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是衡量国家（区域）核心竞争力、社会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关键指标。本文分析了1990-2017年我国R&D经费投入规模和投入强度的变化特征，并选取主要发达国家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韩国，以及发展中国家印度、巴西等来进行比较。研究发现，我国R&D经费规模自20世纪90年代起持续增长，尤其在进入21世纪以后，R&D经费总支出快速提升，始终保持稳步增长的态势。同时，我国R&D经费投入规模和投入强度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另外，虽然目前我国R&D经费投入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位，增长率世界第一，但与美、日、韩等创新型国家相比，我国人均R&D经费规模和R&D经费投入强度还有待提高。因此，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科技强国建设必须要继续提高R&D经费投入，加强经费投入强度，因地制宜，完善R&D经费投入机制。
科技进步与科技发展离不开科技资金的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是重要的科技经费来源，是提高国家（区域）核心竞争力、社会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关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18》显示，2018年，中国R&D经费19677.9亿元，比上年增长11.8%，相比1990年增长了155.9倍。尽管中国已经跻身世界科技大国行列，研发投入规模和研发投入强度每年都有较大程度的提高，但在部分类型的R&D经费投入规模及强度方面与部分国家相比仍然存在差距，因此，研究我国与其他国家R&D经费投入之间的差异对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高国家创新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国内学者关于R&D经费投入的国际比较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一是比较我国与其他发达国家之间的R&D经费投入总规模、结构之间的差异，尤其是中美两国之间。陈实等的研究结果指出，虽然我国R&D投入增速高于美国，但是投入规模和投入强度仍与其有一定差距。彭钰婷对比分析了1995-2005年我国与美、德、日、法、英等五个发达国家之间的R&D经费规模、投入强度、支出结构的变化情况，认为我国R&D经费投入不足、经费配置不合理、对基础研究重视的程度不够等。韩树杰、李荣华通过国际比较分析，认为我国在R＆D经费支出总量、比重及结构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段联合，杨帆对比研究了1997-2006年美、法、英、日、德、中等六国之间R&D经费投入强度，认为我国必须在实现由“政府主导型”向“企业主导型”转变的同时，保障R&D经费投入强度的持续增长。胡丽娜在对比研究我国与美、日、韩等国的R&D经费投入规模、结构时，指出我国R&D经费投入强度不高，建议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加强R&D经费投入强度，完善经费投入结构。二是比较我国与其他发达国家不同类型的R&D经费投入规模、结构之间的差异，尤其是基础研究经费。赵建斌等指出我国R&D经费按执行部门的分配情况与OECD（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国家不同的原因是体制和制度安排存在差异。任静，赵立雨指出美国R&D投入中试验发展的投入占比最大、基础研究成为战略投资重点、R&D投入优先领域非常明确、R&D投入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鉴于美国经验，提出我国应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比重、健全和完善多元化、多渠道的R&D投入体系和明确R&D投入优先领域等相关对策。朱迎春在研究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和来源的国际比较时指出，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比不仅明显低于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同时也低于韩国、俄罗斯、南非等新兴经济体，这主要是因为经费来源单一，主要依靠中央政府投入，地方政府和企业投入不足所致。赵建斌、黄辰的研究结果也证实了这一观点。三是比较不同国家的R&D经费投入模式。赵建斌等指出，不同类型国家在工业化发展不同阶段的经费投入模式与经济发展阶段和技术创新能力有关。