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当年——山西插队往事
忆当年
山西插队时的几件往事
一、赶车
二、炸鱼
三、入党
四、学大寨
五、抢水
六、抓赌
七、劝架
八、赌一把
九、拉死人
我在1968年到山西忻县插队，现在忻县已改名叫忻府区了。
（2011年）1月9日，忻府区的区委和政府在北京开了一个“北京忻府区同乡促进家乡发展联谊会”，我受邀参加。乡音亲切、乡情谆谆，不由想起几十年前的往事。
1968年12月，我开始了在辛庄的插队生涯，没想到一干就是7年，真快赶上8年抗战了。青春年华、人生最美好的18到25岁，都献给了那片土地。
辛庄村是个不大不小的村子，一千四百多口人，分了四个小队。全村五千多亩土地，还有三四千亩的荒滩。由于处于忻县定襄盆地的盆底，地势低洼，土地盐碱化非常严重。我们刚来时，村里只在村南头有大小两眼饮水井，用扁担勾着水桶就可以打上水来，水质苦涩，刚开始真是难以下咽，后来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直至1971年村里打了深水井，全村男女老少才第一次喝上了甜水。
刚到村里时，大队安排我们这些北京的中学生先集中劳动几个月之后，再分到各个小队。并且知青集体灶由大队派人做饭，所以这几个月日子过的也还算安稳，虽粗茶淡饭，无肉少油，但同学一起说东扯西，并且由于我们念书时是个男校，插队后生活中突然增加异性同学，也感到有些新鲜。那段日子应该叫朦朦胧胧、稀里糊涂，还没明白过味来，我们集体劳动的日子就结束了，我们分到四个生产小队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了。
在我无路可退又不可能接受屈辱时，终于拼死一战而成名，借此我开始改变了命运
插队生活步入正常的轨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复一日地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语言不通需连蒙带猜，生活习惯不同逐步地适应，劳作艰辛身体倒也撑得住。
那时山西还没有把学大寨当成运动，农民下地干活能出一半力就不错了，而我们这些接受过传统教育的北京中学生却还不知偷奸耍滑，所以两个月后就被评上每天十分工，跃升为队里的强劳力，随之而来的几乎所有的苦活和累活都和我们结下不解之缘。
身体的艰辛有时真是一种幸福，因为无精力、无时间去品味精神上的彷徨。由于家庭出身不好，所以离开农村的希望渺茫，前途是什么？希望和梦想是什么？这白哗哗的盐碱地就是我们今后的埋骨之所吗？我沉默着，我们共同沉默着，只能用超常的体力付出来麻醉自己不安的魂灵。
转眼又到了秋收过后，我突然接到小队新的任命；升任为队里的牛车倌，从此开始了我两年先当牛车倌，后又当马车倌的经历。
牛车也是胶轮大车，辕条里一头牛，前边还有两头牛拉套，载重量堪比现在的农用汽车。牛车的任务就是冬春季节向地里送肥，夏天时节干些杂七杂八，而秋天一到就成天忙秋收了。但是我这个牛车倌还要单独承担着一项服务全村老百姓的任务，就是村里有人过世后由我负责将逝者送到墓地，说白了就是拉死人。
至此我才明白大队领导的苦心，北京知青与村里任何一家都是亲如兄弟的好同志，而我又沉默寡言，从无邻里亲戚的是非麻烦，所以领导放心，群众满意，而我也乐于担此重任，拉什么不都是拉？摆弄棺材也没什么心理负担，最为关键的是在白面奇缺的年代，（辛庄由于盐碱地种麦少，每人每年只有50斤麦子，磨成白面也就不到40斤。）我每去执行一次任务都能从死者家中吃上三个大馒头，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啊，能满足一下口腹之欲其乐融融。
村里不可能天天有死人，所以大部分时间我得赶着牛车，后来的马车去完成各项运输任务。赶车人最难挨的是寂寞，自己装车卸车，再游走于乡间道路之上，牛马不和你聊天，只能自己一个人想心事或者找本书看。农村哪有那么多的书看，所以大部分时间你只能想事。
