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会诸侯之会稽山和禹都阳城在今山东日照考

卞玉山 文明起源山东日照说 今天

摘 要：以往，诸多史学文献认为禹会诸侯之会稽山或在浙江绍兴，或涂山、会稽山合一在江南寿春，或在辽西，唯《淮南子·氾论训》和近代杨向奎力主禹会诸侯之会稽山在今山东境内。笔者经考察认为今山东日照市与五莲县边界上的会稽山，就是禹会诸侯之会稽山。此会稽山在两城镇龙山文化遗址之西15公里处，通过古史资料研究和地下文物二重考证，证明两城镇遗址就是早期的夏都禹都阳城。

关键词：禹会诸侯之会稽山禹都阳城山东日照。

作者简介：卞玉山，山东省水利厅研究员，山东大学研究生导师，从事夏文化及史前治水研究。

2014年春，景以恩、卞玉山二人几乎同时“发现”中国地图出版社2002年2月版《山东省地图册》[[1]]和山东省地图出版社发行2009年版《山东省地图册》[[2]]在日照市东港区两城镇遗址西15公里处日照市与五莲县边界上，标有会稽山古地名，山高612米。接着卞玉山又在[清]文渊阁四库全书《山东通史》的《沂州府图》[[3]]在日照市的东北有会稽山古地名。经考察，我们认为此会稽山就是大禹会诸侯之会稽山。

一、关于禹会诸侯之会稽山的地望

（一）、古史关于禹会诸侯之会稽山的几种说法。

1、浙江绍兴会稽说。《国语·鲁语》云：“吴伐越，堕会稽，获骨焉，节专车。吴子使来好聘，且问之。......仲尼曰：'丘闻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此为大矣”。[[4]]

此种说法，又见于《韩非子·饰邪》。杨向奎在《夏民族起于东方考》一文中说：“因孔子以禹致群神之会稽山为越之会稽，故后人言会稽者皆以浙江绍兴地当之。然谓禹会诸侯（《韩非子》作会诸侯）于越，则将引起下列的困难问题：（1）与夏域相去太远，即不说夏在河东，如余所论，亦远不能至南越；（2）禹封泰山禅会稽，二者地望不宜相去太远。然则会稽果何在？曰：即泰山也。[[5]]

笔者认为，由于“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于越之说，出自孔圣人之口，而孔圣人确实又把禹会诸侯的山东会稽山说或是越之会稽山，人们处于对圣人之言的信赖，如不深入研究夏史，是很难纠正这个误导的。

2、《淮南子》山东会稽山说

其实，说会稽之山在山东，早有明证。《淮南子·氾论训》云：“秦之时高为台榭，大为苑囿，远为驰道，铸金人......丁壮丈夫西至临洮、狄道，东至会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飞狐、阳原”。[[6]]

如说这个会稽为浙江的会稽，当不能言东至。高诱注谓：“会稽，山名；浮石，随水高下，言不没。皆在辽西界。”“一说会稽在太山下，封于太山，禅于会稽，是也。”[[7]]

笔者认为：《淮南子·氾论训》对于禹会诸侯之会稽山的正确定位具有重要意义，虽未言明会稽山的具体位置在日照，但它用“丁壮丈夫”的“东至会稽、浮石”一语，准确地把会稽、浮石两个地名钉在了大秦帝国疆域的正东日照之地。这和景、卞二人发现日照市古地名不谋而合。那么“浮石”又在何地呢？经笔者考证，“浮石”就是古今闻名的日照市近海的“砥柱石”，因其在海中随海水的涨落时小、时大，不会被淹没，符合“沧海”随水高下，言不没的特征。由“东至”之会稽、浮石的连带关系，更证明了日照市会稽山就是禹会诸侯之会稽山。

3、塗山、会稽山合一江南说

《国语·鲁语下》云：“昔禹致群神于会稽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左传·哀公七年》云：“禹会诸侯于塗山，执玉帛者万国。”[[8]]杜预注：“塗山在寿春东北。”皇甫谧云“今九江当涂有禹庙，则塗山在江南也。《越绝外传·记地传》云：塗山者，禹所娶之山也，去县十五里。是亦以涂山在会稽。”此说认为塗山，会稽山为一山，塗山有会稽之山名，在江南。但近代史学家们关于大禹治水的重点地域的共识是黄河下游的古兖州一带，所以，大禹是不可能跑到遥远江南会诸侯的，更不能以汉、晋时江南有塗山地名，就断言此塗山就是史前禹会诸侯的涂山或会稽山。

