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发现一批楚简，揭开炮烙之刑的真相，学者：纣王被严重抹黑！

在传统观点中，纣王是与夏桀并称为“桀纣”的残暴之君，纣王残暴的最大典型，就是炮烙之刑。然而，随着地下文物的不断“挺身而出”，尤其是香港发现的一批楚简，记载的内容颠覆传统认知，炮烙之刑的真相慢慢被揭开，根本不是我们所想的那样残暴。

《尚书》和《史记》等重要史书中记载，武王宣布纣王四大罪状时，都有“暴虐于百姓”。

《尚书》：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

武王伐纣的檄文中，纣王有四大罪状：一听信妇人之言，二不用传统祭祀方式，三不重用自家兄弟，四暴虐于百姓。（所谓百姓，战国之前“百姓”是对贵族的统称，“百姓，官族姓也”，战国之后，楚对平民的通称）

因此，在儒家文人眼中，纣王炮烙之刑，残忍的对待百姓，是其失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到底什么是炮烙之刑，纣王为何实行炮烙之刑？

炮烙之刑，如今已经广为人知，就是纣王所造刑具，在铜柱上涂抹油脂，下面燃烧炭火，令人赤足行走于柱上，一旦堕下，就会被炭火烧死。

《史记·殷本纪》：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格之法......炊炭其下，使罪人步其上。《列女传》：膏铜柱，下加之炭，令有罪者行焉，辄堕炭中，妲己笑，名曰炮烙之刑。

通过以上两本史书的记载，可以看到纣王推出炮烙之刑，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镇压反对声音，二是博取妲己一笑。

如果史书记载无误，那么无论纣王基于何种考虑，针对“百姓”（贵族）设置这种残忍的炮烙之刑，那么亡国一点都不冤枉。

然而，香港发现的一批战国楚简，揭开了炮烙之刑的背后真相，根本不是史书记载的这么残暴，颠覆了我们传统认知！

上世纪90年代，香港文物市场流出一批战国楚简，应该是盗墓贼挖掘所得，后来被上海博物馆买下，这就是著名的“上博简”。在上博简中，有一篇叫《容成氏》的失传古文，就记载了炮烙之刑。

作为九层之台，置盂炭其下，加圜木于其上，思民道之，能述者述，不能述者，内而死。不从命者，从而桎梏之。

显然，这与《史记》、《列女传》记载大不相同。原来，纣王建造九层之台，高台之上架一根圜木，下面放着盂炭，让人在圜木行走，不摔下来便罢，摔下来的话，就掉进盂炭之中。当然，如果不服从纣王命令，在圜木上走一遭，那么就会被当成罪犯抓起来。

对于《容成氏》中的“炮烙之刑”，著名学者赵平安有过一番解读。

从《容成氏》看，它似乎只是一个游戏，被唤来参与游戏的人是 ‘民’，指自由民而言。他们不服从命令时，才被当作罪犯桎梏起来。

吉林大学文学院的马卫东教授等学者，也赞同这一观点。因此，史书上的“炮烙之刑”，在真实的历史中，其实是纣王的一个游戏，这么做肯定不对，但说这种游戏多么残暴，这就不见得了。

由于在目前考古发现或传世文献中，《容成氏》一文对“炮烙之刑”的记载最早，所以更接近历史真相，后世耸人听闻的炮烙之刑，应该是从《容成氏》的这种游戏中，逐渐演绎而来。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会不会是《容成氏》美化纣王呢？其实，《容成氏》美化的是周文王、周武王，比如：在对“纣王释放武王姬昌”的记载中，就有大量美化周文王的用词，立场非常鲜明，就是贬商褒周。

另外，还有一个细节能够佐证“炮烙之刑”是游戏之说。在对纣王酒池肉林的“酒池”记载中，就非常简单，只有“既为金桎，又为酒池，厚乐于酒，溥夜以为淫，不听其邦之政”，没有相关酒池“以望七里”、“牛饮者三千人”之类的细节描述。更为重要的是，在《尚书》和周朝的金文中，只有商朝人酗酒的记载，却没有“酒池”之说。

因此，《容成氏》的“酒池”之说，本身就是夸张的说法。而在此之后，酒池之说又被文人墨客进一步发挥，以至成了纣王荒淫无度的铁证。回到“炮烙之刑”上，纣王本意可能都没有《容成氏》说的这么夸张，比如未必有“不从命者，从而桎梏之”的处罚。

通过“炮烙之刑”和“酒池”之说，可以看到纣王肯定有亡国之罪，但绝不是史书中记载的这么罪恶，许多罪恶只是后人强行加在纣王身上罢了，毕竟历史是胜利者的宣言！

对于这一现象，著名学者顾颉刚有一番评价：“东周时，初有学者阶级，也初有论议，他们本着‘劝惩’之心来说话，把亡国的纣当作箭垛，朝着他放箭.......在战国的书籍里，他的罪条骤然加增得很多，而且都是很具体的事实（进行细节化发挥，比如对商人酗酒的发挥）。”

显然，纣王是被严重抹黑了，文人塑造了一个史上罕见的“集万恶之大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