想事在当时真是件痛苦至极的事，因为从繁华的城市一下子进入落后的农村，并且不知明天是什么，也不知生命漂泊之后的归宿。什么叫痛苦？就是无助地看着，感觉着曾充满希望、憧憬着美好的生命正无奈地殒落，并跌入无限的、深不可测的黑暗之中，想自救却什么也抓不到、想呼喊却感到窒息、想看见并找寻光明，但却不知光在那里？
精神的重压真的使人疯狂，而冬天凛冽刺骨的北风不仅不能使人清醒，而是被极度的寒冷让人思维开始变得缓慢，行动变得迟钝。当地的赶车人标准的装备是光板羊皮袄，但北京知青只是上下一层棉，什么叫寒冷？就是人被冻得犯傻，只能不断地跟着牛车来回地小跑，借以维持体温。
好在年轻身体好并天性强悍，没有人搭理我，也寻找不到对手来发泄苦闷和愤怒，我就把自己当作敌人，在我饥寒时告诉自己要挺住，在我软弱时，我告诫自己没有人可怜和同情你，你只能依靠你自己，沉沦下去就是一个懦夫。年轻时的疯狂让我受益匪浅，从此我不再惧怕什么，生无欢而死无惧，走到哪算哪，到站就应该下车，结束了就是永远的休息。
后来牛车倌再进职成为马车倌，再后来在播明煤场拉煤时，在我无路可退又不可能接受屈辱时终于拼死一战而成名，借此我开始改变了命运。
我吃到了至今也没吃过的如此美味的猪肉大餐，并且毫发无损。
1970年代初，即使是北京吃粮也要凭票供应并粗细粮搭配，更不要说山西农村了。因此知青灶的伙食真是差到了极点，一日三餐全是窝头,（我们拒绝吃高梁面），并且几乎见不到油星和肉腥。
我记得，那时一年只能分一斤胡麻油和两斤棉籽油，而农民养的猪都尽可能卖掉换钱，所以自然肉也几乎不见。陈毅元帅的赣南游击词描述了战争时代是“叹缺粮，三月肉不尝”，而我们半年肉不尝也是常事。
好在大队对北京知青特殊关照，吃好做不到但可以放开肚皮吃饱，用支书的话讲：京娃娃到咱这里来遭罪，干活又苦重，再不能饿着娃娃们。我们着实感动。
那时候年轻劳动强度大，想不开时又常常拿吃窝头较劲，所以饭量惊人，肚里又没油水，所以一天吃两三斤是常事。吃菜永远是大锅煮，煮熟之后放点盐、点上几滴油再吃上几个窝头就是一顿饭。
穷则思变，人总得想些办法。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们发现圪坨里有许多水泊子中有小鱼游动，于是乎就打起这些高蛋质的主意。用鱼勾钩一无工具二无时间，下水去捞鱼跑得比人快，情急之下只能用炸药去招呼。
农村做点炸药也容易，拿点硝酸咹化肥拌点锯末放到锅里炒一炒，放到玻璃瓶或纸盒里，安个雷管插上导火索就成了土炸弹。为了安全起见我们还搞了一次安全试验，但恰恰发生了最不安全的一幕，我点燃导火索之后突然产生了奇怪的想法，望着滋滋冒着青烟的导火索忽然想到人的生命也是如此，燃到尽头也到了该结朿的时候了。
同学们看见我点燃导火索之后还在怔怔的发呆齐声大呼“快跑”！我猛然惊醒转身就跑，但我那时一下子明白了，跑是跑不了于是立即扑倒地上，炸药包几乎立即在我身后炸响，人没炸着但我却搞了个灰头土脸狼狈不堪。
之后凡是可能有鱼的水泊子都被我们炸个遍，但收获却很可怜，每次游猎归来只有不多的十几条巴掌长的小鱼，但也聊解无肉之苦。
其实不仅我们辛庄知青吃不上肉，其它村子的知青也都一样三月肉不尝，但是也有极特殊的情况。有一天离我们12里地的令狐村知青向本人发出邀请，“去吃肉”。我馋得眼睛发亮一路小跑12里地，进了他们的知青灶。肉香扑鼻、热气腾腾，大锅中全是大块带骨头的猪肉。
但在我动手动嘴之前，令狐村知青老贾郑重向我宣布：此猪是昨天吃拌了农药的种子药死的，农村老乡谁也不敢吃，埋到村外。这帮知青经不住猪肉的诱惑，半夜里偷偷挖尸掘坟盗得此猪，所以有无危险特告之后果自亏。
老贾一本正经的告诫等于白说，什么时候了，拿此唠叨烦人，着实可恶之极。先痛快大吃一顿以解相思之苦，吃完之后是上医院还是去火葬场，哪管许多。结果我吃到了至今也没吃过的如此美味的猪肉大餐，并且毫发无损。
一旦选择了你的信仰，就应“九死而不悔”
