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循着公共物品再生产这条主线围绕其各个环节、各个侧面合乎逻辑地生发延展开来，由此构建起以公共物品为基点和以公共物品再生产为中轴的一整套公共经济理论体系。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公共物品理论研究的深化与创新对整个公共经济理论体系创新具有何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二、整个公共经济理论体系以分析阐述公共物品组织提供或再生产过程及其各个侧面为主题，而不再像主流公共经济学那样以处于国民收入分配领域的财政运行及其经济效应分析为主板。由于主流公共经济学缺乏能够贯通公共经济受托主体——广义政府多项主要职能的公共物品理论，而不得不以公共经济资源运用作为展开分析阐述广义政府各项职能的依托和纽带，因此它的理论体系主要由分析评价财政运行及其经济效应的各大主体板块构成，导致与财政学大量重复交叉而难舍难分，故而难以成为显著区别于财政学的一门独立学科。与此不同，由齐守印博士构建起来的公共经济理论体系，能够以公共物品再生产全过程和各侧面为贯穿整个著作的理论主线，继而分析阐述再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生产力要素和人们在公共物品再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生产关系及其外化形式，乃至分析认识超出国界的公共物品供给、公共经济运行中体现出来的多层次规律性，也为进一步延伸考察中外公共经济实践历史演进及其规律性和公共经济思想理论演化发展历程等提供了逻辑内洽的认知范式。在这一理论体系架构中，为公共物品再生产筹集、配置和监管资源的财政事务必将回归到它的本原位置，尽管它作为整个公共经济运行的基础和支柱作用仍非同小可，但它终归只是公共物品价值再生产暨公共经济循环运行的一个主要环节——因为人类的一般公共需要是要用特定的公共物品来满足，而就绝大多数情形而言不可能直接用表现为具有特定用途的公共性货币资金——各类财政专款来化解任何一种经济社会矛盾类型的公共风险。因为经由这一创新的公共经济理论体系，不再以财政运行及其经济效应为主体内容，主体理论板块架构得以改观，于是使得与此相应的公共经济学像凤凰涅槃一般地超然于前世而在更高层次上获得重生，即如同陈共先生所说的，变为财政学的一门上游基础学科，从而堂堂正正地跻身于经济学殿堂。由此，公共经济学与财政学作为既有紧密内在联系又处于不同层次的两门友邻学科，都可以各自围绕自身的主体内容朝着深度、广度进军，并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推陈出新，而不必再立于同一层次上围绕“谁取代谁”的问题相互争锋。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从实质内容方面推进理论联系实际的中国化。正如本书所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未曾就公共经济理论问题出版过专门著作，但他们确实有着相当深刻和系统的公共经济思想；中国自古至今不仅公共经济实践的经验教训弥足珍贵，而且同样具有华夏文化特色的公共经济思想。然而，由于多种原因，不要说西方主流公共经济学著作很少正面提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公共经济思想理论和中国古今公共经济实践成就与思想成果，即使那些在阐述公共经济学原理时不同程度地引述了一些中国故事的中国主流公共经济学著作，也大体如此。与此不同，《公共经济理论创新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一书既公开宣称又实实在在地致力于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学术范式改造公共经济学，同时以多种方式将公共经济学中国化的努力贯穿于整部著作的始终。一方面，在公共经济思想理论演进史中单列一章，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广度和篇幅系统阐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公共经济思想理论；同时，在第十三、十四篇，分别单列一章概述中国公共经济实践史和理论史。另一方面，在其他篇章中，凡是有可能和必要的地方，也都积极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立场、方法和学术范式、思想观点，对相关公共经济问题作出分析阐述，同时尽可能地讲述中国古今公共经济故事和思想。正因为如此，本书不仅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公共经济思想理论改造公共经济学方面堪称独树一帜，而且在推进公共经济学中国化的程度上也可谓前所罕见。四、基于公共经济理论创新，更好发挥这门学科的实践服务功能，助推中国正在进行的国家治理现代化。除在第一篇集中分析阐述通过理论创新更好发挥公共经济学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的理论服务功能外，在其他篇章中，也都努力使相关分析阐述指向为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服务的核心目的。主要表现是，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注重分析中国公共经济治理方面存在的现实问题，揭示问题的根源和症结，尔后从公共经济学视角，阐明提升国家治理科学化、法治化、民主化水平的理论思路和克服现实弊端的对策建议。