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巫之长青铜立人手势内涵解读

1986年，三星堆遗址两座大型商代晚期祭祀坑的发现以及蔚为大观的青铜雕像群的横空出世，不仅反映出古蜀人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同时为我们探索古蜀国的社会文明形态、宗教礼仪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本文以最具代表性的青铜大立人像为研究对象，试论大立人像手势与《山海经》所载众巫“操蛇”之间的关联，并进一步揭示其文化内涵有“以祖配天”之意。

关键词：蛇；操蛇之神；三星堆遗址；夏禹；昆仑；以祖配天；

一、青铜大立人为古蜀国“神、巫、王”三者身份于一体的最高统治者

青铜大立人像由人像和底座两部分构成，采用“分段嵌铸法”铸造而成。身体中空，通高2.62米，其中人像高1.72米，底座高0.9米，重达180公斤，是迄今发现的殷商时代最大的青铜人物雕像。青铜大立人像头戴铸有兽面纹和回字纹的花状高冠，粗眉大眼，鼻棱突出，嘴角下钩，两耳下垂各有一穿孔，人像赤足站在方形怪兽座上。

关于此青铜立人像的身份表征，学者多有论述。赵殿增先生认为，立人像站于 高 台、身披 法衣、头 戴 华 冠 、神 兽 护 体 等 方面 的特征,显 示其 在 祭 祀 活动 中居于 中心 地位。一般 学者认为它是 指挥整个宗 教仪式 的“群 巫之 长”，也 可能就 是 一代“蜀王”。[1]王政先生从原始宗教象征学的视角，考察三星堆青铜立人赤足、花冠、大耳三种现象所潜含的巫术含义与原始象征内涵，揭示大立人像的本质为“群巫之长”。[2]王仁湘先生曾撰文探讨过青铜立人像所穿为“衮龙袍服”[3]，青铜立人像冠式可称为“天眼冠”或“天目冠”与古蜀人眼崇拜、太阳崇拜之关联[4]，从服饰上的纹饰这一角度可以看出青铜大立人像在古蜀国非凡显赫的身份地位。

依据上述几位先生的卓识，再结合二号祭祀坑器物的掩埋情况，与铜立人像埋藏在一起的还有诸如青铜大神树、青铜太阳轮形器、青铜纵目面具等一批国之重器，我们倾向于青铜大立人像为古蜀国“神、巫、王”三者身份于一体的最高统治者。

二、大立人所站方台寓意神山“昆仑”

立人像所站高台有座基、座腿、座台面三部分组成。座基成梯形，座腿为四个相连接的怪兽头；座台面为方形，四周纹样装饰以日晕纹为主。座基、座腿、座台面加起来为“三”。而数字“三”在三星堆的其他青铜重器中频繁出现：青铜兽面具有九件，分为三种类型，每型各三件；一号青铜神树的树干主要分为上、中、下三层，每层三根树枝，每根树枝上面站立一鸟，三层共九鸟；两坑的主要考古发掘者之一陈显丹先生曾撰文介绍两坑器物的相关情况，特别是二号坑，根据出土的堆积迭压情况可分为上、中、下三层，说明坑内器物的投放都是有一定的先后次序，再之，二号坑大的青铜人像由腰部拆断成两段，人像上半身位于坑的中部，下半身位于坑的西北部，被一树座所压。【5】

笔者以为，立人像所站立的高台整体成方形，很有可能与《周礼·大司乐》所载的“于泽中之方丘”应当有着某些内在联系。贾《梳》曰：“言泽中方丘者，……因下以事地，故于泽中。……不可以水中设祭，故亦取自然之方丘，象地方故也。”另根据《尔雅·释丘》载：“丘，一成为敦丘，再成为陶丘，再成锐上为融丘，三成为昆仑丘。”按此说可看作山有三重即有“昆仑”之意象。在古籍神话中，“昆仑”这个词往往与通天有关，而且其方位在西北。《淮南子·原道训》：“经纪山川，蹈腾昆仑，排阊阖，沦天门。” 高诱注：“昆仑，山名也。在西北，其高万九千里。”2013年，三星堆遗址北面的青关山台地一号建筑基址被发掘。杜金鹏先生认为此建筑基址是一座具有上下两层建筑的楼阁式建筑物，属于商代最高规格的建筑，可能是当地最高统治者处理政务和举行重大典礼的礼仪建筑，同时杜先生在文章中明确提到该建筑是一座纵轴呈东南—西北向、平面做长方形的大型地面建筑。”【6】