时间到了1973年，插队的第五个年头，村里的知青或招工参加了工作，或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上了大学。我仍是面貌依旧，自知家庭出身不好，即使哭爹喊娘地参与竞爭离开农村的机会，也无多大用处，反而自取其辱，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苦痛的历练，我也看开了许多。同时面对生活中每天面对的农民兄弟，思想感情也逐步发生变化。
平心而论，这许许多多的农民兄弟，智力并不比我们差，也同样具有强烈的爱恨情仇，无非是我们出生在大城市，所谓见多识广而已。假如这些农民也出生在大城市，他们不也和我们一样吗？中国是一个农民的国家，我们和他们本身就血脉相连，了解和热爱我身边的土地和人们，就是了解和热爱我们的祖国和人民。我们这些人的自命不凡是可笑的，我们和中国的农民在本质上是同一的。想明白了这些之后思想真是平和了许多，每天该干什么就该什么，踏实而已。
可能由于留在农村的知青越来越少，也可能本人认真劳动得到人们的认可，更有可能播明一战凶恶之名远播的影响，1973年5月，大队党支部突然任命我为大队副主任兼治保主任，并让我填写入党志愿书。
那个时代入党没有预备期，填写入党志愿书后支部召开发展大会，上级党委一批准立即成为正式党员。我自认经过多年“苦其心志”之后已修炼的荣辱不惊的境地，但接到入党志愿书后仍有些诚惶诚恐，因为尚氏家族及我的亲属中无一个中共党员。我家在文革中父遣返、家被抄，政治上从不被信任，今天却让我填写入党志愿书，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为了表示对党组织的忠诚，当然也有些孤傲的心理，我如实在志愿书上详细地填写了我所有的个人情况，甚至包括大姑季尚氏死于1918年等情况。结果是可想而知，我的入党志愿书报到公社党委会后就泥牛入海无消息，理由是本人父亲当过国民党医官，母亲有海外关系并且其它社会关系复杂，有些甚至无法外调取证。
党没入成，但大队副主任和治保主任的活我还得干，并且由于负担的工作越来越重要，村里什么样的会都得参加成为一个常态。
我这人一辈子有一个恶习，即从来不做可怜相去求人，忍无可忍时拳头解决问题，做破口大骂或奴颜婢膝之态还不如了结了这条命。所以我是随意而安，但其它大队领导，尤其是支书慢慢地沉不住气了，最后辛庄大队党支部做出决定，如果老尚的组织问题不解决，辛庄大队不再发展新党员并告之公社党委。所以直至1974年10月份，整整一年半之后公社党委才批准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创了尚氏家族有人参加共产党的先例。
在我的入党宣誓之后，我们的党支书讲了他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支书战争年代是区小队成员，当时有一个区协理员叫周宜，家庭出身是地主，1947年搞“两忆三查”运动，组织上怀疑周宜是阶级异己分子而被审查。我们这一带是游击区，半夜突遭敌人突袭，部队被打散了没人再看管犯人。周宜在被五花大绑的情况下仍跑了三十多里地寻找到部队，当时的县委书记亲手给周宜松了绑。1948年周宜在我们村开会时被敌人堵在院里，为了掩护别的同志翻墙撤离他负伤被俘，在忻县解放前夕被敌人活埋牺牲。
发展会上老支书像聊家常一样讲着故事，但我心里明白，他是讲给我一人听。后来在我当上领导后，在发展新党员的会上，我也曾不止一次地重复这个故事。个人的得失荣辱和祖国的大业相比太渺小了，不能以个人的得失利害去评论天下，一旦选择了你的信仰，就应“九死而不悔”。
有的同学曾开玩笑说我被洗脑了，我笑而不答。我选择了共产党，信仰马克思主义决不是脑袋发热，而是经过深思熟虑，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人类发展的途径和必然归宿，我至今坚定不移。
包工制是个调动劳动积极性的好办法，但偷奸耍滑的现象也出来了......
