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接受香港《大公报》记者孙志采访实录（2020,5.25）

记者：注意到您在接受其他媒体采访的时候已经说及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未提经济增速目标问题，那能不能再说一下这是不是出乎您的意料呢？因为学界有的看法是应该设一个增长目标，否则就像考核没有量值的话不利于大家去把握这个事情？

贾康：关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不提年度经济增速目标的处理，过去我听到过有这样的建议，现在决策层采纳了这个建议，总理报告里已有清晰的说明，就是考虑到今年的不确定性太明显了，不提这样的经济增速目标，有利于大家更好聚焦于“六稳”、“六保”，去达到今年特别“突出重点”的一些工作目标——这些工作目标总理报告里都有交代。换句话说，这些已经明确的工作目标，它们实际上跟经济增速之间是有内在关系的，还是作为一系列重要的目标必须争取在年度内实现，所以，逻辑上讲，我们不能因为不提增速目标就认为增速无足轻重，可有可无，可以不放心上，不能这么理解。主要还是在有巨大不确定性的特殊年度，我们要更集中注意力抓好“六稳”、“六保”和报告里更强调的其他一些指标。举个例子，最需要保住的就是就业，政府工作报告里非常明确地提出本年度要有900万人以上的新增城镇就业。这方面其实可以做个换算。我们做宏观经济研究的人都知道，过去在2010年以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是两位数以上，那时候就说每年要新增一千万个城镇新增就业岗位，而且强调这是基本民生的保障，是维护社会稳定最主要的支柱。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一个经验性的说法，经济增速是10%的话，每一个GDP新增百分点要贡献一百万个城镇新增就业岗位；到2011年开始“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而经济增速一路下行的过程中，一直走到2019年，经济增速已经落到6.1%了，但是看看最近这几年，2015年以后——增速只有7%左右再降到6%这样一个比较低的水平，而我国每年达到的新增就业岗位都超出所要求的1000万。后来加码到1100万，实际上呢，2019年和前几年一样，实际都是达到1300万以上。也就是说，由于我们在引领新常态的过程中，经济增长的质量确实提高了，这就使得我们每一个GDP新增百分点，可以提供200万个以上的城镇新增就业岗位，它这样的一个贡献，已经翻倍了。

如果今年简单比照2019年的情况（这当然会有局限性，因为今年还有一些其他特殊因素，但是这个比照还是有参考意义的），如果我们经济增长速度能达到4%或者再高一点儿，就很有希望能够达到全年新增900万个城镇新增就业岗位这样一个目标。所以，从这一角度来说，就业的目标暗含着要有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的支撑。

记者：明白。就是它其实可以是个内含的引申目标？

贾康：对的。虽然不直接表述出来，但是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结合现在仍然非常明确的其他一些目标，必须注意，就是要保持经济一定的速度，要给经济升温，要抗御由于疫情带来的经济增长速度急速下滑的不利因素。现在实际的过程，已经是在中国本土疫情得到基本控制这个前提下，态势由“前低”明显转入“后高”了，要乘势把这个后高发展得更好，并且有更高的质量。这个质量追求里，当然就要有一系列结构的问题要处理好，要特别突出对于受冲击最严重的大量小微企业的扶持，让他们能够生存，能够继续发展。所有这些，实际上从我们的宏观政策设计到所要求部门地方应抓的工作要点来说，隐含的都是要对疫情冲击之后的经济不良状况尽快扭转。一季度负的6.8的速度，要尽快让它变为正值。全年如按照我前面那个非常粗线条的匡算，如果没有4%或者再高一点儿的增速，可能就很难达到有新增900万个城镇就业岗位这样一个目标了。