青关山台地宫殿朝向为西北方位，此方位正是成都平原西北方向的岷山一带。现阶段的考古表明，整个遗址区内出土文物最丰富的两大区域，一个是南城墙附近的三星堆与祭祀坑组成的祭祀区，另一个是北面月亮湾台地所属区域。而这一南一北两大区域正是清代嘉庆《汉州志》所描述的“伴月三星堆”。蒙文通先生曾考证《海内经》所载“昆仑“即蜀山之王—岷山【7】吴维羲先生根据两坑坑向、叠璧拟峰、碎璋之礼等诸多因素分析认为，两坑祭礼中有较大的祭山成分，并进一步指出两坑“瘗埋”所祭之山即成都平原西北方向的岷山。【8】 两坑发掘者之一的陈显丹先生认为，掩埋大立人的二号坑，根据出土的堆积迭压情况可分为上、中、下三层，大的青铜人像由腰部折断成两段，人像上半身位于坑的中部，下半身位于坑的西北部……【9】综上所述，无论是祭祀坑的朝向还是大立人底座掩埋在坑内的方位都与经文中所描述的神山昆仑所在的西北方位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另依此理从整体造型来看此方台，与《周礼》所载的祭祀所用方丘吻合。虽《周礼》为后世所著，但夏、商、周三代之礼必有共通之处，可做参考。正如《论语·为政》所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笔者倾向于认为方台由座基、座腿、座台面三层组成，此方台造型之用意暗合《尔雅》所载“昆仑丘。”[10]毕竟，此大立人像为古蜀国的“群巫之长”，立于神山昆仑之上，祭祀通天非他莫属。再从另一方面来看此“方丘”，座基为方形，素面无纹饰，取象地；座台面虽为方形，但上面装饰有明显的日晕纹，古之制器者应当是为了区分座基的方形而刻意为之。日在天上，所以可取象天。中间的座腿为组合型的怪兽造型。段渝先生提到《三星堆祭祀坑》原报告认为座腿为四个龙头，但他认为方形座的中部（座腿）是由四个卷鼻的象头组成的。[11]笔者倾向于祭祀坑发掘报告中提到的座腿造型取象龙头的观点。其实仔细观察不难发现此怪兽有向上扬起的兽角，身体象蛇形（小龙为蛇），而怪兽的头部明显是鸟形的艺术抽象化表达，眼睛硕大且修长，炯炯有神。复合形态的怪兽造型居于座基、座台面的中间，或许是为了寓意此怪兽可在天地间自由往返穿梭。根据其主体造型有鸟、蛇兼容的复合型特征，可暂且称此怪兽为“飞蛇”一类的精灵之物。另外，被称为华夏第一奇书的《山海经》里面记载的很多神巫形象当中都有龙、蛇的身影。

《海外西经》：“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两龙。”《大荒南经》：“南海渚中，有神，人面，珥两青蛇，践两赤蛇。”《海外南经》：“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大荒北经》：“又有神，衔蛇操蛇，其状虎首人身…有人珥两黄蛇，把两黄蛇，名日夸父。” 《大荒西经》：“ 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蒙文通先生曾指出，《山海经》当中描述的“天下之中”的地域尤其详记岷江中、上游，这一地域属于西南地区的古巴、蜀文化。[12] 吕子方先生的论文《天数在蜀》对《山海经》的《大荒经》进行考察，认为《大荒经》是巴人的作品，在西南地区流传甚广。[13]

笔者认为二位先生的观点颇具说服力，认同二位先生提出的《山海经》当属于南方文化系统的观点。那么经文当中出现的人、神与龙、蛇组合的奇异描述很有可能是对上古西南地区，特别是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古蜀地域祭祀活动中所呈现的神巫元素的隐晦表达。结合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器物所呈现的神秘、神奇、神圣之特征，笔者认为《山海经》里对种种神怪之物的描述手法非常符合那个时代的特定历史语境，即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初期的神话叙事阶段。

李炳海先生认为，飞蛇神话是先民联想到鸟类的翱翔而创造出来的。《山海经》中经常出现兼有蛇和鸟相纠结的神灵。蛇是作为凤凰、鸾鸟飞翔时的助推者出现的，是两种精灵生命能量的整合。其效应是在远行高飞方面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14】晋代道士葛洪所著《抱朴子·杂应》：“若能乘蹻者，可以周流天下，不拘山河，凡乘蹻道有三法：一日龙蹻，二日虎蹻，三日鹿卢蹻”。前文已述怪兽有蛇形身体，而传统文化中一般称“小龙为蛇”。综上所述，此“飞蛇”应当是巫觋祭祀通天的动物助手，即“蹻”。笔者以为，大立人所站立的方台中间部位取象“飞蛇”之造型，或许正是为了凸显此方台整体寓意神山昆仑有着独一无二的“登天之梯”的功能。大立人光脚站立于昆仑之巅，吸收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便能更好地“天人感应”、“人神互通”。

