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清历代城址变迁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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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城市临清历代城址变迁考略
周嘉（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
内容提要：临清是一座拥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它“因水而名”，“因河而城”，后又“因漕而兴”。由于水患、兵燹、政治、经济等因素，临清县名几度变更，城治数易其位，城址也多次迁徙。临清城的历史发展脉络可以从早期历史、建置时代和漕运盛时三个宏观时段来考察。临清城址的迁建始终在河水两边摆动，其命运维系于“水”。临清成为运河商业都市之后，对城池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与扩建，突破了治所城市的局限，并最终定型为砖、土二城相连的“宝瓶城”。
关键词：运河城市临清古城城治城址
临清是山东省历史文化名城，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它在远古时代为“有鬲氏”部落范围[1]，在夏朝时为古九州之一的兖州之域。《尚书·禹贡》有“泲、河惟兖州”的记载，“泲”指济水，“河”指黄河，“言此州东南据济水，西北距河”[2]，而临清即在此范围内。商末属纣畿内陆，史载殷纣王“盈钜桥之粟”[3]，“聚乐戏于沙邱”[4]。钜桥始建于商代，位于今河北省曲周县东北，横跨漳水，临清西境即与曲周接壤。临清又为古沙邱地，《毛诗谱》曰：“邶鄘卫者，商纣畿内，方千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贡冀州太行之东，北踰衡漳，东及兖州，桑土之野。”[5]春秋战国时期隶属齐州卫地，后属赵国。秦时属钜鹿郡，汉承秦制始置县，隋唐以来废置相寻。明代为东昌府属县，弘治二年（1489）升为州。清顺治元年（1644）为临清州，乾隆四十一年（1776）升为直隶州，民国降州为县。
临清境内有三条古河流经：清河从西南而东北沿西部边境而过，会通河由东南而西北从境域中部穿过，马颊河自西南向东北沿东部边境而去。黄河主、支流亦曾数次流经此地，清河、会通河多次与黄河合流。自明代黄河南徙后，清河、马颊河皆与海河汇流入海。自古以来，临清就与“水”结下不解之缘，“临清”之名缘于古代清河，有“临近清河”之意。历史上的几个古城均傍河而建，临清可以说是“因河而城”。随着元、明、清三代对会通河的开挖与整治，临清成为漕运咽喉之地，逐渐成长为运河沿岸工商业发达的城市，临清又是“因漕而兴”。由于水患、兵燹、政治、经济以及决策等原因，临清县名几度变更，城治与城址位置也数易其位。考察历史时期临清城址的变迁脉络，对于古代经济城市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古城址的探索也是古城遗址大面积发掘的准备工作，笔者利用相关文献资料，结合田野调查以及出土文物，对临清古城名城、位置、规模和布局等提出初步意见，以期抛砖引玉。
图1 临清历代城址位置示意
资料来源：基于百度地图作者自绘。
一 早期（春秋至汉代）临清城址的起源