所以，这部著作决非无的放矢的玄说或跟风应景式的虚谈，而是作者以助推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尽早实现为目的，根据基于公共经济实践而深切得知的公共经济运行现实，致力于以公共经济理论创新促进国家治理实践创新，经过深入思考和认真研究而产生的学术成果，具有鲜明的求真务实特色。作者本人的知识结构和经验积累，成为形成这一力作可遇不可求的独特条件。尽管作者的努力能在何种程度上产生效果尚具有不确定性，但这种努力本身已表达了作为公共经济学人的作者本人对加快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政治热忱和殚精竭虑。其中基于公共经济理论创新所阐释的国家兴衰之道和一些较为具体的对策建议，如得到有关方面重视并不同程度地予以采纳，那自然是作者实现的理论创新所具社会价值的有力证明；即使由于各种原因未能“立竿见影”地在决策层面产生明确影响，只要这些理论创新真正具有社会价值，那么，它终将被长期的学术发展与历史实践所证实。因此，我愿向学术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的读者推荐此书。
作者贾康为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中国财政学会原副会长兼秘书长，现任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①]陈共：关于财政学基本理论的几点意见（J），财政研究，1999（4）：6.
[②]例如，他从人类作为社会动物天然具有个别的和公共的这两种不同属性的需要，推出人类为满足自身这两种不同性质的需要就必须将社会经济资源总量分别用于生产提供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继而从两种不同性质的物品推出社会生产区分为互相联系、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民间经济和公共经济这两大部类（第6-7页）。据此认为，公共经济自人类社会产生以后就以某种方式存在而非近代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第10-11页）。以此为基础，分别定义并区分了公共经济和公共财务，认为“由分门别类的众多部门生产公共物品的活动才是公共经济，而为这种生产公共物品的经济活动筹集、分配、核算、管理、监督经济资源的活动则是公共财政”（第12-13页）；同时，提出公共物品因满足公共需要而承载公共利益，公共物品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第231-232页）；公共经济具有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两种形态以及相应的价值补偿（第229页）；提出了由基础、横向、纵向三个维度构成的公共经济体制理论模型（第18、23-24页）；以及马克思主义与公共经济学的相容性，中国古今公共经济思想，等等。
[③]陈共：中国公共经济研究的一朵新著（J），财政研究，2002（5）；何振一：要着眼于国家管理体制创新（N），经济日报，2002-09-02；高培勇：中国公共经济研究的一朵新葩（N），光明日报，2002-06-14；贾康：公共经济学中国化的新尝试（N），人民日报，2002-07-13和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J），社会科学论坛，2002(9).
[④]齐守印博士1995-2002年担任河北省财政厅副厅长，2003年1月-2012年1月担任党组书记、厅长、河北省人大代表、河北省政协常委，2013年-2017年相继担任中国投资公司派驻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董事和全国预算会计研究会研究部主任兼《预算管理与会计》杂志主编。在其担任省财政厅厅长期间，河北省根据他的公共经济理论创新成果，在推行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以明晰划分政府间财政支出责任为基础环节完善纵向财政体制和通过系统集成构建现代财政体系等方面率先进行了一系列具有全国影响的自主探索型改革。
[⑤]例如，《论公共经济的分工规律与中国公共经济体制改革》（财政研究，2006）；《以公共经济理论指导和推动财政改革》（经济研究参考，2008）；《简论公共经济理论体系创新——兼论财政学向何处去》（财政研究，2013）；《构建服务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公共经济理论体系（财贸经济，2015）；《论公共经济生产方式及其优化路径》（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基于公共经济内在矛盾的国家治理研究》（财政研究，201）；《公共经济再生产简析》（当代经济管理，2017）；《公共经济政策理性及其增进路径研》（经济研究参考，2017）；《公共经济基于自身属性的特殊规律》（河北学刊，2018）；《从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高度推进公共经济绩效管理》（当代经济管理，2018）；《马克思恩格斯的公共经济观》（财政科学，2020）；《构建现代财政制度若干问题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7）；《新公共经济学要论》（河北人民出版社，2020）等。
贾 康 简 介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是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后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