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志伟：北京图书馆是安徽人创办的

北京图书馆是安徽人创办的

安徽  江志伟

　　北京图书馆是谁创办的?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安徽人周贻春。

　　周诒春(1883—1958)，字寄梅，安徽省休宁县蓝田周村人，教育家，清华大学奠基人、老校长。辛亥革命后，在南京临时政府任外交部秘书，并曾任孙中山先生的英文秘书。民国元年(1912年)4月，被外交部任命为清华学堂教务长。10月，任副校长兼教务长。次年8月，因首任校长唐国安推荐而继任清华学校校长。在清华任职4年多，他着眼于民族教育独立，最先提出把清华由留美预备学校改办成完全大学的计划，并于民国5年呈文外交部，请逐渐扩充学程，设立大学部。获批准后，筹划并主持修建了清华园内著名的早期四大建筑：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和大礼堂。在教育方面他有自己鲜明的办学理念，倡导德智体三育并举的方针，推行“端品励学”和体育“强迫运动”，“造就完全人格之教育”。民国13—17年，任中华文化教育基金委员会常务董事兼总干事。该会是美国归还庚子赔款的管理与使用决策机构，他大力倡导将此项陪款，用于科学文化事业，支助建立“静生生物调查所”，并资送一批学生出国留学，又利用此款创办了北京图书馆。1956年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特邀代表。1958年8月30日，病逝于上海。

　　现在，我们就来说说周诒春与北京图书馆的创办之间的故事，因为这段史实实在是太鲜为人知了。加之诸如：周诒春有什么样的背景才能成为北图的创建人?他是如何创建北图的?在这过程中有没有受到什么阻碍和困难?他有没有得到什么人的帮助?等等，都是既有故事又非常有趣的。

　　要回答这些个问题，要讲述“北图创办第一人”的故事，只要弄清楚“周诒春、颜惠庆、庚子赔款、清华基金、中基会、干事长、北京图书馆”等关键词就可一目了然，分述如下：

　　关于庚子赔款与清华基金

　　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的翌年，即1901年9月7日，美、英、法、德、意、日、俄、奥等11国强迫清政府与它们签定了屈辱的《辛丑条约》。条约规定清政府要向各国赔偿4.5亿多海关两白银，分39年偿清，年息4厘，本息合计9亿8千2百多万两，史称“庚子赔款”。然列强并不满足，故于条约签定后，各国都蓄意高报、虚报赔款数额，总数高达4.6亿多海关两，比条约规定赔偿的4.5亿两多出1000余万两。并在如何分配庚款问题上，列强纷争，多次谈判。

　　而美国政府则从刚确立的对华门户开放政策出发，强调“更多的优惠和行政改革要比大量的金钱赔偿更合乎需要”，因此，不但表示愿意按比例削减赔款额，还多次指示美国驻华公使康格说服其他列强，在将各国的赔款总额削减至4.5亿两之后，美国愿意做出进一步削减，同时也希望其他各国按比例削减，但未得到其他列强的响应。美国劝说失败后，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海约翰和当时负责远东政策的柔克义便开始考虑率先由美国单独退还庚款中虚报、高报的部分，想用实际行动促使其他列强一同退还。1908年5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正式通过议案，授权美国总统退还中国部分庚款。12月14日美国总统发布退款令，12月31日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通知清政府，退还部分赔款。此次退款从1904年1月算起美国摊得庚款多余的1078万美元，本息合计2892.2万美元。这是美国退还部分庚款的第一笔。1924年5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再次通过议案，决定将从1917年10月算起的庚款余款1254.5万美元全部退还。此为美国的第二笔退款。两次总计为4146.7万美元。

　　美国既率先退还部分庚款，其使用方向当然要贯彻美国政府的意图。1907年12月3日，美总统在为争取国会支持退还部分庚款而写给国会的报告中表示:“我们这个国家应在中国人的教育方面给予十分实际的帮助……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之一，就是鼓励中国学生来我们这个国家，吸引他们在我们的大学和高等教育机构里就学。”

