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深刻在哪里

《历史哲学》也许是黑格尔著作中被人读得最多的一部，《历史哲学》之所以被广泛阅读，是因为它相对容易读，而“理性的狡狯”、“世界历史人物”、“理性的历史历程”之类的思想也早已在人们中耳熟能详，为不同的人所引用。尽管如此，在今天，即使这些思想也往往成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毫无价值的证据。经过近代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彻底洗礼的人，觉得对待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根本就无须思考，只要“事实”就够了。人们觉得，在“事实”面前，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的荒诞不经不证自明。

在黑格尔看来，世界历史是精神在时间中自身发展的过程。精神是人类共有的单一精神，表现为人用他们的语言、心灵、文化所创造的一切。历史是精神自我发展的历程，也是世界走向自我意识的过程。历史的目标就是精神的充分发展和充分的自我意识。这个充分的自我意识，也就是自由意识，它是宇宙发展的顶点。自由不是任意妄为，而是按照理性的标准行动。因此，历史就是我们的理性潜能逐渐实现为自由的过程，历史是一个理性自由的故事。

在实证主义者看来，《历史哲学》的这个主导思想就根本无法在历史中得到证实。历史充满了偶然和非理性的因素，说它是精神自身的发展纯属无稽之谈。然而，黑格尔并非不知道历史的横暴和非理性。他从不幻想历史是一个光明美好的过程。但他认为历史外在的非理性不能否定它内在的理性目标。相反，历史中的非理性对于实现宇宙理性的最终目标是必要的。世界精神就是狡猾地利用了“世界历史个人”的非理性动机实现它的理性目标。一切历史的偶然性最终都可以在理性的必然性中得到解释。

然而，这种形而上学的目的论的解释是致命地笼统的。精神如何支配“世界历史个人”，使他们像他们所做的那样行动？如何来证明历史的目标是合理的（理性的），加入历史的目标还未完全呈现？而如果历史的目标已经呈现，凭什么说它是合理的？答案只能是个人行动的结果证明是合理的。但我们正是凭借假定的合理的理性目的才能判断哪些结果是合理的。这里显然有一个循环论证的问题。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就像一切形而上学目的论一样，无法避免这种循环论证。

但问题还不纯粹是理论的。在谈论历史的时候，人们很难不联系自己的历史经验，即使黑格尔自己也不免如此。在经历了上个世纪种种极其悲惨的历史事件后，人们很难相信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历史观，正如愈来愈少的人相信神正论一样。人们更难相信人类所遭受的种种苦难和牺牲都是实现自由的必要，也是不可避免的代价。我们的文明在微观层面上越来越理性化，而在宏观上看，几近荒诞和疯狂的地步，这使得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历史观更不可信。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有明显的末世论的色彩，精神自我发展的目标一旦达到之后，历史就圆满了；此后，经验的历史还会继续，但精神的可能性则已穷尽。尽管不久前还有人用这种末世学来解释最近的历史，同时也用最近的历史来证实这种学说，但对于多数人来说，这种末世学仍然十分可疑，因为人们难以相信它能消化原则上是无穷的历史的变数和不确定性，这就使它不能不分有基督教末世学的命运（它本来就是它的一个变种）。

尽管如此，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并不因此失去它永久的价值。一部有着明显错误的著作，未必不能是一部值得反复阅读的经典。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就是这样一部经典。当然，预先带着某种公式或成见去读经典，得到的只能是这公式或成见给予的东西，而不是经典所蕴含的无穷智慧。

美国哲学家弗里德利希在给《历史哲学》英译本写的序中指出，《历史哲学》是黑格尔哲学的核心和中心，是一部有着最深刻影响的著作。黑格尔始终将思想与历史视为同一个过程，他自己的哲学就是历史的产物，必须历史地理解。离开历史的语境，黑格尔哲学及其意义就无法得到真正的理解。