我插队的村子叫辛庄，当地人叫熬盐辛庄，由于地势低洼、盐碱严重，历史上当地老百姓世世代代挖盐土、熬土盐和芒硝（可用于熟皮子）为生。民风强悍而土地虽广却是高低不平的盐碱地，粮食产量极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农业学大寨，而辛庄学大寨的主要任务就是冬天平田整地，夏天则引入浮沱河水淤地和排盐碱。每年秋收后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大干冬三月，改善农业基本条件。
1973年时，我已担任村里的副主任（现在叫副村长），年轻力壮又骁勇善战，所以分工担任全大队的农田建设总指挥。在大寨精神感召下，那时真是干疯了。
当时叫“一出勤三送饭”，也就是不管天有多冷风有多大，天没亮全村大部分劳动力就集中到平田整地的工地开始干活了。地头建起伙房，早午晚三顿饭都在地头吃，什么时候天黑得看不见了，才能收工回家睡觉。
干活的内容就是把上百亩的一块地高的地方削掉，把土运到低的地方，用两三年的时间把全村的田地变成易于灌溉的水浇地。由于三四百人集中在一块劳动场面的确壮观。天寒地冻，要求人们下地干活确有强迫的成份（前些年到河南红旗渠旅游，和我在农村大同小异），但为了防止“干红火不唱戏”，党支部就订了两条，一是地里的伙房白吃不限量，但许吃不许拿。二是由于都是土方活便于计量，所以实行包工制，谁干的多工分就挣的多。
政策对头之后，人们抡镐挥锹，人拉肩挑真是干疯了。有的好后生一天能挣两个工，并且谁也不服谁。好后生的标准成了谁能挣最多的工分，所以经常有到收工后还有人摸着黑玩命干不肯回家。回想起来中国的农民真是不容易，只要能见到实际的利益再苦再累也不在话下。
包工制是个调动劳动积极性的好办法，但偷奸耍滑的现象也出来了，由于是挖土方算工分，不少人没有把挖出来的土用独轮车运到指定的低洼处，而是看人不注意就倒在半路。地里如果看不住半天就出来一片坟头，还得安排劳力再清运。我是总指挥，看此现象真是气的半死又无奈。
年轻时就是天真，当时讲学习解放军的“一帮一、一对红”，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我也人模狗样的找那些小伙子谈心，但无一成功，不是嘻皮笑脸的和你打哈哈，就是装傻充楞的耍骨头，苦恼之极之后我豁然明白，中国传统讲驭人之道是王道、霸道杂之，而重要的首先要先“霸道”，有威、有规则，而后“王道”，才能服众。所以本人一改学生腔，只要抓住把土倒在半路而没有马上清走的立刻罚5个工，同时马上安排别人清走并奖励一个工，并叫过计工员老金旺立即开条子并盖上我那时的小图章马上兑现。
求饶、叫骂、哭泣、后悔全然无用，铁石心肠加铁的手腕立见成效，工地秩序立即好转。而之后再与人们交心聊天，谈平田整地造福后代子孙，其情切切，善莫大焉，而被罚之人见我公道，逮着罚谁而不徇私情莫不心服，此为王道。
前几日看书，有人总结过去中国历史上的枭雄成功经验有三：一叫求贤若渴，二叫挥金如土，三为杀人如麻。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应该是“只要意会、不可明传”，说开了也麻烦。
学大寨在我们辛庄大队取得了成效，全村1400多口人，1968年全村产粮不过96万斤，一个工（10分）才三毛多钱，1975年我离开辛庄时产粮364万斤，一个工是1.36元。当时辛庄村里的农民比进城当工人和干部挣得还多。我虽凶恶，但自认为全村老百姓谋求了实际利益，并且造福后代子孙，我也就心安了。
我一人拎着铁锹站在桥上，冷冷地看着对面的人群......