　　美国最初退还的部分庚款，都委托美国在华之花旗银行进行管理。按照前边所约“先赔后退”办法，清政府每年要先将该赔付的庚款，汇入美国在华的花旗银行，经该行理收后，再由它按照美国政府的旨意进行退还，而中国政府收到“退款”后，又被规定存储在它的一个日后被称为“清华基金”的账户上，这笔基金正是因为“清华大学是利用庚子赔款来创办的”而得名。而“清华基金”的管理者，就是以原清华大学校长周诒春为干事长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而该基金会制定的庚子赔款的使用取向中，就有促进中国图书馆事业，这就为周诒春的“北图创办”奠定了基础。

　　关于中基会与干事长

　　1924年，美国为保证退款不被中国政府纳入国库，要求中国特设一个机构来进行管理，这个机构的名称就叫“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也称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简称“中基会”。当时，该基金会由中方9人、美方5人共14人组成董事会，首届人选由中、美两国政府分别遴选推荐:中方于1924年9月17日由总统曹锟特派颜惠庆(内阁总理，前驻德公使、外交总长)、顾维钧(外交总长)、施肇基(驻美公使)、范源廉(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前教育总长)、黄炎培(江苏省教育会会长，东南大学及中华教育改进社董事)、蒋梦麟(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张伯苓(南开大学校长)、周诒春(财政整理委员会秘书长，前清华大学校长)，后又补选丁文江(地址调查所所长)9人为董事会成员;美方则推选孟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国际研究所主任)、杜威(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贝克(交通部铁道管理局顾问)、顾临(洛氏基金会中华医药董事会驻华代表)、贝诺得(北京国际银行总裁，清华基金董事会董事)5人为董事会成员，周诒春为干事长。中基会的日常事务，由干事长领导其所属职员办理，干事长由董事会投票选任，不以董事为限，是基金会的主要执行领袖。成立后的中基会最高决策者归属于董事会，主持全盘工作的则是中基会干事长。

　　在一九八O年版的《辞海》中，“中基会”的辞条是这样表述的：“美国在旧中国设立的文化机构。1924年成立于北京，由美籍和华籍人员组成董事会，负责保管、分配和监督使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以'补助’的形式在中国举办文化教育事业，如设立图书馆，在高等学校设置自然学科的教席，成立科学研究机构，设置科学研究'奖金’等。

　　据史料：蔡元培、胡适、任鸿隽、孙科、翁文灏、司徒雷登等皆曾出任过“中基会”董事。比如：1948届的董事会成员，即为蒋梦麟、翁文灏、周诒春、李铭、孙科、胡适、施肇基、蒋廷黻、傅斯年、任鸿隽等，蒋梦麟为董事长，翁文灏、硕临(美籍)任副董事长。

　　1925年6月2日至4日，中基会在天津裕中饭店举行会议，会上通过了美国退还庚款当以“(1)发展科学知识及此项知识适于中国情形之应用，其道在增加技术教育，科学之研究、试验与表证及科学教学法之训练;(2)促进有永久性质之文化事业，如图书馆之类”两项为议案。

　　为贯彻上述第二项决议案，1925年10月22日，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与中国教育部协商订约，决定合办“国立京师图书馆”,周诒春等9人为国立京师图书馆委员会委员。11月26日，教育部下达第206号令，谓“原设方家胡同之京师图书馆，应改为'国立京师图书馆’，暂移北海地方。该馆旧址，以现设之京师图书馆分馆(即京师图书馆原在前青厂所设之分馆)移入。其京师图书馆原有普通书籍酌留二万册。以一万册拨给京师图书馆分馆，合分馆所有之科学书籍，并供众览，改为京师第一普通图书馆(此即今首都图书馆前身之一。首都图书馆的前身是京师图书分馆、京师通俗图书馆、中央公园图书阅览所，三者分别创建于1913年6月、1913年10月、1917年8月。)。”而这个国立京师图书馆，就是今天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前身。

