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设定高远理想，不如追问当下活得怎样 | 新书首发

编者按：

政治哲学是一种理性的活动，唯有说理，才能趋近于更妥当的认知，也唯有靠说理内在的普遍主义性格，我们才能平等地考虑所有相关者的利害。在最新上架的《动情的理性：政治哲学作为道德实践》一书中，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员、《思想》杂志主编钱永祥先生在此基础上，格外强调了政治哲学的“情”的面向。他认为，政治哲学的理性必然源自“情”的鼓动，即人世间的无数歧视、压迫与苦难另我们感到不忍与不甘，由此动情之后发为关怀与在意，从而激发实践的介入。

这种对政治哲学情理兼顾的双重性格的标举，为政治生活注入了道德思考的成分，也成为作者重新厘清自由主义价值认定的起点。作者指出，在政治哲学的各个取向之间，自由主义最为充分地表达了一种人本主义，即“个人具有最高价值”的道德意识，这是一种对人性、对世界的特殊看法，也是一种对于价值之间的高下如何做判断的抉择。正是出于这种人本主义，自由主义对于政治的价值和制度提出了相应的要求。

时隔6年，在为本书大陆版最新写就的后记中，钱先生再次强调了这一堪称全书立足点的、对于“人”的设想方式。新书首发之际，我们摘选这一后记，希望带领读者从人本主义如何理解“人的生活”，这种对于人的理解为何重要，它又如何挑战了政治哲学应该采取的态度等根本问题出发，梳理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并回应其在当今中文世界所面临的种种质疑与挑战。

《动情的理性》后记

文/钱永祥

节选自/《动情的理性》

《动情的理性：政治哲学作为道德实践》于2014年在台湾问世。这本书用中文探讨政治哲学问题，当然很盼望有机会与同样读写中文的大陆同道切磋。事实上，书中的不少章节，涉及了自由主义、普遍主义、哈耶克的演化论、施密特的政治观、施特劳斯对现代性的批评等，都是大陆学界所高度关注的议题，我在当初写作时即以大陆的相关争议为语境，也以大陆读者为对象。如今本书终于在大陆出版，能让大陆读者读到此书，我还是为了夙愿得偿而感到高兴。

在今天重读这些旧作，难免要自问：书里的观点是不是已经过时了？或许是因为几年来自己的关注移转到了其他主题，我发现昔日的观点并不需要很大的调整。我甚至相信，本书所提出的一些想法，例如如何掌握自由主义的道德意识，普遍主义究竟主张什么，普遍主义与相对主义、多元主义的关系，演化论所造成的道德评价难题，“承认”与多元文化主义的界线，还有对“美好生活”这个概念的检讨等，仍然有其一得之见。我的论述很可能无法令读者满意，但我盼望他们会觉得有一些参考的价值。

如今看来，原书最令我觉得不足的部分，应该是“导论”。问题出在我想用“导论”综合性地表达一些基本的观点，于是在有限的篇幅中，谈到了正面道德与负面道德的对比，谈到了政治与道德的关系，谈到了情感（特别是同情）在政治哲学中的角色；这些都是过于庞大的题目，需要更深入、更分析性的论证，当时与今天都力有未逮，只能寄望于来日。不过“导论”曾经提出一种设想“人”的方式，堪称全书的立足点，如今利用书后篇幅，我想稍做补充，提请读者注意。

在“导论”中，我提出了“人本主义”这个观点，分别说明了这种人本主义如何理解“人的生活”，以及这种对于人的理解如何挑战政治哲学应该采取的道德态度。我强调，所谓“个人”，不能简化到人格、理性、意志等从具体生活抽离出来的单薄概念。所谓具体生活，是指每个个人的一生都在过一场有起始有终点的生活，生老病死是其必然的结构，每个人都有需求与向往，在日常生活中历经各种感受与遭遇，有的人尽力追求终于有所成就，但多数人得承受各种剥夺、挫败与伤害，不能够充分发挥生命赋予的众多可能性。因此，针对每个个人，与其设定高远的人生理想，不如踏实地追问“活得好不好”。关怀个别个人的生活情况，乃是道德的第一要求。政治哲学的道德关怀，就表现在如何针对政治制度思考，设法回答这个问题。一种政治哲学，如果接受人本主义，承认“个人具有最高的价值”这个原则，其实就是强调“活得好不好”这个问题乃是政治哲学最重要、最需要优先考虑的道德问题。沿着这个思路，我希望把政治哲学拉回现实人生。