土地平整好了以后，引浮沱河水灌溉就成了大问题。从浮沱河到辛庄附近有一条忻定大渠，每天春夏之交，上游由于水土保持不好，洪水下来几乎就是泥汤子。我们把这样的泥水引入地中，筑起高堰放上几天之后，排去清水地里就淤下一层胶泥，同时也把盐碱排走了。几年下来寸草不生的盐碱地就成了亩产千斤的粮田。
所以，引河水浇地就成了村里的大事。但与辛庄相邻是部落大队，一个六千多人的大村。辛庄在渠东、部落在渠西，年年因用水而发生矛盾，辛庄虽民风强悍，但毕竟部落人多势众，所以常落下风。
1974年春夏之交时，又是因为水的问题辛庄与部落发生冲突。老书记无奈之下，让我冲锋陷阵把水抢回来，并嘱咐别把人打死抢到水就行。
那时候真是太年轻了，支书下了命令，就是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冲到六号桥上，见部落人民人山人海，杀声震耳，而辛庄的几个后生被挤的步步后退已狼狈不堪，真是感到血往头上湧。我大喝一声都闪开，提着铁锹就扑了上去，抡锹就砍，冲到前边的几个部落后生，被我接二连三的打入水中。
部落的后生们真是吓住了，一边纷纷后退，一边下大渠中救人。混乱过后数百人鸦雀无声，我一人拎着铁锹站在桥上，冷冷地看着对面的人群，我想当时已是面带杀气。
许久，部落人撤走了，恐怕他们也奇怪，辛庄那来了个二百五真敢下手，他们可能认为为集体利益丧命不值，所以以后因为灌溉用水真是太平了几年。
前几年回村，我不认识的当年一些小娃娃己长成大人，还提起他们听父辈讲起的这段往事，求证其真伪细节，我只能苦笑，年轻时真是个二百五、半彪子。
情急之下我向房顶连开两枪，大喊“谁动打死谁”......
我们年轻的时代，赌博是被严厉禁止的，人们娱乐也就是打扑克，三十多岁以后才见识了麻将。辛庄村由于历史上人们不以耕田为生，早晨起来时家里米粮皆无接不开锅，到盐房挑一天盐土晚上就吃上猪肉粉条子，所以民情强悍，赌嫖之风屡禁不绝并名声在外，村支书为此没少挨公社的批评。
1974年春节刚过我从北京探亲回村，支村就交给我一个任务，抓赌。我当时任大队副主任兼冶保主任，所以责无旁贷。根椐支书的指点和我的了解，一小队张娘贵家是每天夜里村里较大的一个聚众赌博的地方。
第二天夜里，我叫了四个积极的年轻后生，都是团干部或民兵排长。那时村里民兵都有枪，我带了支半自动，下半夜悄悄摸到张娘贵家。月亮很大，风也很大，张娘贵家街门紧闭，悄悄趴在墙头一看，房里没亮灯，一点亮也看不见。我不禁有些后悔，是不是来晚了赌场已散？不管他，先试一试再说。
我轻轻的敲了两下门，就听门里有人轻轻问：“是谁?”我倚门站着不说话，门里又连问了两声，见没人答应，只听门栓响了一下，门轻轻开了一条缝，探出一个脑袋四处张望。我伸手一下子掐住他的喉咙，另一只手扶着门别出响动，把他悄悄地拎了出来。
赌场放哨的是一队放羊的羊倌冯喜旺， 他家穷无业，无能力赌钱，只是看门放风挣几盒烟钱。他见我们来抓赌，吓得直哆嗦，就问什么答什么老实之极。原来张娘贵屋里是用棉被当窗帘，所以外边看不见一点灯光，赌钱是用碗里掷色子赌大小，共有20人左右。
我看着黑洞洞的房屋，也有些犹豫。听支书和村里老人讲，解放前抓赌和抢赌场都出过人命。赌徒全往外冲，混乱之中不知谁伤了谁，况且我们只有5个人，一旦赌场炸了抓谁能抓的住？一咬牙，我把子弹推上膛并打开保险，轻轻走到房门前，四个小伙子紧随身后，我猛的抬腿用力向房门踹去，随看一声巨响，房门竟被我整个踹倒了。