工业化初级阶段，往往以政府投入为主；中级阶段，经费投入强度不断提高的同时，企业投入比重不断增大；高级阶段，经费投入强度继续进一步提高，企业投入为主。刘建生等对比分析了我国现阶段R&D经费投入模式与典型创新型国家的差异，认为美、英、德、法、日、韩等创新型国家政府R&D经费投入曾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目前，我国R&D投入存在着强度低、政府主导的模式过早让位于企业主导，政府R&D资金占比偏低的问题，提出加大R&D投资、改善投资结构等建议。综上所述，目前，学界对我国R&D经费投入情况进行国际比较的研究大多数集中在中美R&D经费投入情况比较分析，也有少量文献从活动类型、经费来源、经费执行部门等角度进行比较研究。因此，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主要分析了1990-2017年我国R&D经费的投入情况，分析R&D经费投入规模和投入强度特征的变化情况，并选取主要发达国家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韩国，以及发展中国家印度、巴西等来进行比较分析，描绘全球研发能力和分布情况的变化图景，这对于我们促进我国R&D经费更加合理、有效的配置，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根据《研究与试验发展（R&D）投入统计规范（试行）》，R&D经费是指报告期为实施R&D活动而实际发生的全部经费支出。R&D经费是测度经济体研发活动规模、评价经济体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国际上，通常采用R&D经费投入规模和强度指标反映一国的科技实力和核心竞争力。R&D经费投入的数量和规模与国家科技进步水平及实力的增强密切相关，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R&D经费规模持续增长，尤其在进入21世纪以后，R&D经费支出快速提升，始终保持稳步增长的态势。2018年我国R&D经费总量达到19677.9亿元，比上年增长2071.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2018年我国实际R&D经费同比增长8.6%，相比1990年增长了近42倍，年均增长率为14.4%，R&D经费支出的增长速度是同期GDP增长速度（9.6%）的1.5倍。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R&D经费支出的增速来看，在1990-2018年期间，R&D经费支出增速在前五年有所下降，在中间阶段则呈波动变化的态势，而自进入21世纪以来，呈现较高的平稳增长（图1）。从每全时R&D人员的人均R&D经费支出来看，1990-2018年，中国人均R&D经费支出逐年稳步上升，从1990年的1.9万元/人年快速提高到2018年的44.9万元/人年，增长了22.6倍。按可比价计算，1990-2018年间，中国人均R&D经费支出的年均增长速度为6.9%（图2）。从地区分布看，2017年中国东、中、西、东北四大地区的R&D经费支出规模的差异性较明显。总体而言，呈现东、中、西、东北的梯度递减（图3）。以当年价计，2017年，东部十省（区、市）的R&D经费支出规模共计11884.9亿元，是中部地区的4.2倍，西部地区的5.4倍，东北地区的16.9倍，东部地区R&D经费支出在全国R&D经费支出的占比（67.5%）超过三分之二。分省来看，2017年，我国31个省（区、市）的R&D经费支出规模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广东、江苏、山东，在我国R&D经费支出所占比之和超过三分之一（图4）。其中，广东省研发经费达2343.6亿元，位列第一，占比13.31%。2017年，R&D经费投入超过千亿元的省（区、市）有6个，分别为广东、江苏、山东、北京、浙江和上海；R&D经费支出规模超过全国平均值（567.9亿元）的地区分别有广东、江苏、山东、北京、浙江、上海、湖北、四川、河南、湖南等10个省（区、市）。全国各地区的R&D经费支出与地区经济水平密切相关。以2017年为例，R&D经费总量排在前十的省（区、市），有八个位列2017年GDP十强，而各地区R&D经费投入总量分布的不均衡程度，要比GDP的地区差异还要大。比如，2017年，广东省GDP位居全国第一，为89705.2亿元，GDP最低的西藏为1310.9亿元，前者是后者的68.4倍；而2017年，R&D经费支出总量排名第一的广东是2343.6亿，西藏自治区只有2.9亿，前者是后者的808.1倍。从各地区按每全时R&D人员计算的人均R&D经费支出来看，2017年这一指标排名前三位的是上海、北京、山东，分别为65.7、58.5和57.5万元/人年（图5）。上海、北京、山东、湖北、辽宁、陕西、重庆、天津、四川、湖南、广东、江西、江苏等13个省区市每全时R&D人员的人均R&D经费支出规模超过全国平均值（40.3万元/人年）。