三、大立人像手握“灵蛇”寓意“以祖配天”

目前学界对于大立人双手持抱握状放置胸前的姿势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倾向于立人像手里握着某种祭祀用的法器，主要有象牙说、玉琮说、金杖说等；另一种观点倾向于立人像手里没有拿着东西，而是一种特定的手势用于盛大的祭祀活动。赵殿增先生指出三星堆时期特有的“手崇拜”现象，可能有多方面的含义。[15]赵先生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首先，它表现了三星堆古蜀人对人手创造力的认识与追求；其次，这些巨手还被当作可以通天娱神的手段，各种各样的手势和手中的神器被用来进行祭祀活动，构成神圣的宗教仪式的组成部分；第三，人的手还被直接当成了神，是神的手，神的化身之一。笔者受赵先生的启发，认为大立人像这双呈抱握状的巨大双手应该有着多方面的宗教文化内涵，如果单从立人像手里是握着某种祭祀法器的角度来考察；笔者观点与之前所述的象牙说、玉琮说、金杖说有所不同，结合经文的记载，倾向于提出手握灵蛇这一可能，兹具体论述笔者对大立人手握姿势的浅见，请各方家赐教。前文已论述此青铜大立人像为古蜀国的“群巫之长”，而蜀人的源头与成都平原西北方位的岷山一带有着紧密的联系。肖小进、邱登成两位先生认为，鯀和禹是生活在川西和北茂汶川盆地的戎羌族人的首领，与鱼凫族有着密切的关系。其治水范围不仅包括了古蜀的一些地方，而且对古蜀有着深远的影响……三星堆遗址中的夏文化因素，是蜀夏同源在物质文化上的自然反映。[16]

林向先生认为，夏与蜀既是文化同源，又各自独立发展，在发展中不断交往交流。并且对“禹龙”和“蜀虫”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虫”形徽记的蜀人乃是出于颛顼的龙子龙孙，是夏禹的龙亲戚。这“虫”形徽记乃是高不可攀的“龙”标帜。【17】从实际出土的器物来看，三星堆遗址与中原的二里头夏文化遗址也有共同的文化因素。学界多把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牌饰与二里头出土的青铜牌饰进行分析研究，有的观点认为二里头的铜牌饰影响了三星堆，其缘由是夏人亡国后逃难至四川的遗民或其子孙把这种工艺带到了巴蜀使其得到传承和发展。【18】学界另有观点认为，二里头遗址发现的牌饰和西北地区的联系密切，倾向于将镶嵌绿松石牌饰的起源假定在河西走廊地区。而四川盆地所见的牌饰在形制、纹饰上表现出的与哈密盆地的联系，依据穿系方式、整体形态、图像的演变将镶嵌绿松石牌饰的起源地假定在河西走廊地区不失为一种可取的假设。【19】

相较于传统观点认为三星堆铜牌饰是受二里头文化影响的产物而言，笔者倾向于陈小三先生的说法。即二里头和三星堆所出土的铜牌饰源头很有可能在西北地区。这样一来，与前文所述的肖、邱、林几位先生关于蜀与夏文化之间的渊源的观点形成了逻辑自洽。陈显丹先生也认为，早蜀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夏先民氏族部落文化组成之一。【20】

曹定云先生对于夏字做了比较系统的考究[21]。他总结了文献中对于夏的解读有三种。第一为《说文》所述“夏”为中国之人，第二为夏舞之说，出自戴侗《六书故·卷八·夏》：“伯氏曰，夏舞也。臼象舞者手容，夂象舞者足容也。”阮元《揅经室集·释颂》也从此说。第三种是出自《尔雅·释诂》：“夏，大也。”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坑出土了数十具人面具和兽面具，更是充分反映出双手捧着或带着假人面具和兽面具相错而舞的壮况。[22] 笔者以为，从二号坑出土的青铜面具所折射出的文化迹象来看，古蜀祭祀表演时的舞蹈或许正是曹先生所解释的“夏”字的第二种含义—夏舞。二号坑除了出土有一定数量的铜面具之外，还出土有体量硕大的铜尊、青铜太阳轮形器、青铜大神树等祭祀重器，从这一角度来考察三星堆祭祀坑所呈现的文化面貌及特征，无疑体现出《尔雅·释诂》中所释“夏”谓之大这一显著特点。那么单从物理形态去理解“夏”有大之意，青铜大立人像也可称得上是古蜀国当之无愧的“大人”。 作为“群巫之长”的“大人”，必有超越世俗的与天地沟通的本领。《周易·乾·文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综上所述，两坑所掩埋的迹象所折射出的古蜀国的祭礼规格，理应与古蜀国最高级别的祭祀活动相匹配。那么大家不禁要问，古蜀祭礼所祀的对象是谁呢？《三星堆祭祀坑》指出：“商代的蜀人所崇拜祭祀的对象主要是祖先的亡灵以及各种自然神灵、精灵，同时还有太阳神。”【23】