　　由此，周诒春完成了“恩师引荐——进入中基会并出任董事兼干事长——主持并创办北京图书馆”之路。

　　关于周诒春与中基会

　　1918年周诒春因不堪谗言、愤而离开清华学校校长之任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继续热心公益事业。如参与中国华洋义赈救灾会(简称“华洋义赈会”)的工作和协和医校(协和医学院前身)董事会的工作。如1920年，他曾专程赴南洋为西北灾民向华侨募捐(见胡适日记,民国十九年,一,卅一)。但在此期间，他参加的最有意义、影响最大的事，还是在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董事兼干事长任上所作出的贡献。

　　(1)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的由来

　　众所周知，20年代初，美国向清政府退还“庚子赔款”，规定须用于向美国派遣留学生。利用此笔退款，先后派出数批“庚款”留学生。当年第一、二批的留学生中，就出了梅贻琦和胡适、赵元任、竺可桢等日后的著名人物。到了1924年，这笔退款尚余留本金加利息1800万美元(时值)。当年5月,美国会通过提案，决定将余款再次退还中国，成立一个由中、美两方15名知名人士组成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共同管理和使用所谓的第二次庚子赔款。自民国十四年以后，美国财政部依据1925年7月16日美国大总统令，按月支付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10名中国董事中，除颜惠庆、顾维均和施肇基是留美的外交高官外，余几乎均为留美或留英的文教名人，包括曾任清华学校校长的周诒春(继任兼职干事长)、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南京高师(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还有黄炎培和范源濂，美方有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孟禄等人。

　　(2)促成几件关系近、现代中国文教事业大计的大事1925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在天津举行第一次年

　　会。通过了筹办“有永久性质之文化事业，如图书馆”的计划。1926年，董事会决定斥资100万元筹办北京图书馆。同年又与教育部协议，在原京师图书馆的基础上共同创办国立北平图书馆，成为当年东亚最大的图书馆。1931年该馆的文津街馆舍(即今国家图书馆之古籍馆)落成，成为当时国内规模最大、最先进的图书馆。此后，又陆续筹建起北大图书馆、清华图书馆、中国科学社明复图书馆和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等。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第四次董事会正式接受尚志学会嘱托，组建静生生物调查所，并决定聘任秉志为所长。静生生物调查所1928年正式成立于北京，是今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和植物研究所的前身。以建所前去世的中国生物学早期赞助人范静生(范源濂，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之一)的名字命名。

　　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是1913年成立的。它是近代中国最早的从事地质科研与教育的机构。20世纪20-30年代，是地调所的重要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资助下，地调所先后建立了古生物研究室、新生代研究室和土壤研究室等，并涌现出一批嗣后我国科学界的重要领头人。例如地层古生物学家尹赞勋、古脊椎动物专家杨钟健、地震专家李善邦、土壤专家熊毅等。就在1930年前，该所取得了极富意义的重大考古成果——北京周口店原始人的发现。之所以能取得可列为全世界第二的考古发现，是与该所有能力延聘了像杨钟健、裴文中这样的学者，制定了可学的挖掘计划分不开的。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还先后以较大款额资助了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和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即后来的湘雅医学院)这些在中国近、现代科学、教育史上有重要影响的学校。

　　在所有这些大事件中，周贻春作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董事兼干事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后来也成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的胡适称赞他“任事最勤劳，最熟悉者”。

　　(3)在董事会改组风波中的风范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成立之初，就曾面临过政客、军

　　阀企图侵吞、挪用第二次庚子赔款的严重威胁。因此，文化学术界和基金董事会自身均把防止政治干涉、保证学术教育事业的独立看得非常重。

　　1928年7月27日，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和监察院院长的蔡元培在国府席上提出改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案。任命胡适、赵元任、汪兆铭、司徒雷登……为董事。计改去顾维钧、颜惠庆、张伯苓、郭秉文、黄炎培、周诒春等六人。又任命蔡元培、胡适、赵元任、汪精卫、施肇基、翁文灏、蒋梦麟、何朝枢、李煜瀛、孙科和美国人孟录、贝克等五人为新董事会的董事。并在新一届董事会上修改章程。此议随即以国民政府令发布。由于违反了当初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成立时，关于董事会改选不受政府和政局变更影响的章程规定，而且要革去六位任期尚未满的名人的董事职务，引起了轩然大波。

