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曲故乡昆山的第一部昆曲志
□杨守松
编写《中国昆山昆曲志》，是一项“工程”。
最早是昆山市档案局的两位局长来我的工作室，说及此事。太好了！但说实话，当时心中并没有底，后来感觉他们非常认真，具体负责的副局长徐秋明，始终在为此辛勤地付出，就想，有戏了。
当然，深知编写的难处，所以本人一开始就明确表示，由于带状疱疹后遗症，无法从事太多的文字工作，但是会用心，为志书的完成贡献一己之力。
众所周知，昆曲发源于昆山，可是，千百年来，昆曲在昆山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明清的方志，对此几乎阙如，倒是张大复的《梅花草堂笔记》有一些鲜活的记载，主要也只是写了梁辰鱼的一些活动。
顾炎武矢志抗清，创造了一个辉煌。之后昆山的文化却几乎一蹶不振，没有学者延续其文脉，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很长时间里，昆山的文化是有断层的。
正因为如此，要编写昆山昆曲志，的确是一个艰难的工程。没有先例，没有参照，必须从浩如烟海的史料典籍中去寻寻觅觅，即便看到蛛丝马迹也喜出望外。
主要是昆山几个退休的老人，凭着一份虔诚，一点记忆，各自提供了不少资料。所以说，如果现在不做，再过十年二十年，就如我采访过的昆曲老人一样，一个一个归去，那么，要编写昆山昆曲志，那恐怕就是空中楼阁了！
所幸我们这些七老八十的人还在，当代有些事是亲历的，编写起来至少省点时力。所以我们都很珍惜这个机会，各尽所能，各尽其力。
初稿，一稿，二稿，三稿……不知道修改了多少次，每一次都会发现问题，尤其是在体例和一些提法上，还有作为志书之“志”所必备的科学严谨的精神，以及记事不做评论尤其是不做结论的原则等等。还有对一些外界以讹传讹甚至“约定俗成”的提法，在志书中如何坚持求真求实，都经过集体讨论后方才确定，比如，关于“百戏之祖”，本人一向反对这个提法，因为昆剧之前就有南戏等等，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到唐玄宗时的“梨园”，所以，本人提议并得到一致认同，统一为“百戏之师”。如此等等。
其间或有微波，特别是对于一些事关重要的问题，往往分歧很大。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把旅游文化和志书混为一谈了。旅游文化不是“信史”。志书也不是某个部门某个单位的流水账。为了吸引游客，导游可以编造，但绝对不能把旅游说辞写进志书。如果这一点做不到，我宁可撤退。没有我的名字，怎么写都不碍我事。可现在已经被“绑架”了，不仅参与，还是“主编”！怎么可以做这样没出息的“主编”！所以几次想要“撤退”。因为的确，太难了！宁可退出，也不会放弃原则。
好在所有参与编写的人，都有一种兢兢业业的务实精神，大家共同努力，在方方面面的理解和支持下，一部前无古人的八十万字的大书《中国昆山昆曲志》，得以按原计划顺利推进和出版。
记得采访北昆周万江时，先生说过一句话：我作为一个昆曲人，一辈子做昆曲，遗憾的是，至今没有到过昆曲的故乡昆山！就想，具有同样感觉的肯定不只周万江，还有不少无法亲临昆山的昆曲人，至少可以通过这本志书，了解发源地昆曲的文脉，仰视昆曲的故乡昆山。
编写一本让昆曲人“朝拜”的志书，谈何容易！
值得一说的是，这本书请了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昆曲大辞典》主编吴新雷老师写序，炎炎夏日，老师怀着对昆曲的敬畏之心，以充满感情的笔调，洋洋洒洒写了一万多字的长文，而且成稿后又先后修改七八次之多！
尤其是，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孙家正同志，还破例题写了书名。
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昆曲。
当然，主要由于史料的缺乏，还有参与的人文化参差不齐，尤其是对版本目录学的陌生，所以问题是一定存在的，没有也不可能十全十美。
好在，我们做了，我们做成了。这是功德无量的一件大事。感谢档案局和给予资金支持的旅游度假区，感谢所有为编写这本大书作出努力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