记者：现在对于中小微企业，工作报告也说了要出台很多对他们的扶持政策，包括一些金融政策，但是大家觉得他们好像切实的获得感并不是特别强，您还有哪些建议？

贾康：一开始疫情爆发以后，政府管理部门对于企业的扶持政策，虽然大的框架很快就有，但是工作的重心有一个演变过程。强调了要有减税降费，五险一金可以推迟缴纳，等等，有一些明确的宣布之后，还要加上资金的支持。所以，后来就有从中央开始安排的银行加上财政贴息的对于企业的优惠贷款的供给。这种优惠贷款，第一批非常明确地说要用于重点企业的抗疫和复工复产。到了第二轮、第三轮，这才能够推进到对于大量的中小微企业，乃至为数众多的个体工商户的支持。这样一个递进，到这次政府工作报告非常明确地说到了，最后在工作业绩上考核，我们银行支持中小微企业贷款的增幅，要达到40%。也就是说，在减税降负和延迟缴纳“五险一金”等等旁边，还有一个资金支持，而且这个资金支持是以财政的贴息达到使这些企业融资成本降低。这项工作需要在基层尽快落实到小微企业头上。

记者：也看到有一些学者直接说应该对他们免税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贾康：报告里也涉及这个事情，有一些特定的待遇，推迟税费缴纳的待遇，推迟到一年以后，等等。这样一些减轻负担的措施，有的是按阶段划的，疫情过去以后就不再延续了，这也合情合理，但是当下，要尽可能把这些可以用的优惠，减免税费负担的措施，都充分用起来。

记者：您如何评价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新基建，觉得应该有怎样的实施力度？

贾康：这个新基建在前面一段时间，已经被最高决策层反复强调过了，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我理解这个新基建，有非常明确的一些内容，有关部门把它归纳为七大重点，可能大家都有印象，比如数据中心、人工智能中心、5G的硬件、产业互联网、新能源汽车的充电桩等，还有我们国家有技术上早期开发、现在还要进一步扩大应用的特高压输电网，等等。这些最核心的“新”的内容，是新在数字经济，新在我们所说的新技术革命、信息时代数字化产业生态这个特征上，它是引领整个发展潮流的。如果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那么数字经济是现阶段第一生产力的代表性创新，新基建就支撑这种最前沿的最代表性的科技创新得到更好的、更广泛的应用——它要形成这种数字经济发挥作用的基础设施。具体的形态，当然是从不动产到与不动产要匹配的各种各样的设备、软件等等，合成新经济的整个供给能力，但它一定首先是一些建设项目直观形象上，所谓新基建——新基础设施建设，它体现在属于不动产概念的数据中心大楼等，还要有跟它相关、相匹配的园区，要有和这种新经济的运行相互能够结合形成一个供给体系的所有的条件。换句话说，这个新基建也必然就要跟老基建打通。设想一下，比如一个新区，里面有这样的一些数据中心、人工智能中心、研发中心，那么它是不是要配上桥梁、道路、绿地、上下水，各种公用设施，这些工作人员生活所需的一些商业网点，乃至更大一个片区里必须匹配的医院、学校......？一样都不能少。所以，新基建突出了数字经济是里面最关键的特征之后，一定需要跟老基建、常规的基建打通。这种打通了以后的整个供给体系，大有可为。在中国如果按照今年的资金安排，赤字率提高，专项地方债加码，再加上抗疫特别国债，合在一起好几万亿的资金里，肯定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要用于新基建，以及和新基建匹配、融合的公共工程。新老基建要相互呼应协调，资金量在今年的安排里就要比常规的情况下明显加码。

记者：我已看到您的文章中说可能在非常态的情况下，新基建有刚才您说的这样的作用，可能长期看对于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包括整个经济的转型都是发挥重要作用的。

贾康：对的。看来您还是做了功课的，我的文章中已特别强调了新基建它既是当务之急——扩大内需里面不能缺少有效投资；同时它又是长远支撑——在应急的同时，它特别的贡献就是它会给我们未来的发展提供后劲儿，会支持我们把短期要做的事情跟中长期衔接起来以后，有效地实现中国的高质量发展，升级的发展。