　　蔡元培以及时任大学院副院长的杨杏佛提出改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顾维钧等六人的理由，是当年批准第一届董事会人选的是曹锟贿选政府，且顾、颜等人有政府背景。

　　胡适是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第三次董事会议上被增选为董事的。他认为政府改组令是政治干涉。事关教育文化事业能否独立，因此坚决抵制。尽管他被重新任命为新的董事，但他对国民政府的不当做法“愤恨至极”。

　　美方(国务卿凯格)的反应则很强硬，称如片面改订基金会章程，即停付庚款。坚持董事改选应由董事会自选决定。而蔡元培等态度亦很强硬。双方争执不下，眼看中华教育文化基金的事业要受损。

　　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作为当事人之一的周贻春，丝毫不考虑个人的“面子”和去留，而是同有关的中、美方当事人频繁协调，委曲求全，尽管他是基金会中出力最多的董事之一。8月11日在胡适致蔡元培的信中提到：“文化基金董事会所管款项出入不在小数，所牵涉机关(如北京两个图书馆及地质调查所等)也不少。开办以来始终任事最勤劳、最熟悉者为张伯苓，周季梅(周寄梅，即周诒春)、颜骏人(颜惠庆)三君。……周季梅君之忠于董事会，外人或不之知。去年太平洋关系会议执行部苔微士君来华，以重俸延聘季梅为常川干事，半年驻檀香山，半年驻中国。季梅因不忍离开文化基金董事会，坚决辞谢。故今年二月间先生与我联名提议，…… 谓如季梅(若)肯连任，则自然请季梅连任。”(见<胡适日记全编>(五) P.251)

　　由于周贻春委曲求全，与胡适等一起四处周旋。一方面，设法说服了顾维均和张伯苓两位董事自己提出辞职，另一方面，对蔡元培等人一再说明事态的严重性，最终并通过时任教育部长的蒋梦麟，巧妙地使国府原来的命令名存实亡，改为政府授权由原董事会“将应行改组事宜妥善办理”。这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四次董事会终于得以于1929年1月在杭州召开。

　　面临自己被无故解职，周诒春在会议上下继续做工作。为了使原提董事人选(尽管已没有他)能顺利当选，他挨个拜访参会人员，递交印有董事候选人次第的名单。同时继续向孟禄等美方董事作解释工作。但胡适在会上仍愤愤不平。认为“寄梅与骏人在基金会任职最久，最勤劳有功”，“他们(指周、颜)这样忍辱远来，为的是要顾全大局”，“而这班浑人反加以罪名，如何叫人心甘!”气愤之余，胡适初拟提出辞职，后又提出应挽留周诒春，至少要继续担任非董事的干事长。最后，他甚至绞尽脑汁，想出了与周诒春等共进退(即一起辞去董事)、籍以安慰去者的方案，获得通过。1929年6月，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六次(天津)年会上，胡适才重新次被补选为董事。一场大风波至此终于得到平复，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事业也得以继续。

　　关于北京图书馆

　　为贯彻上述第二项决议案，1925年10月22日，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与中国教育部协商订约，决定合办“国立京师图书馆”。11月26日，教育部下达第206号令，谓“原设方家胡同之京师图书馆，应改为'国立京师图书馆’，暂移北海地方。该馆旧址，以现设之京师图书馆分馆(即京师图书馆原在前青厂所设之分馆)移入。其京师图书馆原有普通书籍酌留二万册，以一万册拨给京师图书馆分馆，合分馆所有之科学书籍，并供众览，改为京师第一普通图书馆(此即今首都图书馆前身)。”12月2日，教育部训令第313号谓:“此次本部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协商，组织国立京师图书馆委员会，将该馆改名为'国立京师图书馆’，并经派定委员在案。现经本部函聘梁启超为国立京师图书馆馆长，李四光为副馆长。合亟令行该馆，仰即遵照可也。此令。”可知梁任公受聘担任“国立京师图书馆”馆长，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与京师图书馆合作举办国立京师图书馆有直接关系，更与其半年前出任中华图书馆协会主席(亦称董事长)的身份有直接关系。而这个国立京师图书馆，就是今天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前身，任公出任此馆馆长，就成了中国国家图书馆历史上一任知名馆长。正如一份史料中所记述的那样：“当时，除国立北平图书馆外，还有一所由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1926年创办的北京图书馆，地点在北海，租借庆霄楼、悦心殿、静憩轩、善安殿等处，馆长由京师图书馆馆长梁启超兼任，李四光为副馆长。1929年8月，国立北平图书馆与北海的北京图书馆合并，仍名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蔡元培，直至1940年蔡去世后，由副馆长袁同礼接任。当时开始编纂全国书刊联合目录，进一步履行国家图书馆的职能”。