春秋时期，临清境内出现了历史上第一个有人聚居的城镇，史称“贝丘古城”，其遗址在今天山东省临清市大辛庄街道办事处近古村西南约200米处。据该村《常氏家谱》记载，常姓于明万历三十九年（1613）在此开设店铺，命村名为“常店”。至清雍正九年（1731），因村址紧靠贝丘古城遗址，村民集议将村名改为“近古村”。[6]贝丘又作“贝邱”，《说文解字》解释“丘”为“土之高也”，《尔雅》又云“四方高中央下亦曰邱也”。在古代，人类聚居的地方多称为丘，仅见于《春秋》和《左传》记载的将近40个[7]，如春秋时期的清丘、葵丘，战国时期的沙丘、废丘、宛丘、顿丘，不胜枚举。这里涉及一个重要的水与城建历史问题：城郭建于“丘”，既因据水利，亦因防水患。换言之，所谓城“丘”者，乃因近水之高地而建。
黄河泛滥是危害临清境内居民生存的最大天灾，人们以高地土阜聚居避之。“周定王五年（前602），河决宿胥口，在今濬县西南，出濬、滑之间，循今之卫河即漳水，掠大名、临清，循南运至天津入海，是谓初徙。”[8]这是黄河的首次改道，在今淇河与卫河合流处，行经路线大体似今卫河左右，史料同时也指出流经的几个重要城镇，其中就有贝丘[9]。汉代又在此置城，时封清河王于清河郡，于是改清河郡始置为清河国，治所由今河北省清河县境迁入此处。据《太平寰宇记》云：“贝丘在今县东南十五里，有汉贝丘县故城存，城中有贝丘，髙五丈，周回五十步，兼有后汉贝丘长博陵刘伯言、北海苑盖兴二碑，并文磨灭。”[10]据当地老人讲，五十年前遗址高出地面数尺，南北有几十丈长，面积约存500亩上下，东、南两段还可看出城的规模，砖瓦块亦随处可见。[11]
临清境内的贝丘虽史料记载无多，但自两汉迄宋历代均对其记忆犹新，概因之为黄河故道和今道分流处的地理界标。正如宋人张洎所说：“禹以大河流泛中国，为害最甚，乃于贝丘疏二渠，以分水势：一渠自舞阳县东，引入漯水，其水东北流，至千乘县入海，即今黄河是也；一渠疏畎引傍西山，以东北形高敝坏堤，水势不便流溢，夹右碣石入于渤海。”[12]
二 建置时代（西汉至金元）临清城址的迁徙
（一）清渊古城
临清置县始于西汉，汉高帝年间（前206~前193）置清渊县，隶属于冀州魏郡。后历两汉、三国、西晋至十六国后赵建平元年（330），存在时间长达500多年。古清渊县治所当在今河北省馆陶县的青阳城（今青城村）处。《山东通志》载：“青阳城在县（馆陶县）西十里马头渡，相传汉冯异追铜马贼于此。”[13]《馆陶县志》载：“清渊县故城在县西北十三里，汉置县，属魏郡，俗曰清阳城。”[14]
实地调查可发现青阳城村附近地势高亢，有一条明显的河流痕迹绕其侧自西南而东北流过，这条河流就是历史上的清水河。据《水经注》记载：“清水出河内修武县之北黑山”，“东北过获嘉县北”，“又过汲县北”，“又东入于河”，“又东北过馆陶县北”，“又东北过清渊县”[15]。结合考古发掘，这里曾集中出土一批汉代陶器，数量之多、品位之高实非普通民众所能拥有，说明了青城村一带确系汉代政治活动中心，也有力地证明了此地为古清渊县治所的可能性。
那么，清渊县因何而得名呢？“淇水又东径清渊县故城西，又历县之西北为清渊，故县有清渊之名矣，世谓之鱼池城，非也。清渊县有清渊城。”[16]淇水本是黄河支流，在今河南淇县以东汇入黄河，清水从西南来与淇水汇合流向东北。河水流至此地，聚而成渊，城之西北有清渊潭。因河水在此地域分流汇集，形成水内有城、城中有水的景观，“清渊”之名由此而得。
（二）清泉古城
西晋咸宁年间（275~279），改清渊县为清泉县，隶属司州阳平郡。后赵建平元年（330），又改清泉县为临清县，隶属司州建兴郡。“临清”之名始于此，有临近清河之意义。《水经注》载：“置临清县于水东，自赵石始也。”[17]临清县城在“水东”，也就是在卫河以东，俗曰“水东临清”。卫河古称“清河”，在馆陶境内漳河与卫河交汇后合称“卫运河”。[18]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一年（497），复设清渊县，隶属司州阳平郡，治所在今冠县东北40里的清水镇。隋开皇六年（586），析馆陶县、清渊县各一部分置冠氏县（今冠县），这样清泉城便从临清行政区划中析出。
