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任宝贤
任宝贤走了，从进入追悼会场的一刻始，看见遗像上任宝贤那张欢快而年轻的脸，我的泪便不住往下淌。他的妻念他的遗嘱，我已泣不成声。他的独女任红念她写的长篇祭文，全场抽泣。今天，几乎整个“北京人艺”都去了八宝山，向他们突然失去的伙伴告别。
我大哭了一场，为任宝贤，为这个和我同庚的好朋友。
任宝贤有一副好嗓子，有表演天才，有朗诵天才，可是他是最用功的人，是我见过的最刻苦的演员。假若晚上没有演出，他吃过晚饭便走到首都剧院“人艺”的办公室，在灯下独自读书，数十年如一日，包括他已成名之后。夜深了，读睏了，索性便睡在地上，第二天早早爬起来，又伏案工作。
可是他一点儿也不以有学问而自傲，总是那么谦虚，不耻下问，认真地作准备，把有关的资料都找来，直到大有心得时再出场。
三年前，他去新加坡讲学，他是讲授表演课的专家。他在新加坡大获成功。我在他寄来的新加坡报纸上看见许多报道，他不光担任导演，还担任专题主持人，在电台上，在电视上，在讲演会上，频频地出现。他所涉及的题目由戏剧扩展到文学，以弘扬中华优秀的文化传统为己任。他的博学多才有了良好的展示机会。他大红大紫。我为他高兴，他的用功和刻苦得到了应有的回报。
可是，就在这巅峰状态下，他却突然死了。
一年多前，他在舞台上摔断了腿，做了手术，腿上装了不锈钢支撑件。这对他打击很大，上不了台了。他拄着双拐讲课、朗诵、说古，依旧很忙。他向我约稿，说要给新加坡组织老舍专刊，由我打头，他来接着写。接着便寄来新加坡中文报纸，好几大版，连载，他写得头头是道，图文并茂。
他喜欢老舍先生的作品，演过话剧《茶馆》里的唐铁嘴和小唐铁嘴，从此迷上了老舍。他在北京的时候，继董行佶之后，在电台朗诵联播老舍先生的长篇小说，先是《牛天赐传》，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又连续广播长篇小说《离婚》和《二马》，深受听众的欢迎。他和他的搭档，女演员吕中多次到我家里来，找辅助资料，找背景资料，做了巨大的案头工作。还是那句话，没见过那么认真的人！到了新加坡，并没把这股热劲忘掉，只要碰见老舍书，不管旧的，还是新的，统统买下来寄给我。有一回，寄回来一份马来西亚高中毕业统考的中文科试题，是一百道关于《茶馆》的试题，他说：答不上来这一百道题，甭想在这儿高中毕业！接着，他又寄来一本这一百道题的标准答案，整整一本书。他不无骄傲地信里写道：瞧瞧吧，这就叫影响！
后来他已经在新加坡定居，但以宣传中华文化为大任，决心做一个民间的文化交流使者，我当即求他去替我拍一组老舍先生1929年下半年在新加坡时留下的有关足迹的辑录电视带。他又开始认真地做笔记，拍什么，怎么拍。我知道他为人热情，老是替别人忙，准能完成这件事，不出我所料，临别时，他郑重地说：你放心，我会用快件把带子寄回来，误不了你的事。
录相带真用快件寄回来了，里面还有他本人的形象。没想到，这录相带竟成了他最后的作品，里面他本人的形象也成了他最后的留影。
回新加坡不久，他患了一种严重的皮肤病，疼痒难忍，越治越重，脸肿了，身子肿了，无法演出了，甚至无法讲课了，他绝望了，他想到死。
一个绝对认真的人，对生死也是绝对认真的。生不能选择，生活道路可以选择，死也可以选择。当他的生存不能再创造价值的时候，他便直接勇敢而冷静地面对死亡。
他悄悄地，跌跌撞撞地，爬回了“家”，像一只回窝的受了伤的老熊。
他死在自己的“窝”里。
他是天津人，家在北京，死在了广州市的一个客店里。死前给广州公安局负责人留下了一封长长的遗嘱，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叮嘱不要搞任何调查，火化处理掉完事，不要告诉任何人，包括他的老妻和与他相依为命的独女。他说回北京只会浪费国家的医药钱财，没有意义。
他就这样一了百了走了。
给大家留下了莫大的悲痛，因为又失去了一个天才的演员。“北京人艺”这样的天才已经失去了好几个，几乎是一个类型。人们拿这些天才毫无办法，他们太有才气，太认真，太硬，太脆，一掰就断！
他活在戏里，戏是他的生命，一旦失去戏，便没了命，没戏了。他失去了根，找不到立足点，成了一个永恒的谜。“北京人艺”的朋友告诉我：在回京的一次小住里，任宝贤看望了许多人，送了大量的礼品，走的时候，说：“该还的还了，该给的给了，自由了，可以走了。'
这里，应该也包括我，可是，他根本不欠我什么，不该我什么。
是我们欠着他，该着他。
“自由了，可以走了。”一句心满意足的话，却包含着一肚子的血泪心酸。
其实，大家应该把他扣下，劝他别走。北京，“北京人艺”，有事情给他做，以他的才华，同样可以大展宏图，就是没了腿，还有金嗓子；就是没有嗓子，还有大家的爱呀。
还是我们大家欠着他的，所以，才有了一个凄凉的结局；
懊悔，懊悔万分。惋惜，无限的惋惜。
愿今天你的爱女的祭文，我和她的抱头痛哭，以及全场的撕人肺腑的嚎啕，变成一曲辉煌的安魂曲，飞到你的身旁。我们想让你知道：我们大家都爱你，器重你，可爱的任宝贤！（舒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