德国哲学家勒维特说过，黑格尔的整个体系基本上是用历史术语思考出来的。在他之前没有别的哲学这么做。在黑格尔之前，还没有一个哲学家像黑格尔那样，试图全面把握历史的性质。正是黑格尔，第一个提出了“世界历史”的概念。但黑格尔并不是要写历史，而是要写历史的哲学。尽管他甚至被人指责为“历史实证主义”，但他决不是要实证地描述具体的历史进程，而是要提供一个全面理解人类历史的构架。

但黑格尔从未以此为借口，无视基本的历史事实，随心所欲地编织一个历史哲学，或以体系的教条来曲解和重新组织历史事实。实际上，正像甘斯在为《历史哲学》第一版所写的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样：“事实上这本书的主要优点之一，就是它虽然非常富于思辨的活力，但是还适当地注意于‘经验的事物’和‘现象的事物’；它既排除了主观的‘推理’，但又不勉强把一切历史纪录装在一个公式的模型里；既在逻辑的发展上和历史叙述显然散漫而无秩序的路线上把握着和表现着那个‘观念’，但又不让这种步骤侵犯历史的叙述。因此，那所谓先天的方法（这在事实上就是不用历史的事实而‘著作’历史）是和本书所表现的方法完全不同的。本书著者无意以神自居去创造历史，而只是从一个凡人从事探讨那已经创造出来的‘历史’、那孕有理性而且富于观念的‘历史’。”

黑格尔对近代流行的“抽象”思维方式一直持批判的态度，甚至认为法国大革命就是这种“抽象性”的产物。他始终坚持真理是具体的，尽量让事实本身来说话，从不把理念强加给事实。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在事实陈述方面最易为人诟病的也许是他关于东方文明的描述了。其实，黑格尔在准备《历史哲学》的这部分内容时，还是看了有关的材料，一国接一国地研究了它们的发展，只是阅读和消化都不够充分，他那个时代西方对东方的了解总体上说也还很不够。再加上当时西方对东方文化的普遍偏见，黑格尔也不能免俗。这样，黑格尔在阐述东方文化时的种种错误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但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得出黑格尔不顾事实，任意曲解的结论。问题在于黑格尔看到的“事实”本身有问题，而根据有问题的事实得出有问题的结论是任何人都可能犯的错误。但这与故意不顾事实和曲解事实不是一回事。

黑格尔是辩证思想的大师，他和他的思想本身都应该受到辩证的对待。用形而上学的知性方式对待黑格尔，除了愚蠢地表示自己比黑格尔高明之外，是从他那里丝毫学不到有益的东西的。黑格尔是个体系哲学家，但与其他体系哲学家不同的是，他的体系是一个异质性的体系，而不是一个同质性的体系。也就是说，他的体系本身是一个辩证的结构，充满着内在的张力。每一种观点只有与它对立的观点结合在一起考虑，才能真正被把握。每一个观点本身也包含着自身异化和否定的因素。《历史哲学》这部著作本身也不例外。

例如，黑格尔强调历史发展的必然和规律，历史在他看来是有意义、有内在联系的事件的系列与过程；但它决不是一个可以从简单的公式中推导出来的过程。虽然历史深处的确隐含着它自身的规律或逻辑，但这种规律或逻辑恰恰是通过历史的偶然性其作用的。因此，黑格尔并不比任何一个别的历史哲学家或历史思想家更轻视偶然性在历史中的作用。但是，重视偶然性并不是将历史描述为一幅众声喧哗，杂乱无章的画面，而是要从整体上把握历史的内在原因与过程。这不仅不能以牺牲偶然性来达到，而且必须通过理解偶然性来达到。

在某些自称是黑格尔的传人那里，历史是一个有规律、分阶段的进步（进化）过程，是一线单向的同质过程。但在黑格尔看来，历史是一个充满内在断裂的异质性过程。承认历史的断裂，使黑格尔避免了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偏见，而能承认其他民族和民族文化的不同；承认现代和古代之间不是一线单传，而是存在着规范形态的不同。不同的历史阶段其实是不同的世界，尽管它们都是精神的不同表达。黑格尔从未简单地将历史进程公式化。在这方面，《历史哲学》与后来那些意识形态的历史哲学有着明显的区别。