清水镇曾有清渊泉，又称清水泉。“清渊泉在临清县清水镇，今州东四十五里”[19]，水清甘冽，而清泉县、清水镇均因之得名。如今在该镇尚可寻到残存的围子和城垣，据当地老人讲，民国时期古城围子颇为壮观，城墙上尚能跑马。当地农民在挖地窖子的时候，还能挖掘出古时的残砖墙基和陶瓷瓦片。清泉古城的城垣在道光年间进行过重修，只是到清末逐渐颓圮。《冠县县志》记载了民国时期的修筑情况：“民国六年重修，围廓墙濠悉如旧制，惟添修东西门各一，南关及西关门各一，南北门上均有门楼，南门仍名关洛要径，北门仍名燕冀亨衢，南关门曰丽泽，南东门曰映岱，北东门曰怀安，南西门曰信成，北西门曰悠久，西关门曰阜财，南关围墙一百丈，西关围墙一百丈，高与大墙等。”[20]
（三）临清古城
在北魏太和二十一年复设清渊县的同时，另于县西40里置临清县，治所在今临西县仓上村东附近一带。仓上为北魏临清县城的粮仓重地，古城遗址内陆势平坦，土地肥沃，非常适合粮作种植，素有粮仓之称。当时，清水镇的清泉古城与仓上村的临清古城同时并存。考《水经注》云：“（北魏）又别置临清县于水西，与后赵之临清并非一地。”[21]康熙《临清州志》载：“（临清）旧城自后魏始，在卫河西，土人曰旧县集者。”[22]北魏时期的临清古城俗称“水西临清”，与“水东临清”遥相呼应。
“水西临清”到唐宋时期盛极一时，此时的临清城东西宽1.5公里，南北长3公里，面积约计4.5平方公里。遗址范围东至跃进渠（古永济渠），南至联结渠南300米，西到县官仓，北到古城墙。城西紧邻隋唐大运河北段的永济渠，因而此地也是古代建仓储粮的好地方，当时永济渠东河沿建有大型码头和官仓。官仓之东现称“堂台子”的地方为县城署衙所在[23]，在考古调查中，这里曾出土大量隋、唐、五代和北宋历史时期的砖瓦、瓷器、陶皿等，足以证明这一点。县衙北建有钟鼓楼、文庙、武庙、奶奶庙等。如今，北城墙、北城门遗址尚存，且有一段半米多高的城墙残垣，夯土层明显。
“水西临清”古城存在时间长达600多年，不过在这期间，临清县治曾有一段时间划归宗城（今威县）。宗城始建于隋仁寿元年（601），金天兴三年（1234）废。宋熙宁四年（1071），黄河在大名决口，“七月辛卯，北京新堤第四、第五埽决，漂溺馆陶、永济、清阳以北”[24]。大名时为陪都称“北京”，三省六部一应俱全。史载：“宗城，畿，熙宁五年省临清县为镇入焉，当年复旧，寻以永济隶临清。”[25]黄河洪水将临清县城淹没，县衙也被冲毁，不能正常办公，遂暂时降县为镇并入宗城县，当年末待县衙修好后，又恢复了临清县。
仓上村所在区域地势较低，“其地洼下特甚”[26]，俗传叫“月洼”[27]，现今仍能见其轮廓。此处曾建有一寺叫“月洼寺”，尚有遗址可考。同时，由于几条河流在此相汇，这里一直是水灾最严重的地方。北宋末年，黄河决口，多次从县境北流，临清古城本来处于洼地，再加上黄水泛滥，以致尽败庐舍，城内倒塌殆尽。金天会五年（1127），为避水患，临清县治所自仓集镇迁徙至卫河东岸的曹仁镇（今临清市旧县村），在此设河仓以储粮粟，逐渐发展成为御河上的经济大县。《金史》载：“临清有河仓，镇一曹仁。”[28]曹仁镇为运河岸边的漕运粮仓所在地，这当为迁治的另一重要原因。不过，值金元之交的战乱，如此经济大县渐趋萧条。有关元代临清县治的记载只见于《寰宇通志》：熙宁间，“废临清为镇，寻复置，后徙于县东南四十里曹仁镇，元因之。”[29]则元代临清亦治曹仁镇。
三 漕运盛时（明清至近代）临清城址的拓建
（一）临清砖城
元朝建都大都（今北京）后，“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30]，遂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开凿会通河，“起东昌路须城县安山之西南，由寿张西北至东昌，又西北至于临清，以逾于御河”[31]。会通河在曹仁镇以北约五公里处与御河交会，这个交汇点遂成为南北水运之枢纽，于是商贩之夫日益屯聚，迅速发展成为一个新兴的集镇，因位于会通闸之侧，命名为“会通镇”。在永乐九年（1411），明王朝重新疏浚会通河，漕粮悉由大运河运往京、通二地，“从徐州至临清几九百里，过浅船约万艘，载约四百石，粮约四百万石，若涉虚然”[32]。临清地位更加突出，成为“挽漕之咽喉，舟车水陆之冲”[33]。
