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全国高考延期一个月举行#
2020年，我们接连见证历史。
当疫情渐渐平息，整个社会的暂停键缓慢松开，媒体的关注也开始从疫情、医护群体转向了社会和生活的正轨上。
几周之前对于医护群体密集的媒体关注，似乎已经成为过去。不过，对于正在备战高考的考生来说，曾经的那段令人热血沸腾的“高光时刻”，是否会影响他们对于医学专业的选择呢？如果是，媒体又是通过哪些因素，何种机制作用于考生学医的意愿呢？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数量上，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每千人的医、护人员数存在差距。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每千人执业医师数为1.79人，比美国每千人约少一位职业医师（2.58人）；每千人护士数为2.31人，比美国每千人约少6名护士（8.55人） 。质量上，我国临床医师队伍学历层次和执业资质参差不齐。其中，近半数执业医师为本科以下学历，近五分之一为执业助理医师 （张彩虹，2019）。
图 / 2015年中、美、韩、德国每千人执业医师数对比
图 / 2015年中、美、韩、德国每千人护士数对比
从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若我国医护人员培养进程保持现状，且专业护工和驻院社工仍然普遍缺位，在老龄化愈演愈烈的未来，医护资源只会更加捉襟见肘。供需双方体量失衡，资源配置不均，还要兼顾质量、效率与可获得性，医护群体负担加重，医患关系紧张的情形或将难以避免。对于医疗这一专业门槛较高的行业而言，高考考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未来这一领域人才储备的数量与质量。而这，将会对我国未来健康、卫生、医疗事业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大学专业选择，不仅是个人私事，更是影响社会资源配置与发展的公共事件。既然我国医护人才储备需要扩充，那么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媒体关注会影响考生的学医选择吗？
这一个月以来，看钟南山院士更新疫情信息，听张文宏主任幽默指示，似乎成为了一种习惯。在密集的媒体关注下，“平时在医院里，绕着墙根走”的张文宏医生，成为了“可爱的中年男人”，圈粉无数。镜头下奋战在疫情一线的医护群体，也展现出了人性的可爱，职业精神的坚守，与社会责任的担当。那么，这样高光的人和事，除了情绪上的激励，是否会真正对专业选择这一实际行为产生影响呢？
研究发现，行业榜样 (Superstar) 的出现会带动更多人投身相关行业，这种带动作用在控制了行业收入的情况下，也仍然显著 (Choi, Lou & Mukherjee, 2016)。“学生们开始涌向计算机科学，因为他们梦想成为一下个马克·扎克伯格”(Students are flocking to computer science because they dream of being the next Mark Zuckerberg.) New York Times或许大家已经注意到，我们的大脑总是有关注那些奇特，不同寻常事物的偏好 (Kahneman, 2011)。相比于普通的人与事，格外出众的事物往往会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这也是“标题党”能够吸睛的原因。
基于这种心理学机制，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榜样吸引力的作用。一方面，媒体关注催化且加强了榜样们的优秀特质。密集的媒体关注，多种媒体呈现形式，所带来的不仅仅是数量上“说三遍”的重复效果，而是全方面，多时段的魅力展现，从而产生出类似于偶像的激励效果。另一方面，行业榜样本身，象征着极高的职业回报。如同前文提到的，在富豪榜和影响力个人榜上，均占有一席之地的扎克伯格。再比如，我们对钟南山院士和张文宏主任的信赖，其实也体现出医生这一职业较高的职业声望。由此可见，榜样，可以激发一腔热血，唤起社会责任感与自我实现的强烈愿望，并激励人们采取行动。
若将时间倒带，在疫情之前，媒体关于医疗行业的相关报道，常常是令人感到愤怒或悲痛的。今年1月份，顶级医学期刊《柳叶刀》(The Lancet) 刊登评论文章《保护中国医生》(Protecting Chinese doctors)，直指在2019年12月24日，急诊医生杨文被刺死后，中国医患关系陷入最低谷。