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规范，R&D经费投入强度是指R&D经费支出占国家（地区）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是国际上通用的用于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科技创新方面努力程度的重要指标，也是评价其科技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准之一。R&D经费投入强度不是单纯意义上的经费投入指标，而是反映了国家（地区）经济增长的质量和经济发展方式，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一个国家（地区）创新能力发展的进程。只有R&D经费投入强度的提高，才能有能力支持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1990-2018年，中国R&D经费投入强度呈现出“勾型”缓涨的趋势。1990-1994年间，我国R&D经费投入强度呈下降趋势，从1990年的0.66%下降到1994年的0.46%，1995年以后，其开始逐年上升，这主要是因为1995年科技统计扩大了统计对象的覆盖范围，而不是R&D经费投入的直接增加。随着2006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的出台以及科技发展新战略的逐步贯彻落实，我国R&D经费投入强度开始呈现出平稳提高的态势。到2013年，我国R&D经费投入强度首次迈入“2”时代，达到2.00%；此后，继续保持逐年上升趋势，到2018年上升至2.19%。分地区来看，2017年，31省（区、市）的R&D经费投入强度存在较大差距。R&D经费投入强度超过全国平均值（2.15%）的地区有7个，分别为北京、上海、江苏、广东、天津、浙江和山东，基本是中国经济的龙头地区（图7）。尤其是北京市的R&D投入强度达到了5.64%，比排在第二位的上海高1.71个百分点。分区域来看，西部各省（区、市）的R&D经费投入强度普遍低于全国平均值。（3）不同类型的R&D经费投入强度存在明显差异，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强度最低1991-2017年间，我国三类R&D经费投入强度中，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强度始终最低，其次是应用研究，投入强度最高的是试验发展经费，其变化趋势与R&D经费总支出的投入强度的趋势特征相似。可见，中国R&D经费投入主要侧重于试验发展活动。按活动类型看，1991-2017年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强度不断增强，但增强幅度偏小，从1991年的0.03%增长到2017年的0.12%。应用研究经费支出投入强度的变化也较平缓，1991-2008年间基本在0.18%〜0.20%范围内小幅波动，2008年后开始逐年缓慢增长到2017年0.23%。与其他两类R&D经费投入强度相比，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的变化幅度大些，从1991年的0.51%逐年上涨到2017年的0.18%，在这期间，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在2005年首次破“1.00%”。1）我国R&D经费增长速度快，但人均R&D经费远低于美、日、韩等创新型国家近二十年间，全球R&D经费投入总额呈持续快速上升的态势。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UNESCO Institute for Statistics，UIS）对67个国家（地区）的最新统计数据估算，2017全球R&D经费支出为1.47万亿美元，远高于2010年相应的估算值的1.23万亿美元和2000年的0.63万亿美元。2000-2017年间全球R&D经费支出总额增长了1.5倍，并继续保持逐年增长的态势。全球研发经费投入的不断提升，反映了世界各国在经济竞争中越来越倚重科技和知识的拥有量。从区域分布看，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的估算，全球R&D经费支出依然集中在三个地理区域：北美、欧洲、东/东南亚和南亚地区。2015年，北美地区（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等）研发支出占27.9%；欧洲（包括欧盟等）占21.6%；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和印度等）占40.4%；剩下的10.1%的来自于中东、南美洲、中亚、澳大利亚和大洋洲、非洲、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最新统计数据，2017年，全球有20个国家的R&D经费投入总额超过百亿美元；R&D经费投入总额排名前四位的国家分别是美国、中国、日本和德国，这四个国家的R&D经费投入总额之和占67个国家R&D经费投入总量的72.7%（图9）。