会通镇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其繁华程度已远超当时的县城曹仁镇，因此，明洪武二年（1369）遂迁县城至会通镇。当然，迁城的目的也是为了躲避水患，同时出于方便管理漕运、督造粮仓。“徙县治汶、卫环流之中”[34]，临清县治所自曹仁镇北移至中洲（当时属于会通镇）临清闸处（今市区考棚街纸马巷），“自鳌头矶迤西，凡在汶、卫二水之间者曰中洲”[35]。由于临清所处的战略和经济地位非常突出，又因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之变”发生，出于防务之需，景泰元年（1450）始筑临清砖城，选址在会通河北支流东北方向地势高亢之处，遗址范围为今市区曙光路、红星路、大众路和解放路所围成的区域。纸马巷遂成为县治遗址，如今仍有古建筑门楼一座，其上为挑檐阁楼，其下专设砖门，门楣上镶嵌“县治遗址”字样。当时，砖城的城墙“高三丈二尺，厚二丈四尺，围九里一百步”，城门“东曰武威，南曰永青，西曰广积，北曰镇定”[36]。城墙上设戍楼8座，戍铺46处，为方便守城人马上下城墙，还特设蛾眉甬道。城墙外绕以护城河，深、宽均为9尺。临清市文博专家马鲁奎先生曾实地考察，发现所用城砖多系明代临清砖窑制造，每砖都引有“临清城砖”字样。砖城肇建告成后，治所遂又迁至砖城内居中偏西南处，并以此为营建坐标参照点，“左建帅府，以居总戎，其余藩宪、分司、卫所、县邑、学校、仓廪，凡百司局，各以位置”[37]。
图2康熙年间临清州城
资料来源：康熙十二年《临清州志》。
砖城奠定了明清两代主要作为行政空间的临清城郭的格局，其后虽屡有维修，但城郭形态并无太大改变。明清以来迄民国时期，临清砖城的维修主要有如下数次：明弘治八年（1495），兵备副使陈壁增对城墙增建矮墙，修筑月牙城，即城外用来屏蔽城门的半圆形小城，并在城门处修建石桥，桥随城门名分别称为武威桥、永青桥、广积桥、镇定桥。明正德五年（1510）兵备副使赵继爵、八年（1513）兵备副使李充嗣、嘉靖十五年（1536）兵备副使张邦教、清顺治十年（1653）副使傅维鳞、康熙二十四年（1685）知州佟世禄等人，先后对部分倒塌的城墙、毁坏的城楼、堵塞的城濠等进行修缮和疏浚。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知州戴知诚大规模重修城墙，除保持景泰元年初修城墙时所采用的城垣内外由城砖镶包、中间用土夯填之法外，又将城墙改建为高三丈一尺、下厚二丈五尺、上厚一丈五尺的金字塔式样梯形城墙，使城墙的稳定性和坚固性得到加强。清同治十一年（1872），州牧王其慎兴工修葺城墙。民国5年（1916），县知事阮忠模小规模修葺城墙，并在东西隅增建魁星戍楼。民国21年（1932），县长徐子尚在西南隅另辟博源门。[38]凡此兴修，主要是修补城墙，重修、改建或增建城楼，加修防御设施，于城垣则并无改变，因而也就不会改变城垣外郭形态。
（二）临清土城
明弘治二年（1489），临清县升为直隶州后，“城西及南隅，商贾丛集，自弘治而后，生聚日繁，城居不能什一”[39]，因而在中洲与运河两岸地带，逐渐形成新的居住与商业空间。明正德五年（1510），以刘六、刘七为首的农民起义军由河北攻入山东，先后重创济宁、博平、夏津，并攻陷武城、高唐，对临清形成半月形包围。于是，兵备副使赵继爵组织军民在会通河与砖城之间掘堑濠、筑土围，当时这道土围子称为“边城”，亦名“罗城”，此为营建土城之始。