图 / Protecting Chinese Doctors针对医护群体的暴力行为是全球性问题，但在中国，“医闹”行为的规模、频率、危害程度，尤为恶劣。这样的暴力伤医事件，成为了考生在考虑临床医学相关专业时“真实可感”的顾虑。剥离开医闹事件本身对医生的职业吸引力影响，研究者发现，对于医闹事件的媒体宣传，同样会降低学生学医的热情：报纸上每新出现一篇医闹报道，医学相关专业入学率下降大约0.6%，而在与患者直接接触的临床医学等专业，这一影响甚至翻倍 (Bo, Chen, Song, & Zhou, 2019)。研究者还发现，这些报道除了使报考数量下降外，报考学生的平均水平也在下降，即录取考生的平均排名降低了。换句话说，高分学生可能对于医闹宣传更加“敏感”，或因更有选择空间，而被真实劝退。而这种“劝退”的背后，实则是考生对于职业风险的考量。医闹宣传所呈现的职业风险，触发了考生对于未来工作环境安全性，职业生涯稳定性的担忧。
若我们再回忆的更久一点，除了聚焦于“医闹”外，还有一类关于医疗行业的负面报道：医生的“违规行为”。前者医闹问题，暗示了职业风险；而后者违规行为，则损害了医护群体的社会形象与信任度。比较这两类关注，职业风险的提高与职业声望的下降，谁的“劝退”效果更强呢？因为，关于医闹的报道，往往热衷于展现出人身伤害与暴力行为的细节，从而传达出更强烈的负面情绪。而这种情绪使得媒体的说服效果大大增强 (Bo, Chen, Song, & Zhou, 2019)。媒体对于医疗行业负面事件的关注，通过对职业风险和社会声望的建构，塑造了考生对于相关职业的印象。
从数据来看，医学类专业报考人数呈上升趋势，临床医学专业甚至属于毕业生规模前十的专业。学医人数在数量上，没有下降。
但不可忽视的是，考虑到我国整体人口数量，年龄结构，供求关系，目前的增长似乎还远远不够。回到专业选择本身。医学类专业具有社会认知度高，预期收入好，职业确定性强，累积社会资本这四大优势。医生，作为绝大多数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存在，具有较高的职业认知度。相比于其他诸如“社会学类”的小众专业，“医学类”在厚厚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具有天然的“脸熟”的优势。上大学，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找工作。这个逻辑，恐怕深埋在大部分人的潜意识中。经济学常常关注于市场真实回报与教育投资的关系，但更多的研究认为，是考生及其家庭的认知回报影响了教育决策 (Jensen, 2010)。而学医，在普遍认知中，象征着专业，体面，稳定与受尊重。因此，让孩子做医生听起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有家人或朋友从事医疗健康工作的考生，具有获得更深入的一手数据的优势。而更多的考生对于医疗行业的认知，基本来源于媒体所传递的二手数据。在这种情况下，媒体承担着缩小信息不对称，塑造认知的功能。除了体面的收入外，与众多“万金油”专业相比，医学专业，尤其是临床医学，往往对应着相对单一的职业道路。另一角度看，这种“单一性”体现了医学专业职业前景的相对确定性与稳定性。满足了考生家庭对于“好找工作”的期望。麦可思发布的《2019年就业蓝皮书》显示，超三成的2018届大学毕业生的工作与专业“不对口”。而医学类专业，成为本科学科门类中，毕业生工作、专业相关度最高的专业（93%）。具体来看，相关性高的Top10专业中，除小学教育和建筑学外，均被医学影像、临床医学、口腔医学等医学类专业占据。在我国医疗资源仍不充分的场景下，“医生”这一身份本身就附带着稀缺的社会资源，连接着一定的社会资本。出于这种考量，对于一部分家庭来说，学医，不仅仅是一种生存策略，也是一种向上社会流动的考量。直白来说，包含着一种“医院里面有人”的朴素愿望（李飞，2015）。
有研究者认为，目前，我国医学毕业生从事临床医生的兴趣下降。通过整理2005-2014年的《卫生健康统计年鉴》发现，十年间，我国共培养了约470万临床医学毕业生，但执业医师的数量只增加了75万 (Lien et al., 2016)。造成这种差异的潜在原因有很多。可能来自于“执业医师”本身的门槛设置，也有可能来自于专业选择之时，由于考生对于专业、职业的了解途径有限，而带来的盲目性。研究者证实，学生们在入学之前往往过于乐观，从而对于自身能力以及学业要求的认知产生偏差 (Stinebrickner, 2013)。
欣喜的是，一些媒体形式已经开始弥补这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不足。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纪录片将镜头投向了医院，聚焦在了医护群体身上。《生门》、《人间世》、《急诊室故事》、《中国医生》，医疗类纪录片逐渐涌现，全景化展现出医护群体的工作状态，医疗体系的运转，以及医患之间的真实生态。有治愈，也有失败。医学中存在太多无法逾越的变数，现代医学也只是在未知中不断试错。这样的呈现，或许会让更多考生燃起热血的同时，也具有应对压力，责任与挫败的思想准备。“每天早晨8点钟开始交班、查房、换药、上手术、收病人、写病历、理病历……忙碌、枯燥却又充实的一天就这么结束了。这是我，也是很多医生一天的工作日常。”——《中国医生》南京鼓楼医院皮肤烧伤科医生 徐晔