我高喊一声都不许动，端枪冲入屋内。突然原来亮着的电灯一下子灭了，屋里乱成一团，我好像觉得有人向我们撞来。情急之下我向房顶连开两枪，大喊“谁动打死谁！”由于是在屋里开枪，枪声很大，随着震耳欲聋的枪声，屋里一下子变的安静了。
我又喊了一声：“把灯打开！”电灯亮了，屋里乌烟瘴气，20多个人在地下在炕上，有蹲着有躺着，但无一例外全双手抱头一动都不敢动。
以后的事就简单了，参赌人员做登记、到平田整地的地头做检查，没收赌资，我记得是好几百块钱，大队又填了一些，买了电磨房的一些设备，为老百姓磨米磨面服务了。到再以后到我离开辛庄时，我们大队再没有出现聚众赌博的。
过后村里人们议论起此事，都笑得前仰后合
农村治保主任的活真是杂之又杂，夏秋时节看田，平时调解邻里纠纷、酒后闹事、婆媳打架、杂七杂八，只要丢了东西或动了手，如何解决就是治保主任的事。
好像是1974年麦收季节，天气已经很热了，我中午收工回到知青灶上刚端起饭碗，就听到外边有一个妇女的哭喊声，接着一个年轻的妇女披头散发衣不遮体地跑进我们知青点。她冲到我的面前哭喊着，“可活不了”“村里可得为我做主。”
我一看是一队的五梅子，刚和张四苟结婚不到半年，现在浑身是土，身上只挂着几块衣服的碎片，鼻青脸肿的倒没见血。我问了句“五梅子咋地了？”五梅子连哭带说，忻县妇女说慢点我能听懂，一说快了就听半天只听懂张四苟打她了，因为什么?怎么引起的？我是怎么也听不明白。
看到其它的知青同学看稀奇似的围观，我心里也有点烦。这小两口都不是省油的灯，搞对象时就整出不少故事，刚结婚就打架，但不论怎么样，烦归烦，总得管。
饭也吃不成了，我叫上五梅子一同去四苟家。一路上跟了好多看热闹的老乡，我真有些犯愁，这架怎么动？听也听不明白，老百姓乱七八糟居家过日子的事我也不懂，真难为坏我了。到了四苟家门口我才有了主意。
一进院，四苟的母亲和兄嫂坐在院里吃饭，见我黑着脸带着五梅子进了院，全家赶快站了起来。四苟刚要开口解释一下，我那能给他说话的机会，俩口子打架谁能说得清对错？所以我开口就骂四苟：“你闲得皮痒了，把媳妇怎么打成这样？”“狗日的你蹲下，让五梅子打你一顿！”
见四苟站在那有些发怔，不肯蹲下来，我只好踢了他一脚喝到“快圪蹴下，再不圪蹴下就捆起你，”四苟无奈之下只得蹲下，我回头对五梅子说：“你好好收拾这狗日的。”
五梅子见有我撑腰，立刻扑上去连踢带打，没打几下手也软了，往地上一坐又哭开了。我要的就是这效果，所以说了一句“谁也不许再打了，好好过日子，再灰折腾就把你们都捆起来。”马上撤退回去吃饭。
过后村里人们议论起此事都笑的前仰后合，说这劝架的办法头一次听说，俩口子打架就得这么整治?别人说归说，但是后来这小俩口的日子过的好极了，再没听说动手打架。
今天是躲不过去了，非得见个高低
辛庄村和西边的部落村之间，有十多平方里的丘陵，其实也不是丘陵，用忻州话叫“圪坨”。大大小小的“圪坨”之间，有一个又一个的水泊子。其中有的水泊子中的水中，含有大量的芒硝和盐。忻庄老百姓就从水中用“皮毛”捞出芒硝的结晶体，放到岸边晾干，装入草袋子就可以卖钱。
这些芒硝基本卖到内蒙古，牧民用来熟羊皮用，我记得当年每斤芒硝3分钱到5分钱，是大队一笔非常可观的副业收入。当时有一句极左的口号“堵住资本主义的路”，公社下命令不让我们村再生产芒硝。村党支书张未狡猾，悄悄往内蒙古牧区写了封信，结果牧民以破坏“贫下中牧农业学大寨”（没有芒硝羊皮就烂掉了）的罪名告到忻县革委会，公社只得让我们村继续捞芒硝搞副业。