嘉靖二十一年（1542），大学士丘浚曾分析临清地理形势道：“临清乃会通河之极处，诸闸于此乎尽，众流于此乎会，且居高临下，水势易泄而涸速，是凡三千七百里之漕河，此其要害也……东控齐青，北临燕赵”[40]。为此，他提出占据中洲、跨河为城的构想，请求进一步修筑土城，后来经过46天的时间得以竣工。这次修筑是在原边城围墙基础上拓而广之，起于砖城东南隅，止于砖城西北隅，延袤20多里，跨汶、卫二水，呈一弯月形，俗称“玉带城”。城门有6个：“东曰宾阳、景岱，西曰靖西、绥远，各有月城，南曰钦明，北曰怀朔。”[41]同时，还开辟了3个水门，分别为东水门、南水门和北水门。无论城门和水门，其上“各建戍楼，对峙其上，为戍铺三十有二”[42]。上下城墙的通道、守城士兵战守之屋室、护城河的深阔和城墙的高厚，均与砖城相差无几。相对于新城，史称原先的砖城为旧城，故砖、土二城亦有旧城与新城之称。
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王伦起义军血战临清月余，土城损毁严重。叛乱平息后，土城得到一定程度的修复。咸丰四年（1854），太平军将领林凤祥率军攻陷土城，再次重创城墙。同治二年（1863），黑旗军领袖宋景诗率军也曾攻破土城。百年内，临清“迭经兵燹，元气不复，城中人烟寥落，非复当年繁盛矣”[43]。二十世纪以来，特别是1937年抗日战争前后，劣绅土豪乘机肆意破坏城墙。1945年临清解放后，政府号召拆除城墙，临清城墙逐渐消失。
图3民国年间的临清城
资料来源：民国23年《临清县志》
四 余论
临清城址变迁的历史已如上述，现从城址迁建、商业都市以及城市造型等方面，对临清运河城市的特点进行整体性探讨：
（一）临清城址的迁建。临清城址之所以多次迁徙，地理环境起到的作用较为突出。《管子·乘马篇》云：“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这是古代城市择址时对地理环境提出的要求。此地河水资源相对丰富，古清河从其腹地穿过，《战国策》载苏秦说齐曰“西有清河”，说赵曰“东有清河”，即指此河。城治与水体之间的地理空间关系，从地名上亦可反映出来，“临清”、“清渊”、“清泉”等称谓皆因水而名。临清城的历史因河而兴，得水而灵。不过，临清地处黄河下游平缓低洼地带，凡有水患定会首当其冲，暴虐的黄河历史上几经光顾。而卫河河床弯曲狭窄，行洪能力有限，每遇上游地区连降暴雨，行洪超过河道容量，就泛滥决口成灾。所以，临清一域从聚落发展为城市，城址几经迁徙，始终在河水两边摆动，其命运维系于“水”。
（二）典型的运河商业都市。临清是隋、元两代大运河的交汇点，其地理位置相当重要。大运河始经临清在隋炀帝大业四年（608），由洛阳经临清到天津直抵涿郡（今北京），是谓“永济渠”。元代对大运河进行“弃弓走弦”的线路改造，开通了从济宁到临清的会通河。从此开启了漕运的繁盛时代，临清成为南北水运的枢纽。临清在明朝嘉靖、隆庆、万历年间最为兴盛，是全国著名的商业城市。临清繁荣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城池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与扩建。景泰年间始筑砖城于会通河之东，正德年间扩城范围位见记载，“据地望判断，不会超出会通河东”[44]，一直到嘉靖年间扩筑土城后，临清城的规模才最终定型。
砖、土二城形成了界限相对分明的两个社区，一个是以官署、粮仓为主体的行政社区，一个是中洲地区与砖城紧密相连的商业社区。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传统中国的城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行政、军防为主要功能的“城”，另一类是在“城”之外发展起来的经济市镇。[45]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认为这两类是一体的，只不过市镇是“城”得以形成的基础。[46]临清的城市发展史基本上支持了施坚雅的看法。按照城市空间形态方面进行考察，临清当属复式城市类型之一种，是在运河两岸的沿河集合城市，带有砖城和土城两个都筑有城墙的组成部分。如果从城市形成过程中职能扩张与整合的角度出发，临清又可以视为一种拓展型城市。临清先是因应军事、政治或行政管理的需要始筑砖城，同时，由于商业发展在原城郭之外逐渐形成商埠，土城是在砖城附近逐步拓展而形成的，因而突破了治所城市之局限的意义。