榜样的事迹带来激励，负面的新闻倒逼措施与制度的出台，纪录片更好的打破“神话”，回归到人的努力，回归到职业本身。真实、深入的媒体关注，有助于打破信息不对称的壁垒，这不仅仅为未来潜在从业者提供可靠信息，优化社会资源配置；也能够搭建起医患沟通桥梁。为转变文化氛围，打造更良性的医患生态助力。
面对更有底气承担职业竞争风险，更勇于追求自我实现的下一代，媒体在提供更多关于行业的数据、调查等经验证据，展现更多专业要求与职业现状，助推尊医重卫社会文化氛围等方面，大有可为。
新冠大幕落下，那段对于医护群体的高曝光时刻也已成为过去的故事。但愿，医患之间这份“生命所系，性命相托”的信任长留；致力于投身医疗行业的从业者们情怀不灭；健康、卫生领域相关制度、政策的讨论热度不减；医生、护士能够一直成为充满安全感，使命感与成就感的职业。
最后，祝2020年经历了这场不寻常备考的广大考生，“冲刺”顺利，学有所成！
[1].Bo, S., Chen, J., Song, Y., & Zhou, S. (2019). Media attention and choice of major: Evidence from anti-doctor violence in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170, 1-19. https://doi.org/10.1016/j.jebo.2019.11.012[2].Choi, D., Lou, D., & Mukherjee, A. (2016). The effect of superstar firms on college major choice.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https://doi.org/10.2139/ssrn.2845711[3].Jensen, R. (2010). The (Perceived) returns to education and the demand for schooling*.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5(2),515-548. https://doi.org/10.1162/qjec.2010.125.2.515[4].Kahneman, D. (2011). Thinking, Fast and Slow.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5].The Lancet. (2020). Protecting Chinese Doctors. 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cet/article/PIIS0140-6736(20)30003-9/fulltext[6].李飞. 选择学医的动机与社会流动的期待[J].思想战线, 2015, 41(3):36-39.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1-778X.2015.03.005.[7].Lien, S. S., Kosik, R. O., Fan, A. P., Huang, L., Zhao, X., Chang, X., Wang, Y., & Chen, Q. (2016). 10-year trends in the production and attrition of Chinese medical graduates: an analysis of nationwide data. The Lancet, 388, S11. https://doi.org/10.1016/s0140-6736(16)31938-9[8].Manski, C.F. (1993). Adolescent econometricians: How do youth infer the returns to schooling?. In Studies of supply and demand in higher education (pp.43-60).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9].Stinebrickner, R.,& Stinebrickner, T. R. (2013). A Major in Science? InitialBeliefs and Final Outcomes for College Major and Dropout.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81(1),426-472. https://doi.org/10.1093/restud/rdt025[10].张彩虹. (2019. 6. 11). 中国医生缺在哪？卫健委官员解读高校医学专业招生新趋势. 财新网. http://china.caixin.com/2019-06-11/10142527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