谭继和先生认为三星堆的性质是神禖文化，是祭先祖与先妣共存的文化，祭祀坑出土的神像应为在神之祭。【24】段渝先生认为三星堆宗教崇拜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体系，其中既有自然崇拜，又有祖先崇拜，还有至上神信仰等多种崇拜形式，表现出一个神权政治中心的多层次结构和网络体系；是一个神秘王国。[25] 以上几位先生的论述中都不约而同的提出古蜀国祖先崇拜这一重要线索。《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蜀水经》载：“沫水亦名铜江，在古为青衣水。蚕丛氏青衣劝农，子孙遂为青衣国。”

《礼记·祭法》载：“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了一件青铜纵目面具，学界主流观点倾向于此纵目面具所象征的为文献所载蜀王先祖之一的蚕丛形象。前文已述学界大体认同三星堆祭祀文化体系中所蕴含的祖先神崇拜这一特征，笔者认为， 蜀王蚕丛不但教民种桑养蚕，还带领民众从事农业生产，对后代的生存和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符合“以劳定国则祀之”的要求。[26]目前，学界的主流观点倾向于与青铜大立人像同掩埋在二号坑的青铜纵目面具为古蜀人祖先蚕丛的实物形象。那么古蜀人祭祀的祖先神当中，只有蚕丛这一位先祖吗？《国语·鲁语上》载：“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植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法以议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鲧障供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鲧之功，契为司徒而民辑，冥勤其官而水死，汤以宽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谷雨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秽。故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

《尚书·吕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淮南子·汜论训》：“禹劳天下，故死而为社。”《诗经·商颂·长发》：“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史记·六国年表序》：“禹兴于西羌。”《史记·夏本纪》曰：“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数声乐，为山川神主。”

集解：“皇甫谧曰：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传曰禹生西羌是也。”

扬雄《蜀王本记》说“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生于石纽。”王家祐先生指出：“盖羌族之宗教，亦即中国西部夏民族最古之宗教也。当部落时代，政教杂糅，宗教领袖即政治领袖，宗教祭神即部落酋长……在祖国黄河折支河曲附近的昆仑神山所发源的黄帝轩辕氏文化，经过崇禹（夏部落）的扩播，形成了西南民族的原始文化。”[27]前文已述，根据蒙文通先生的考证，《山海经》中所描述的西北昆仑神山即对应成都平原{都广之野}西北方位的蜀山之王—岷山。昆仑（岷山）一带为氐羌人的发祥地。《蜀王本纪》记载：“李冰以秦时为蜀守，谓汶山为天彭阙，号曰天彭门，云亡者悉过其中，鬼神精灵数见。”汶读若岷，即岷山。《元和郡县志》茂州：“汶山即岷山也。”《尚书·禹贡》：“汶山通江，东别为沱”;《山海经·海内东经》：“大江出汶山。”一作渎山，《史记·封禅书》：“渎山，蜀之汶山。”《元和郡县志》茂州：“汶山即岷山也。”由此可知，汶山（岷山）为古蜀人心目中的天彭阙，蜀地自古以来有魂归天门之说。

通过以上所述，再结合“禹兴于西羌”这一史料线索，三星堆祭祀的先祖对象之一很有可能就是在古蜀先民心目中有着极大功劳的来自西羌的大禹。李远国先生指出，上古时代的氐羌族人主要生活在西北、西南地区，他们以游牧渔猎为生，山川河流对人们的影响很大。因此，他们认为每座山、每条河都有其神在主管，必须对他们表示膜拜以求庇护。被奉为山川神主的大禹在四川又被奉为川主神。今岷江上游汶川、北川古大禹部族活动地区，每年农历正月初四，要举行大规模的川主寺的祭祀会，农历六月初六大禹的生日要祭祀大禹，六月二十四日的川主会更是该地区规模最大的庙会。”[28] 关于大禹的“禹”字，《说文》解释为“虫也”，段玉裁注：“夏王以为名，学者昧其本义”。何驽先生结合多位学者的研究，进一步阐明了金文中的“禹”字所蕴藏的含义。【29】何先生认为禹的形象必须具备两个要件，一个是，即虫；另一个是，即臂。《说文》云：虫也。……象形，古文禹。

