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青教授谈“天地人神：二里头神灵考古探索”

　　讲座伊始，王青教授首先回顾了偃师二里头遗址与神灵崇拜有关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现状。经过60多年的田野考古工作，二里头遗址出土了一批与神灵崇拜与祭祀有关的遗存，为探索夏人的精神信仰和艺术传统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相关国内外学者开展的研究为更进一步的探索奠定了基础。

　　讲座的主要内容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神灵考古的界定”。“神灵考古”是王青教授提出的概念，“是指从考古学角度探索古代的神灵崇拜和精神信仰，研究神灵形象和神灵崇拜的面貌与演变是其精神内涵，属于精神文化考古的分支研究领域”。王青教授还认为，神灵崇拜源起于原始思维范畴的交感巫术，属于原始宗教。神灵考古主要适用于先秦时期，即早期中国阶段。

　　第二部分是“神灵遗存的发现与复原”。二里头遗址目前发现的神灵遗存主要分为遗迹和遗物两类，遗迹有宗庙遗址、祭祀遗迹、相关墓葬等，遗物包括镶嵌绿松石牌饰、镶嵌绿松石龙形器、刻纹陶礼器等。其中，镶嵌绿松石牌饰有15件左右，包括镶嵌绿松石铜牌饰约10件（含早年流失海外的5件）和无铜托的镶嵌绿松石牌饰四五件；镶嵌绿松石龙形器有1件；刻纹陶礼器约有20件，神灵形象题材主要有龙、兽面、高羽冠、龟、鱼等。王青教授对为数较多的有残缺神灵形象进行了详细复原。

　　第三部分是“神界系统的构成”。王青教授认为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神灵崇拜相关遗物来看，夏人崇拜的神灵主要是身披鳞甲的水下神灵，具体可能主要有“鼋鼍鱼鳖”几类，它们在《考工记》中属于“鳞虫”类。此外《国语·晋语》记载“鼋鼍鱼鳖，莫不能化，唯人不能”，反映了先秦时人对“鳞虫”神性的崇拜和向往。而且通过对比各类神灵形象出现的频率和表现方法的丰富程度，可知夏人应视龙为“鳞虫”神灵家族的统领。《说文解字》也记载“（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其他诸神如羽冠代表的鸟神灵和兽面代表的猛兽神灵，在夏人神界系统中应处于配享地位。

　　第四部分是“神职人员的构成”。王青教授认为二里头遗址应存在由主祭和辅祭组成的祭司集团，目前已发现10人左右，他们在墓葬中可能均随葬不同类型的通神法器和法服。主祭已知有02VM3的墓主，其通神法器为镶嵌龙形器和铜铃，墓主头部附近出土的海贝、白陶斗笠形器、绿松石珠、鹰形玉笄等可能均属于通神法服的项饰或头饰。辅祭则分为两级，第一级辅祭已知有81VM4、84VIM11、87VIM57等墓主，他们的通神法器有镶嵌铜牌饰、铜铃漆鼓、玉璧戚等，通神法服的装饰有绿松石珠等。第二级辅祭有75VIKM3等墓主，其通神法器有镶嵌木（或漆）牌饰、玉璧戚等，通神法服的装饰有圆铜泡等。祭祀用的礼器已知有刻纹陶礼器透底器、大口尊、盆等，以及漆觚、玉柄形器等。祭祀的场所已知主要在宗庙和祭祀区，根据杜金鹏先生的研究，祭祀区内有坛、墠类祭祀遗迹。祭祀集团应是专守祭祀神祇祖先、沟通天地人神，内部存在不同等级。其构成人员可能来自不同区域，如87VIM57的墓主随葬鳄图案的镶嵌绿松石铜牌饰，说明其可能与《左传》记载的为陶唐氏服务的豢龙氏有关，81VM4的墓主的镶嵌绿松石铜牌饰则以羽冠为题材，他可能与崇拜鸟神灵的东夷族有关。另外，王青教授对比了良渚神人兽面纹、日照两城镇龙山时期的羽冠鸟面形象、石峁和二里头的兽面形象、商代饕餮神灵形象，认为它们是一脉相承的关系，得出广义的兽面神灵起源于史前东部沿海地区的结论。

　　王青教授认为神职人员、军职人员和王室成员共同构成了二里头遗址的贵族阶层。军职人员随葬玉钺、牙璋等代表军权的礼器，与神职人员明显不同。贵族阶层在夏人都邑中以家族为单位分散居住，构成来自不同地域的“族邑”。而且夏人都邑已是由不同“族邑”构成的地缘性都市，类似于晚商殷墟的组织结构，只是规模尚小。

　　第五部分是“结论和余论”。王青教授对前面的内容进行了总结，并指出祭祀对象、祭祀仪式、祭祀制度、夏人精神信仰的演变、中国早期文化传统的形成等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总之，神灵考古仍旧任重而道远。

　　在讲座的最后，王青教授与参会人员进行了亲密互动，参会人员踊跃发言并提出许多与神灵考古有关的问题，如“龙的动物原形是蛇还是鳄鱼”、“二里头神灵崇拜与后石家河文化和海岱龙山文化的关系”、“二里头神灵系统对中国四灵或四象的形成有何影响”、“夏王朝都邑的神灵系统是否适用于普通聚落”等等。王青教授旁征博引，一一解答了听众的学术问题，并进行了深入讨论。最后，陈雪香副院长对本次讲座进行了简单总结，并感谢王青教授的精心准备和慷慨分享。

（图文转自：“山大考古”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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