记者：还有就是特殊疫情之年的供给侧改革，您觉得应该如何推进？因为大家也都说您是供给派的代表性学者。

贾康：所谓“特殊之年”，今年大家都领教了这个特殊性：到现在为止，中国本土上好一些，主要的欧美发达国家，现在还不可开交呢，另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也还是相当严峻。这个特殊之年，我们在总体掌握上要更注重怎么样在扩张需求的同时，把有效供给更合乎规律、合乎意愿地提供出来，而所谓有效供给，它的结构上的优化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要领了。人们说供给侧改革到底抓手在哪儿？我说一开始，一般宣传上比较强调的“三去一降一补”那是切入点，并不意味着是供给侧改革的全部内容。到了现在，今年的特殊情况之下，就是要把所有可用的供给因素，我们加了码的由赤字、特别国债、地方专项债等等提升了的资金支持力量，用到各个部门、各个区域、各个企业集团的定制化解决方案上。这些定制化解决方案是非做不可的，因为供给管理明显有别于过去所说的需求管理——过去中央说扩大内需，反周期，给出怎样总量扩张这样一个方针，大家觉得似乎跟着走，就基本达到了自己把该做的事情做出来这样一个状态了，而现在强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把供给管理这方面应该强调的结构问题位置提得高得多了，供给侧以改革带动的整个供给体系质量效率的提高，是涉及复杂的结构性问题的，不可能有一个什么一律化的解决方案到处去套，一定要在某一个主体自己的特定的场景中间，形成尽可能高水平的定制化解决方案。同样都是地方，比如同样都是一线城市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各有各的特殊情况，哪里能拿一种方案去套呢。各个城市怎么样在今年既要做好防范疫情反弹，安全、稳定方面的事情，又要积极地把经济社会生活推向正常运行，而且要对接继续的超常规的现代化发展，在各自的辖区之内，一定要有一个尽可能高水平的定制化解决方案，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同样的道理，一个企业集团也好，一个什么样的特定主体比如说科教文卫方面的事业单位、科研机构、高校，各自的情况千差万别，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样的一个主线上，一定要迎接挑战、尽可能高水平形成定制化解决方案，这是我愿意特别强调的事情。

记者：定制化解决方案，我觉得真的是很考验决策者，还有我们执行者的智慧的。

贾康：是的。不久前中央又下发文件了，2019年就发过一次，今年又发，特别强调要从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入手，鼓励办实事，敢担当，有作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最容易做的是什么？就是过去不强调供给侧改革的时候，很多管理者可以浑水摸鱼，中央说扩大内需，我这里也说扩大内需，自己好像政绩上就可以交代了，现在不行——中央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你再复述一遍以后，跟着要说，你那个地方怎样推进这种结构优化？制度结构上怎么样掌握改革推进的要领，以制度创新打开管理创新、科技创新的空间在你那个辖区、在你那个行业，你怎么做？这就真的要破除形式主义，就要有实质性的努力形成高水平的定制化解决方案。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请教您财政赤字货币化的问题。

贾康：是这些天很热的一个问题。如果说专业的讨论，可说的话很多。

记者：讲一点儿老百姓能听得懂的。

贾康：按老百姓的话说，实际这个问题要解决的是什么呢？要解决的就是政府财政过紧日子钱不够花了，可不可以由央行直接印票子来用？中央银行方面在必要的时候应对财政有配套支持，但是这个支持机制可要特别注意，要有好的法治与纪律约束，不能无约束、无顾忌地来让银行支持财政。如果没有约束，那么一定会造成在历史上有很多惨痛教训的那种不良局面。

记者：就是最后这个单还得是由大家去买的。

贾康：因为央行与财政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国家管理机构，这两个管理部门自己的手上体现出来的财力，其实都是公共资源。这些公共资源怎样合理调配使用，不能是无限度、无顾忌的。银行和财政要有分工，也要有合作，分工合作过程中不能是不讲约束的，各自的约束和纪律是要得到充分尊重的，这样才能是对人民根本利益和最大利益的负责。这个负责的态度，要求认识和掌握好经济规律，防范可能的风险。讲货币的数量，央行的纪律，财政方面的必要约束等等，无非都是讲要尊重这种客观规律，不能在运用与老百姓美好生活相关的公共资源的时候，不讲纪律不讲约束无所顾忌，那决不是一个好的状态。相关的好机制的打造，管理水平的提高，一定是要努力追求的。

再说个更加直率的话，就是如果财政让银行敞着口给它钱花，那老百姓手上的钱一定会“毛”掉，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如果按照最浅显的话说，不能让老百姓手里的钱“毛”了。

问：是的，这也是大家一听就能听懂的话，谢谢您。

贾康：谢谢。

贾 康 介 绍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是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后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