其中，美国R&D经费投入总额依然位居全球首位，达到5432.5亿美元；中国R&D经费投入总额达到2604.9亿美元；R&D经费投入规模超过千亿美元的还有日本和德国，分别位居第三、四位，分别为1561.3亿美元和1116.2亿美元，在67个经济体中的占比分别为10.6%和7.6%。1996-2017年，大多数国家（地区）的R&D经费投入总额均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尤其是“金砖国家”增幅较明显。十一个国家中，增长幅度排在前六位的国家分别是：中国、印度、韩国、俄罗斯、巴西和美国。按历年平均汇率折算，1996-2017年，我国的R&D经费投入规模从1996年的48.6亿美元增长到2017年的2604.9亿美元，增长了52.5倍；印度从1996年的25.2亿美元增长到2015年的133.0亿美元，增长了4.3倍，韩国R&D经费投入规模增长了4.2倍，美国则从1996年的1977.9亿美元增长到5432.5亿美元，增长了1.7倍；俄罗斯和巴西分别增长了3.6和2.5倍。“金砖国家”中，1996-2017年，我国的R&D经费投入规模增长幅度最大，其次是印度，随后是俄罗斯和巴西，南非增长幅度最小， “金砖五国”的经费增幅明显高于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的R&D经费投入规模的增长幅度。通过图10的部分国家R&D经费变化趋势的对比分析发现，我国R&D经费规模的增长可以划分为三个不同的时期。第一个时期，1996-1999年，这个时期经费增幅较小；第二个时期是1999年到2006年，这一时期R&D经费增长较快。一方面科技统计制度改革，统计覆盖的对象扩大，另一方面， 我国GDP快速增长，GDP排名逐步上升到世界第四，R&D经费投入随之快速提高；第三个时期是2006年至今，我国政府把加快科技发展放在更加突出的战略地位，R&D经费保持快速增长的趋势，年均增长19.2%，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增长速度。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UNESCO Institute for Statistics，UIS）的数据显示，每全时当量R&D人员的人均R&D经费投入额排在前五的国家分别是：瑞士、瑞典、澳大利亚、日本和奥地利。瑞士的人均R&D经费一直位居全球第一，远超过其他国家。2015年，瑞士的人均R&D经费投入额达到了28.1万美元/人年，是中国同期的4.6倍，是2017年我国人均R&D经费投入额的4.4倍。“金砖国家”中，巴西的人均R&D经费投入额最高，为9.9万美元/人年，其次是我国，为6.5万美元/人年，俄罗斯最低，为2.2万美元/人年。根据OECD对47个国家（地区）以及巴西、印度的最新统计数据，2017年，全球主要经济体中，韩国的R&D经费投入强度位居世界第一，为4.55%，以色列紧随其后，为4.44%；瑞典排在第三，为3.40%。2017年，我国的R&D经费投入强度为2.15%，介于法国（2.19%）和冰岛（2.13%）之间且已超过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1.46%，由此说明，我国R&D经费投入强度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投入强度，但还未达到OECD中35个国家的R&D经费投入强度的平均值（2.37%），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R&D经费投入强度也有较大差距，同时期的美国R&D经费投入强度为2.79%，日本为3.21%。另外，“金砖国家”中，我国的R&D经费投入强度最高，其次是巴西，为1.27%，印度最低为0.62%。（2）与美、日、韩等国家不同，我国的技术发展还处于向创造技术阶段转换的过渡中从变化趋势上来看，1990-2017年，我国的R&D经费投入强度总体呈增长趋势，从1991年的0.72%逐年增长至2017年的2.15%。不同国家（地区）的R&D经费投入强度的变化趋势存在显著差异。1990-2017年，韩国的R&D经费投入强度上升幅度最大，从1991年的1.74%持续上升至2017年的4.55%。韩国作为当前R&D经费投入强度世界第一的国家，其投入强度在1994年突破2.00%，2007年突破3.00%，2012年突破了4.00%。投入强度上升幅度排在第二位的是以色列，从1991年的2.22%波动上升至2017年4.54%。1990-2017年，美国、日本、韩国、德国、法国等发达国家的R&D经费投入强度一直处于2.00%以上，而中国、南非、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R&D经费投入强度仍偏低。“金砖国家”中的巴西的R&D经费投入强度也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巴西的R&D经费投入强度从2000年的1.00%增加至2016年1.27%；而南非、印度的R&D经费投入强度的变化趋势则较平稳，基本在0.80%左右；与其他国家的R&D经费投入强度呈现不同程度的逐年上升趋势不同的是，俄罗斯R&D经费投入强度呈现出先降后趋于平稳的态势，从1990年的1.89%下降到1994年的0.78%，其后开始小幅缓慢盘升，保持大体平稳的态势，2017年达到1.11%（图12）。