想不起是1973年还是1974年的八月份，大队新买了一辆铁牛-55胶轮拖拉机，并配上一个载重5吨的拖车专门搞运输。我这个副主任和治保主任在平常的分工是治保、包第一小队（全村4个小队）并负责机电和运输，冬天是平田整地总指挥。当时村里开始有钱了，全村8辆胶轮骡马大车，8个手扶拖拉机、一个铁牛-55、一个东方红-75履带拖拉机、还有十几台12马力柴油机、十几台大大小小的水泵，和周围村子比起来家底算厚的。
由于我分管运输，往火车站送芒硝的工作自然由我负责。忻口火车站离辛庄20多里地，当时规定一天拖拉机跑三趟，装车3个小伙子每人每天十分工，并补助1毛5分钱，但没考虑司机张根锁也应多给点钱，因为开拖拉机在农村是技术活，平常挣的工分和补贴都比别人多，所以忽视了。
送芒硝的前几天很正常，天天跑三趟、每晚九点左右就完活收工了。但是干没几天就出鬼了，那天晚上我刚到大队部开会，就听到拖拉机开回来了。我想时间不对嘛，跑三趟怎么也还得一个多小时才能回来，所以马上赶到机房问个清楚。见根锁子他们正准备锁门回家，我马上问“今天送了几趟？”根锁子吱唔到今天车有点毛病，就跑了两趟，我心想见你的鬼，刚买的新拖拉机有什么毛病？所以我答到不行，今天没完成任务，你们还得跑一趟。
根锁子看来早有准备，他马上讲这车没电瓶，夜里没灯看不见，所以这趟活拉不了。见我没有搞明白，一个负责装车的小伙子悄悄地对我解释，平常跑夜路拖拉机油门一轰，前大灯就亮了，走平路没问题。但是到“圪坨”拉芒硝得下坡到水泊子旁边，下坡不能轰油门也就没车灯，太危险了。
我听完才明白，原来根锁子在这儿等着我。逼到这儿只能硬顶，我说“谁说不行？我和你们一起去。”根锁子马上眉开眼笑地叫小伙子马上上车，“掌柜的亲自去多好，咱们再跑一趟。”
在村里能开上拖拉机的人都是个人物，村里人事关系复杂，根锁子和村里的掌权人都是非常近的亲戚关系，村里人是谁也不敢惹，他对我倒是敬而远之，但是今天是躲不过去了，非得见个高低。一路我心里琢磨着车到了“圪坨”上，他停下车看着我，我向下一看，下坡的路是一个陡坡，天黑也看不清路有多远，前边有没有拐弯。
我催张根锁开车，他坐在驾驶座上不动，我一下子变了脸，对三个装卸工喝道：“你们三个都他妈的下车，没你们什么事。”见张根锁还是不开车，我又喝道，“今天你要不开车，明天给我交钥匙滚蛋。”
无奈之下，根锁开车向前哄了一下，又马上踩了刹车。我坐在拖拉机的挡泥板上，拍了拍根锁子的肩膀笑着说：“伙计，今天怕也没用了，翻了车先死的是我，后死的是你，好好开吧。”这真是玩命儿，无奈之下根锁子轰一下油门，大灯就亮一次，车向下滑一点又马上刹车，反反复复。我坐在他的身边扶着他肩膀，感到他全身在哆嗦，心想、老子烂命一条，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今天我就和你赌命了，大不了一块完蛋。
车缓缓地终于开到水泊子边，张根锁浑身大汗淋漓像水洗过一样，瘫在驾驶座上大口喘着气。我下了车，帮着那三个小伙子装车，又叫根锁子开车爬上“圪坨”回到村里，一路上谁也不说话，到了村他们继续上忻口火车站，我回大队部继续开会。但从此张根锁再也不出鬼了，一天三趟活早早收工。