（三）临清城市的造型。在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中，县城、州城的营造均有一定的体制，大略为四方形，这是政治城市的特色。临清自明代以来，转变为全国性商业都市，其城池因地制宜，顺应河势，不拘一格，形制为二城一池，防御体系日臻完善。砖城以广积仓为基础，“故其西北凸出，俗谓之幞头城”[47]，当地百姓又称之为“纱帽城”。砖城四座城门均不相对，四条大街皆不直通，因而形成一个卍字形。砖城四周掘以又宽又深的护城河，并建筑四座桥对应于城门，桥名以城门名命之。护城河里的水主要来自运河，护城河通过月河与运河相连。月河即小型水柜，当运河水涨之时，河水流入月河，枯水之际月河里的水再补给运河。土城横跨运河两岸，按照卫河以及会通河两条支流不规则的弯曲形状，在河外加阔开深堆筑而成。二城相连形似“葫芦含丹系玉带”，因而临清城市造型是一个宝瓶城。[48]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运河城市的空间形态及生命历程研究——以临清为中心的历史人类学考察”（项目编号：15YJC840049）阶段性成果，同时亦得到山东大学博士后日常经费项目的资助。
[1]李白凤：《东夷杂考》，齐鲁书社，1981，第20页；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1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10页；《民国山东通志》编辑委员会编《民国山东通志》第1册，山东文献杂志社，2002，第227页。
[2]（汉）班固：《汉书》卷28《地理志》，中华书局，1962，第1525页。
[3]（汉）班固：《汉书》卷28《地理志》，中华书局，1962，第1265页。
[4]（汉）司马迁：《史记》卷3《殷本纪》，中华书局，1982，第105页。
[5]（汉）郑玄：《毛诗谱》，清光绪四年（1878）淮南书局刻本。
[6]临清市地方史志办公室编《临清乡村概况》，五洲传播出版社，2003，第411页。
[7]辛德勇：《黄河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93页。
[8]（民国）杨启东修，赵梓湘纂《青城续修县志》，民国24年（1935）铅印本。
[9]张含英：《明清治河概论》，水利电力出版社，1986，第13页。
[10]（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54，四库全书本。
[11]中国商检报社聊城出版发行中心编《大京九博览》，中国城市出版社，1997，第255页。
[12]（元）脱脱：《宋史》卷93《河渠三》，中华书局，1977，第2318页。
[13]（明）陆钱等纂修《山东通志》卷9，明嘉靖十二年（1533）刻本。
[14]（清）郑先民修,耿愿鲁纂《馆陶县志》卷1，清康熙十四年（1675）刻本。
[15]（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9，四库全书本。
[16]（明）王命爵等修,王汝训等纂《东昌府志》卷43，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刻本。
[17]（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叶光庭、叶扬译：《水经注全译》（上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第328页。