钱永祥老师

但是，我在书中对“人的生活”这个概念的描述，浮泛而缺少理论的架构。其实理论架构是现成的：我可以直接借用努斯鲍姆所提出来的一种她称为“厚实、含糊的人性观”，一样可以表达我的想法，读者也可以得到一种相当成熟的理论范式作为参考。在我看来，这种源自亚里士多德以及马克思的人性观，比起一般关于人性的想象有一个突出的特色（更是优点）：它不用心灵、理性、自我意识等不着形体的概念界定人性，而是从物种的角度看人，把人的生命看成马克思所谓的“物种存有”（类存有，species being），从而人类与众多动物一样，是一种肉体生命的形态。但是人类进行生命活动自有其属于人类的方式；人类的特色并不在于我们不从事其他动物所做的事，也不在于只有人类会思考、会推理、会说故事，或者如18世纪维柯所言，会结婚、会宗教崇拜、会埋葬死者。从物种的角度出发，可以看出人类的生命涵盖了生物的面向、动物的面向、理性与社会的面向，甚至超越的面向。从物种的角度，方能够把人性的这些面向都纳入视野，“人”的存有才能呈现其应有的厚实。这种人性观设法寻找人类生存一些必备的状态与活动，努斯鲍姆称之为“运作”（functionings）。她列举出来的运作，包括了活着（“活”本来就需要勉力而为），肉身机能（饮食、营养、遮蔽身体、性生活、移动），感知到愉快与痛苦，进行认知（知觉、想象、思考），从幼小时期长大成人，从事评价、选择与创造，与其他人类建立各种关系，与其他动物以及大自然互动，从事娱乐休闲，等等。这样的人性观仍然保持着模糊性格，因为随着时代、环境、发展程度等条件，以及个人选择的不同，人类的运作不可能用一张清单罗列穷尽。不过，任何对人性的理解，都不能摆脱物种给人类设定的这些需求与限制。

在这里，我不能也不必讲述努斯鲍姆理论的全貌。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从物种的角度所理解的人性，要比政治哲学中诸如康德、罗尔斯、效益主义等理论所理解的人性观来得全面、厚实。进一步而言，努斯鲍姆强调，“物种”这个概念不仅是描述，也提出了评价性的标准；从物种出发的生命观，对于该物种所属个体的生活是可以判断其好坏、成败的，也即判断一个个体“活得好不好”。这是因为，只要对于“人类”这个物种有一些直观的认识，我们对于人类应该享有的生活状态与需要从事的活动，就掌握了一些明确但容许模糊、弹性却又不失其严格的标准，即使只是门槛意义下的标准。每一个个人都期待能在起码的程度上维持温饱与健康，生命安全受到保障，有机会受教育，培育认知与感情的能力，病痛时能找到医药，拥有生活所需的技能、常识和劳动机会，在社会上获得尊重与帮助，与他人能平等往来，知道如何表达情感，在公共生活中有立足之地，等等。当一个人在这些方面无法达到起码的标准，我们会说他并没有过上“人”应该过的生活。这时候，他失去了作为人不应该被剥夺的权益以及尊严；换言之，他活得不够好。这里所谓的“不够好”，不正符合了霍布斯所描写的“孤独、匮乏、污秽、野蛮、短命”的状态？

不容讳言，在世界各地，还有不少人陷身在这种“次人”的生活状态中，这是今天人类的道德意识必须因应的挑战。政治哲学根据这样的道德意识，设法落实“个人具有最高的价值”这项原则，其实是一种非常踏实、具有强烈现实感的道德实践。这时候，上述从物种角度出发的“厚实、含糊的人性观”，提供了很好的标尺，值得政治哲学的研究者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