　　因此，概言之，北京图书馆就是庚子赔款的产物。正如《博物馆级藏品-庚子赔款的产物-北京图书馆原来是这样产生的：1920年-首都图书馆竞赛》一书关于“北京首都图书馆的来源”一章中所指出的那样：近十年来，包括一些国会议员在内的、由美国一些有公众意识的男人和女人独立开创了以免除中国义和团赔偿为目的的运动。在他们长期的不懈努力下，该运动最终获得成果，即1924年的第六十八届大会通过了一项联合协议，免除中国进一步的义和团赔偿的付款。该决议的结果是以推广教育和文化为目的，由美国政府设立了中国基金会，并由民国总统批准，于1924年9月17日获得委任。1925年6月，在中国基金会第一年的年会上，决定了应该设立图书馆，因为这是一项重要的文化活动。成立了行政委员会，决定联合教育部建立北京首都图书馆，作为决定结果，由该部和中国基金会起草并签署了一份协议。然而，就现今政策状态而言，按照双方约定，教育部没有能力付出他们应付的份额来支持该计划，推迟原始协议的执行，直到该部有一天能够按文件履行其义务。正如第一步是建设一座永久的图书馆大楼那样，理事会在大楼处任命了委员会。这是一块约有6½英亩的地盘，东临北海公园，被深红色的墙环绕。很难再找到这个北京中心所在的前皇家场所作图书馆更合适的地方了，周边环境既安静又漂亮。为了得到最好的图书馆大楼设计图，委员会决定应该邀请全中国熟悉中国建筑的建筑师们参加首都图书馆设计图的竞赛。C. W. Anner先生，美国建筑师联合会(A.I.A.)洛克菲勒基金会建筑局的长官，被邀请作为专业顾问，并由他做出竞赛的有关程序和运作。

　　以上史实，均能从权威的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图书馆百年纪事(1840--2000)》一书中找到历史记录，例如：

　　1924年5月21日美国国会通过将退还庚子赔款用于发展中国教育文化事业议案，9月美国决定由中美双方组成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分配退还的庚子赔款用途。1925年6月2日，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举行第一次集会。通过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分配款项原则6条及分配款项范围2条，其第2条云促进有永久性质之文化事业，如图书馆之类。

　　1925年9月28日，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在北京欧美同学会召开第一次执行委员会，通过了该会与教育部合办国立京师图书馆契约等两个议案。10月22日依约成立国立京师图书馆委员会，范源濂、周怡春等9位委员。11月5日委员会聘请梁启超、李四光为正副馆长，以北海公园庆霄楼、悦心殿、青憩轩、普安殿等处为筹备处。后以政局多变故，该项契约未能履行，原议建设的图书馆暂由董事会经营，初名北京图书馆，后易名北平北海图书馆。

　　1926年1月26日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举行第一次年会，议决补助图书馆事业为1.北京图书馆建筑设备费100万元。

　　1927年9月该会又增加北海图书馆建筑费258万元，购书费30万元。

　　1926年3月1日国立北平图书馆正式成立，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创办。梁启超、李四光为正副馆长，分配给该馆100万元庚子赔款中65万用于建筑馆舍，25-30万购置图书。1927年1月对外开放，馆址在北海公园内。

　　1927年6月北京图书馆正副馆长梁启超、李四光辞职，7月董事会改聘范源濂、袁同礼为正副馆长。

　　1928年5月北京图书馆月刊创刊，自第5期1928年10月至第2卷第6期改名为北平北海图书馆月刊，第3卷第1期1929年8月至第6期改名为北平图书馆月刊，第4卷第1期1930年起改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共出11卷1期，1937年停刊。