学界根据R&D经费投入强度将国家（地区）的技术创新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使用技术阶段、改进技术阶段和创造技术阶段。使用技术性标志衡量，技术创新从使用技术向改进技术阶段转变发生在研究开发经费投入强度为1.00%左右时；技术创新从改进技术向创造技术阶段转变时，R&D经费投入强度约在2.00%。1990-2017年，美国、日本、韩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的R&D经费投入强度一直处于2.00%以上，说明这些国家在1990年前就已经完成了技术创新阶段的转变；而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南非、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R&D经费投入强度仍偏低，正在逐步迈向技术创新的三个不同阶段。1990-2017年间，我国分别经过了技术创新的三阶段。2002年前，我国R&D经费投入强度在1.00%以下，处在使用技术阶段，这期间主要是购买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或仪器设备进行生产加工；2002年，我国R&D经费投入强度首次突破1.00%，预示着中国技术创新正式迈入改进技术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在上一阶段的基础上，通过自主改造或者共同参与研发来改造升级现有技术或设备；2013年，我国R&D经费投入强度首次突破2.00%，进入创造技术阶段。在该阶段，不断增强自主研发创新能力，从而逐步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差距。比较发现，1990-2017年，除中国外的其他“金砖国家”中，印度、南非还处于技术引进、使用阶段，俄罗斯和巴西处于从使用技术向改进技术阶段的转变中。（3）对比美、日、韩等国，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强度过低，应用研究经费强度偏低，试验发展经费强度过高 图13显示了部分国家（地区）最新年份的三类研究经费投入强度，并标注出了三类R&D经费投入强度最高的国家的投入强度数值。通过对比三类R&D经费支出结构的分布特征，可以发现，各个国家（地区）三类R&D经费投入强度的大小顺序和特征，与本国的三类R&D经费分布结构密切相关。除冰岛、法国和英国外，大部分国家（地区）都是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最大，远远超过其他两种类型的经费投入强度，其次是应用研究经费强度，最低的是基础研究经费强度；另外，法国的三类经费投入强度较接近，这主要是因为法国三类R&D经费的投入规模以及在R&D经费总量中的比重均比较相近。对比发现，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强度过低，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在R&D经费投入中，企业投入不足。根据《2018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统计显示，2017年，中国基础研究经费支出中，高等学校执行的基础研究经费规模最大，为531.1亿元，占比54.4%，企业执行的基础研究经费占比仅为3.0%。2017年日本企业执行的基础研究经费占比是49.9%，韩国在2016年的这一比例为57.1%，美国为27.8%。在技术发展向创造技术转换的过程中，政府的基础研究强度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企业投入同样不可忽略。我国R&D经费规模自20世纪90年代起持续增长，尤其在进入21世纪以后，R&D经费总支出快速提升，始终保持稳步增长的态势。但我国R&D经费投入规模和投入强度存在显著差异，四大区域呈现出东、中、西、东北梯度递减的特征。虽然2017年中国R&D经费投入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位，增长率世界第一，但与美、日、韩等创新型国家相比，我国人均R&D经费规模和R&D经费投入强度还有待提高。对比美、日、韩、英等国，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强度过低，应用研究经费强度偏低，试验发展经费强度过高。我国政府的基础研究投入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且企业基础研究投入过低的状况需要尽快改善。因此，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科技强国建设必须要继续提高R&D经费投入，加强经费投入强度，因地制宜，完善R&D经费投入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