[18]徐登阶：《卫运河演变初考》，《临西文史》1989年第2辑。由于历史上多次变迁，卫运河历代名称不一，战国前称“清水”“清河”“卫河”，汉魏时称“白沟”，隋代称“永济渠”，唐宋时称“御河”，元明清称“卫河”“御河”，新中国成立后称“卫运河”。
[19]（明）姚本纂修《冠县志》卷1，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刻本。
[20]（民国）陈熙雍等纂修《冠县县志》卷2，台湾成文出版社，1968，第216~217页。
[21]（清）赵一清：《水经注释》卷9，四库全书本。
[22]（清）于睿明、胡悉宁等纂修《临清州志》卷1《城池》，清康熙十二年（1673）刻本。
[23]杨遵义：《关于临清古县衙“堂台子”遗址的调查》，《临西文史》2002年第5辑。
[24]（元）脱脱：《宋史》卷92《河渠二》，中华书局，1977，第2281页。
[25]（元）脱脱：《宋史》卷86《地理二》，中华书局，1977，第2122页。
[26]（清）赵一清：《水经注释》卷9，四库全书本。
[27]临西县地名办公室编《临西县地名志》，内部资料，1983，第55页。
[28]（元）脱脱：《金史》卷26《地理下》，中华书局，1975，第629页。
[29]（明）陈循等纂修《寰宇通志》卷72《东昌府临清县》，玄览堂丛书本。
[30]（明）宋濂《元史》卷93《食货一》，中华书局，1976，第2364页。
[31]（明）宋濂《元史》卷64《河渠一》，中华书局，1976，第1608页。
[32]（明）何乔远：《名山藏》卷49《河漕记》，《续修四库全书》第42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436页。
[33]（清）张度、朱钟等纂修《临清直隶州志·邓希曾序》，清乾隆五十年（1785）刻本。
[34]（清）于睿明、胡悉宁等纂修《临清州志》卷1《城池》，清康熙十二年刻本。
[35]（清）王俊、李森等纂修《临清州志》卷2《山川》，清乾隆十四年（1749）刻本。
[36]（清）王俊、李森等纂修《临清州志》卷3《城池志》，清乾隆十四年刻本。
[37]（清）于睿明、胡悉宁等纂修《临清州志》卷4《艺文》《临清建城记》，清康熙十二年刻本。
[38]以上参见马鲁奎《临清城墙》，《临清地方史志》1988年第1期；张旋宇主编《运河名城·临清》，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第107页。
[39]（清）张度、朱钟等纂修《临清直隶州志》卷2《建置志》，清乾隆五十年刻本。
[40]（明）陈子龙辑《皇明经世文编》卷71《漕运河道议》，明崇祯十六年（1643）刻本。
[41]（清）王俊、李森等纂修《临清州志》卷3《城池志》，清乾隆十四年刻本。
[42]（清）王俊、李森等纂修《临清州志》卷3《城池志》，清乾隆十四年刻本。
[43]（民国）张树梅、王贵笙等纂修《临清县志》卷7《建置志》，民国23年（1934）铅印本。
[44]杨正泰：《从地理条件的变化看明清临清的盛衰》，李蓝生、杜明德主编《运河明珠——临清》，山东省地图出版社，2001，第15~22页。
[45]参见费孝通《中国绅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第61页。
[46]参见〔美〕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2000，第327页。
[47]（清）张度、朱钟等纂修《临清直隶州志》卷2《建置志》，清乾隆五十年刻本。
[48]以上参考刘英顺：《临清胡同文化》，中国作家出版社，2015年。本文在写作与发表过程中，得到临清市政协委员、临清运河文化保护协会副会长、临清胡同游发起者刘英顺的帮助，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