　　1928年6月29日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聘请丁文江为北平图书馆馆长，但丁未就职，改任袁同礼为馆长。

　　1928年10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所经营的北京图书馆改名为北平北海图书馆。

　　1929年1月4日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在杭州召开会议，议决裁撤北平北海图书馆副馆长一职，并推举袁同礼为馆长，于1月17日就职。

　　1929年1月19日北平北海图书馆前馆长梁启超逝世，其遗言全部图书捐赠国立北平图书馆，共130箱，计中文书2421种，42185册，日文书433册。

　　1929年1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在天津举行第5届年会，接受民国教育部提议，将国立北平图书馆与北平北海图书馆合并改组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同年7月，董事会与教育部共同制定了合组办法和图书馆委员会组织大纲。

　　1929年6月29日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议决将国立北平图书馆与北平北海图书馆合并。8月31日合并后定名为北平图书馆。教育部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订定合组国立北平图书馆办法9条。后公布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组织大纲10条，由民国教育部聘任蔡元培为馆长，袁同礼为副馆长，同时聘马叙伦、任叔永等7人为图书馆委员会委员，馆址设北海公园西南墙外御马圈空地处，馆内分设总务采访编纂阅览善本金石舆图期刊8部。以及购书委员会和编纂委员会，1931年7月1日正式开馆借阅。在新馆舍未建成之前，原北平图书馆称国立北平图书馆第一馆，北平北海图书馆称国立北平图书馆第二馆。

　　1931年4月国立北平图书馆于北海西侧新建馆舍竣工，建筑面积8000平方米，6月搬迁完毕，6月25日举行新馆落成典礼，由馆长蔡元培主持，来参加的有各国驻华使节及国内外学术机关代表2000余人，前北平图书馆和北海图书馆两馆藏书均迁入。藏书总数达40万册以上，居全国第一位，7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1931年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自1931-1935年与北京大学合作，双方每年各提款项20万元，用于图书馆建设，北京大学利用这笔款项的一部分，于1931年开始筹建图书馆馆舍，此款成为北大图书馆建馆的主要资金来源。1934年北京大学图书馆新馆建成，有容纳500座位的4间阅览室，24间研究室，该馆于1931年开始筹建，是北京大学利用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提供的20万元款项，加上全校师生募捐所建

　　…………

　　综上所述，现在，我们可以来简要的回答那些问题了：周诒春是在他的恩师颜惠庆的引荐下以社会名流的名义，与他一起进入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中基会)并出任董事兼干事长的，此时的颜惠庆是内阁总理，前驻德公使、外交总长，在中基会董事会中是领衔者，周诒春则是内阁财政整理委员会秘书长，前清华大学校长;由于“促进图书馆事业”是中基会的两项主要任务之一，由于中基会的日常事务由干事长领导其所属职员办理，干事长是基金会的主要执行领袖和主持全盘工作者，因此，才会有1925年6月，在中基会第一年的年会上，决定了“应该设立图书馆”，才会有“以部分庚子赔款创办北京图书馆”决议在周诒春干事长的主持下的诞生与执行，才会有周诒春成为“北京图书馆创办第一人”事件的出现。

责编：丁松   排版：夏显亮

作者简介

　　

　　江志伟，男， 安徽黟县人。毕业于安徽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国音乐文学学会会员，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黄山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黄山市汪华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徽州社会科学》杂志编委，黄山学院徽州文化研究所研究员，黄山市委党校徽州文化研究院研究员。主要著作有：《连心锁》、《皖南风景线》、《老街与少女》、《黄山松宣言》、《花山谜窟揭谜》、《黄山恐龙之谜》、《算神大位》、《花山谜窟》、《珠坛撷韵》、《算神大位》、《郑寒砚集赏析》、《徽菜飘香》、《走近程大位》、《韩再芬》、《周诒春》等多部，合著的有《黄山与徽文化》(与朱万曙、程亚星合著)等。此外，编有《旅游文学讲义》及其配套教材《旅游文学作品选》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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