另外，与三星堆有着密切关联的二里头夏文化遗址出土了一件绿松石龙形器。学界的基本观点倾向于认为龙是作为夏文化部族的图腾崇拜之象征。作为二里头遗址主要发掘者之一的许宏先生认为，“这件龙形器应是斜放于墓主人右臂之上，呈拥揽状，一件铜铃置于龙身上，原应放在墓主人的手边或系于腕上。【30】

根据以上几位先生的高见，再进一步说，金文中的禹完全可以理解为人手持蛇之象形。

众所周知，大禹是夏人的先祖，因治水有功，上古各部族都祭祀他。而龙、蛇作为夏部族的重要图徽出现在同样视发祥于西羌的大禹为先祖的古蜀国就不足为奇了。从三星堆两坑出土的器物来看，不仅有独立的龙、蛇之类的器物（例如长有山羊胡须和羊角的青铜爬龙柱形器；体型硕大的、器身满是菱形纹图案的青铜蛇），还有一些巨型青铜器物上有明显的龙蛇一类的造型和图纹；例如高达3米95的青铜一号神树侧面有一青铜巨龙头朝下、尾朝上，刀状羽翼下垂，整个身子倒挂在树干上，仿佛从天而降；这条神龙可谓是青铜一号神树最重要的构件之一。另外，青铜大立人所穿服饰上清晰可见龙衮图纹 。由此可见作为夏部族图腾的龙、蛇在古蜀国亦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这些龙、蛇类器物理应为古蜀国盛大祭祀活动中使用的特殊道具。这里还不得不提到与三星堆文化有着密切关联的二里头文化时期的萬舞，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很有可能是在宗庙祭祀大禹时，王或重臣手捧绿松石龙牌或铜牌禹的化身仪仗，举行仪式；伶官则挥动绿松石龙牌或铜牌，振动铜铃，跳起萬舞。 [31]赵殿增先生认为三星堆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牌饰，“两者是同一类型同一种用处的器物”，所表达的是“某种特殊的信仰和崇拜观念。”[32]

以上几位先生的高见对我们研究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的文化内涵，特别是古蜀文化中的夏文化元素具有一定的启发性。笔者认为，青铜大立人的形象应当表现为与夏文化有着密切关联的古蜀国的“群巫之长”—大人，在特定的宗庙场所中延续着夏代的祭祀礼仪习俗，手握神器，亲自主持重要的祭祖、祭天活动；这一盛大仪式堪称古蜀国的“萬舞”。正如肖先进、邱登成两位先生认为的那样，“ 三星堆遗址中的夏文化因素，正是相同的文化母体在蜀与夏异地开出的相似的文化之花，乃文化同源之自然反映。”[33] 这样来看，大立人像的两手一高一低呈抱握状这一动作，或许正是为了突出将灵蛇这一祭祀所用的重要法器拥入怀中。此时此刻，手握灵蛇的大立人像完成了从人到巫再到神的升华和转换，俨然已经成为了古蜀国名副其实的操蛇之神。萧兵先生认为，“操蛇还有控制自然力、保证蕃育力，包括土地和群团繁盛的作用，这等于掌握了国运或命脉。。。夏启的珥蛇。。。。。象征天与神授的政治权威与合法性，象征交通天人的灵力，象征对自然力与社群的有效控制。”[34]同时，立人像手握的灵蛇已经成为了蜀、夏同宗之“大禹”的化身（前文已述金文“禹”即手握蛇之象形，青铜大立人把大禹拥入怀中，与祖灵大禹的精气神进行跨越时空的连接；而双手手握“灵蛇”（大禹），脚踏位于西北方位的神山“昆仑”，即有登天之意。正如彭书红先生所言，祖先崇拜是人类血统的、功利的、感情的混合意识，是民族心理和精神文化的综合体。对祖先的祭祀，既包含着缅怀祖先功绩，抒发崇敬及哀思的感情，又渗有企得到祖先荫佑的功利思想，更是统治阶级籍以控制民众加强民族凝聚力的手段。[35] 综上所述，我们不妨把此立人像双手呈抱握姿势的特定文化寓意释读为：“敬天法祖”“以祖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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