虽然黑格尔认为历史是一个理性的过程，但这决不是说，它是一马平川的坦途，是理性凯歌行进的记录。相反，它是一个充满斗争的过程。因为作为历史的主体和理性的代理人，人并不是像18世纪启蒙思想家所理解的那样，是按照机械模式来行动的。人是自由的，但自由作为人的本质，不是先天具有的权利或性质，而是得通过斗争和克服障碍得到。并且，这些障碍就是人活动的产物。所以黑格尔说精神是在与自己斗争，将自己作为自己最难对付的障碍来克服。总之，作为历史目的的自由，其形式是先天的，其内容却由人的生存斗争来规定。用黑格尔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精神将历史的一切阶段和因素包含在自身之内。

人类的历史不只是精神自我完成的历史，而且也是精神自我否定的历史。世界精神通过所谓“世界历史民族”创造一种生活样式来实现它各个阶段目的。一旦这个民族的潜能在创造某种生活样式中全部实现后，它的历史作用就结束了。同时，创造的结果变成了桎梏，变成了导致该民族最终灭亡的毒药。

“一个民族的生命结成一种果实，因为民族活动的目的在于贯彻它的原则。然而这一个果实并不回归到产生它的那个民族的怀中去；相反地，它却变成了那个民族的鸩毒，因为它对于这样的鸩毒具有无穷的渴望：这个鸩毒一经入口，那个民族也就灭亡，然而同时却又有一个新的原则发生。”（《历史哲学》，中文版，第79页）

这就是说，历史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都包含着它自身毁灭的种子，都要否定它自己。这个自身毁灭的种子，不是别的，正是这个阶段的创造原则。人要克服的障碍不是令人厌恶的东西，而恰恰是自己努力的结果！结果是新的生活样式的出现，代表着历史发展的又一个阶段。

但这不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轻松愉快的过程，而是一个不断破坏和否定的过程。在黑格尔看来，思想本身具有一种本质的异化力量，能摧毁一切思想的成果。因此，人类的历史其实也是人类异化的历史。人类被他们所创造的文明所制约，被眼前的创造物所转移，忘记了自己的长远目标，以为自由已经获得。因此，人类会以为，并总是试图使一个已经确立的文化永世长存。人类的历史是人类与其真正利益相疏远的历史，但同时也是他实现的历史。

这就是黑格尔特有的深刻的地方！尽管他也想叙述精神发展的圆满，但他天才的现实敏感总使他的叙述隐含着另类因素。黑格尔著作的魅力也在这里。黑格尔的确认为，自由的精神在他的时代，确切说，在当时的普鲁士国家实现了。实际上，他对当时的“旧世界”还有另外一种看法。在《历史哲学》中，他借用拿破仑的话：“这个衰老的欧罗巴使我无聊”，隐晦地表达了他对欧洲现状的真实看法，并且对新世界所发生的一切还只是旧世界的“回声”表示遗憾。而在给他的一个学生的信中，他对现代欧洲的否定就十分明显了，他认为欧洲已经成了一种监狱，在这监狱中，只有两种人仍似乎能自由行动，一种人是狱卒；另一种是在这监狱中已经找到一个地方可以明哲保身，与世无争的人。

也就是说，在这现代性监狱里，自由只是旁观者的自由。这显然是韦伯的“冰冷的铁盒子”的先声。黑格尔寄希望于美国和俄国，希望它们能发展出一种新的可能性。不管黑格尔的这个希望是否会落空，他对于现代欧洲的复杂看法，足以使我们改变对他的成见。

单单《历史哲学》，自然不可能使我们全面地了解黑格尔的思想，但的确可以从它读出一个异质的黑格尔，一个自己和自己斗争的黑格尔，如果用心读的话。这肯定要比人们津津乐道《历史哲学》中某些表面结论有价值得多。

作者张汝伦 / 原载《中华读书报》 2001年第21期 P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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