几年之后又有多少人还能记起，这曾经鲜活的三女子？
1975年的正月十六早上，我到机房去安排当天的工作，远远就看见张根锁和几个人围在一起说着什么，走近一看张根锁泪流满面，我诧异地问到：“大早上起来咋就哭成这样？”张根锁抽泣地说：“我妹三女子昨在县城里给踩死了。”我一下子没听明白，有杀死、病死、出车祸撞死，什么叫踩死了？旁边人帮着解释了一下我才清楚；正月十五元宵节县城在体育场放焰火，人多而组织不利形成混乱，一下子挤倒踩死好几十人。当时真是闻所未闻的事，人能被踩死，我马上安排进城找人，看还有无活着的可能，并让另一个司机开车。
我们直奔县城而去，到了县城打听了一下，据说在昨晚放焰火散场之后，由于体育场入口处无序摆放了大量自行车，使得道路狹窄。人们散场往外走时，前边的人被后边的人群拥挤，倒在自行车上，而混乱的场面又让每一个人都想尽快逃离，所以发生挤踏惨祸，据说死亡人数达30多人，死者和伤员都在县医院。
我们赶到县医院，县医院门口大人哭、孩子叫好不凄惨。住院的伤者中没有三女子和我们村的人，我们心全凉了，所以只好到太平间去看一看，太平间门口就躺着两具死尸，都是年轻后生，浑身是土已不成人形。根锁子进了太平间一小会儿，就哭着出来说找不到三女子。我有些诧异，怎么就寻不到呢？只好我亲自走一趟。
进了太平间我才感到恐怖，昏暗的灯光下地上横七竖八摆满了尸体，有些尸体还摞在一起，我小心翼翼地翻动着尸体寻找着三女子。三女子是个挺漂亮的年轻姑娘，刚嫁给本村民兵教导员张贵生不到半年。挺熟的一个人我却死活也找不到，原来这些死者几乎全被踩踏得脑袋变了型，圆脑袋都被踩成扁的，这可怎么找？
无奈之下我又把根锁子叫了进来，结果在一具尸体的袜子上找到线索，这只袜子是三女子自己在袜底上绣了花，根据这个线索，我们就翻动尸体看脚上的袜子，最终找到了三女子的尸体。
回村的路上我看着三女子的尸体，（已用水清洗过，面容可见了）心中不免有些凄苦，这就是爱说爱笑的三女子吗？人的生命真是太脆弱了，她在短短的一生中能留下什么痕迹呢？几年之后又有多少人还能记起这曾经鲜活的三女子？她的音容笑貌永远停留在花一样的年龄，留在我们这一代暂时还活着人的记忆中，而我们和她也将永远的离去，并逐渐地被忘却。生命短暂，尽力而为吧，活好每一天。
……
回忆的闸门一旦打开，往事如烟，不知不觉写了这么多，所以得赶快收笔。有人讲如果一个人沉湎于往事就是衰老的表现，这全是这帮网友招的，非要我写点轻松的话题。其实我自己写得并不轻松，年轻时的痛苦、彷徨、狂热、失落、孤独、坚持，这一切的一切，每逢想起仍有痛彻痛彻心肺之感。真心希望今后的人们，不要有像我那样的青年时代，愿你们幸福。
但年轻时的处境让我深知尊严的可贵。值得我自豪的是，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低下过头，更没有奴颜婢膝地逢迎过别人，即使在官场上混过多年仍能坦荡无惧，知足了。
( 写于2011年2月 )
尚言，1950年出生，北京五中初中67届学生。1968年11月山西忻县高城公社辛庄大队插队，1975年山西原平钢铁厂工作任原料车间主任。1988年返京工作，在北京市朝阳区先后担任过劳动局和财政局的局长，现已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