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京剧新流派难产四大因素

　　1979年初春，北京京剧院成立。今年，这一京城文化的金字招牌将迎来30岁生日，从4月1日起，声势浩大的院庆纪念活动将拉开帷幕。而立之年的北京京剧院名角众多，目前是国家重点京剧院团，在北京乃至全国的演出市场都占有相当大的份额，斩获国家级奖项无数，但从建院时的梅、尚、程、荀、马、谭、张、裘、赵九大流派，到30年后的今天仍旧是这几大流派各领风骚，30年中没有出现一个新流派，这又是为什么？

　　■ 艺术标准发生变化：

　　如果按照现在的选材标准，程砚秋早就改行了

　　中国戏曲学院教授傅谨认为，制约流派产生的原因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点，而体制与流派的产生关系最为密切。“这就要从流派产生的原因说起，所谓流派首先是演员要有强烈的个人风格，其次是要得到观众的承认，然后不断在实践中强化这种风格，最终形成流派。流派的产生必须要有艺术表达的空间，如果按照现在专家、院团的选材标准，程砚秋无疑是左嗓子，几乎不可能唱下去，别说自成一派，肯定早就改行了，周信芳也是如此。但在那个特定年代充分市场化的环境中，他们便有可能自己去探索并最终找到一种与观众沟通和共鸣的方法。”

　　■ 院团建制也有影响：

　　流派讲究个人色彩而院团突出整体实力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解放后，我国文艺表演团体从以前的戏班化、个人化向院团制发生了转变，剧团和演员不用再像以前那样为生计绞尽脑汁，客观上讲竞争比以前弱了许多，解放前那种纯粹由市场竞争带来的发展空间逐渐变小，这也成了制约流派产生的制度性原因。

　　除院团体制外，傅谨认为艺术制度从演员中心制变为导演中心制也成为了另一制约因素。“流派的核心是演员，表达个人风格的剧目自然不可或缺，这就需要有以某个人为中心创作的剧目，当然这不一定是新戏，能够凸显某人风格的老戏也是可以的。然而现在院团体制的创作不仅不主张强调演员的个人风格，相反每个作品都有着导演强烈的个人风格在里面。”

　　傅谨还有一句经典的调侃，就是把作曲都开除了，流派也就产生了。“演员光靠演和唱是形成不了自己的流派的，必须要有自己的腔和曲。以前的创作是没有作曲的，程砚秋是王瑶卿在帮他编腔，很多演员都是和琴师反复沟通琢磨自己的声腔，但无论怎么编，都要符合自己的声音和情感设计。而现在的作曲不能说完全不考虑，但可以说几乎不考虑演员个人的声音特色，现在的京剧演员也几乎没有什么自己的声音风格可言。”

　　■ 条件优越滋生惰性：

　　现在的演员容易丧失自我要求和约束

　　北京京剧院院长王玉珍表示：“这么多年之所以没有新流派产生其实不光是体制的问题。院团体制不同于以前的戏班，以前是以角儿为中心，自己挑班再寻求合作者，演员根据自身条件来排戏、设计唱腔，久而久之便有条件形成流派。其次，过去的演员是指着唱戏吃饭、养家糊口的，必须有真东西才行，别人没有的我有，别人有的我得更好，大家是在互相竞争中越来越好的。当时四大名旦是较着劲儿排新戏，这也带动了新剧目的创作，有了代表剧目也就有了流派形成的可能。相比之下，现在的演员可以说条件要优越许多，对自身缺少要求，又没有有效的激励机制，自然难有更大的作为。不过流派产生实在是一个复杂的催化过程，除体制外，现在的艺术门类太多、太繁杂，人们可选择的娱乐方式也更多元，这些都是新流派产生难以突破的瓶颈。”

　　■ 懂行观众少最不利：

　　没有观众支撑，流派就没有意义

　　虽然近几十年来尚没有新流派产生，但“有实无名”的现象也并非没有。在很多场合，刘长瑜、张学津、李维康、于魁智等人的名字常常作为具备了新流派产生的条件而被提及。在很多专家看来，他们的唱腔、做派不同于前人，有自己的个性，完全具备了产生新流派的条件，但至今却没有自成一派，个中原因很多，既有梨园行的规矩，又有个人的局限，以及戏剧生态的不佳。

　　在傅谨看来，观众在流派产生的过程中其实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现在能够辨别好坏的观众太少了，很多人能够分清是什么剧种就已经很不错了，可以说现在的中青年演员已经丧失了非常大的观众群体。然而流派没有观众的支撑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流派是在演员的表演与观众狂热的拥戴互相激荡下产生的，更是在演员和观众相互间给予和接受的过程中形成的，现在的演员大多没有这样的机会。”

　　王玉珍也认为，京剧在人们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大不如前，“上世纪70年代末，我们在吉祥戏院演出《雏凤凌空》时，买票的队伍都排到东风市场里了，现在则很难出现这样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