4、涂山、会稽山合一，山东蒙山说

杨向奎在《夏民族起于东方考》一文中说：《史记·封禅書云》：“禹封泰山，禅会稽”。以其他十一家封禅地望推之，会稽之山在山东，无疑也！”又说：“禹封泰山，禅会稽，二者地望不宜相差太远。”还说：“古涂山固应在泰山之下也”。“是知禹娶涂山即为会稽”。即今山东的蒙山。[[9]]杨向奎对禹会诸侯之涂山和会稽山在山东蒙山的研究是有贡献的，他是近代第一位将禹会诸侯的涂山、会稽山从宏观上定位在山东泰山下的人，又是一位将传统禹会诸侯之涂山、会稽山从南方扭转到东方的近代史学家，这对于进一步研究禹会诸侯涂山、会稽山的确切位置具有重要意义。

5、塗山为蒙山，会稽山在今日照说。持该说的是景以恩、卞玉山等人，其论文有《禹会诸侯之涂山与会稽山在今临沂、日照考》[[10]]，根据蒙山之阳出土的春秋时代青铜器铭文有“余”字，便是远古时代称涂山的有力证明。1965年，在蒙山脚下今费县城北上冶公社台子沟村附近发现一祭祀遗址，出土有春秋时代的青铜器两件，其中有铭文曰：“余子汆之鼎百岁用之。”健毅先生考证：“余”作地名为“ ”，是邾国下邑，作国名为“徐”。徐子国系伯益之后，《路史》云：“伯益佐禹有功，封其子若木于徐，后以为徐氏，子爵，“余”为“涂”的原始字，读若“涂”。此“余”应是远古蒙山时代称涂山最有力的证据。健毅并认为此鼎应是周初由此山南迁江苏泗洪县一带的徐国之物，余子汆应是徐国某君之名，他是北来蒙山祭祖而留下的遗物。

在此之前，尽管袁珂、杨向奎等学者主张涂山，会稽为一山，但笔者不敢苟同，因大禹两次大会诸侯不仅地名不同，内容也是不一样的。《左传·哀公七年》的涂山之会内容仅是“诸侯执玉帛者万国”，《国语·鲁语》的会稽山之会却是诛杀防风氏，表明大禹的权力在会稽山时代已大大超出涂山时代，显示出权力已明显超出方国联盟之上，带有强烈的奴隶社会“帝王”色彩。

临沂地区的涂山（蒙山）一带迄今为止，找不到与会稽地名有关的半点影子，因此，是两次会而非一次会是可以肯定的，是两山并非一山也是可以肯定的。我们既然在临沂一带找不到会稽山的踪迹，当于附近它地寻之。恰好景、卞二人于2014年春几乎同时发现《山东省地图册》在日照市东港区两城镇西15公里处的日照市与五莲县的边界上有会稽山古地名，又有《日照市志》越王勾践居此山命名会稽山的传说，说明此会稽山名不是现代人臆造的新地名，《日照市志》会稽山传说的实质，首先是大禹会诸侯的会稽山，然后才是勾践祭祖大禹的会稽山。上古时代古地名，经过几千年的岁月，仍保持原地名而不变，真是一个历史奇迹！这为我们研究禹会诸侯之会稽山提供了宝贵的古地名资料，具有无与伦比的历史价值。

（二）大禹会诸侯之会稽山在今日照考

1、大禹治水的重点地域是黄河下游的古兖州一带，这已成为全国各学派史学家的共识，就连中原说的代表人物徐旭生先生在其《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文中也承认：“洪水发生及大禹所施工的地域，主要是兖州。豫州的东部及徐州的一部分也可能有些小施工。此外，北方的冀州，西方的雍、梁、中央豫州及南方荆州的西部，山岳绵亘、高原错互，全不会有黄河洪水泛滥发生。”[[11]]舜殛鲧的羽山即在今临沂的临沭县，殛鲧后，夏势力由古兖州一带东移临沂、日照一带，作为夏族的新开发区。禹接舜位，大禹在此区域巡视会诸侯，并向海岱方国联盟诸国发号施令是正常的。而作为浙江的绍兴，江南的寿春和豫西山地，全不会有黄河洪水泛滥发生，所以大禹不会在绍兴、寿春等地所谓的涂山、会稽山会诸侯的。

2、《史记·封禅书》云：“......黄帝封泰山，禅亭亭。颛顼封泰山，禅云云。帝喾封泰山，禅云云。尧封泰山，禅云云。舜封泰山，禅云云。禹封泰山，禅会稽。汤封泰山，禅云云。”[[12]]亭亭山、云云山皆在泰山附近。禹前后所有的帝王封泰山，皆禅云云或禅亭亭，唯禹禅会稽，这就从客观上锁定了不论云云、亭亭、会稽，都应在泰山文化圈的海岱地域内，杨向奎在其《夏民族起于东方考》一文中说：“以其他十一家封与禅地望推之，会稽山在山东，无疑也！”所以禹会诸侯之会稽山不会在长江以南的浙江绍兴、江南寿春的。

3、《国语·鲁语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杀戮之”。《史记·夏本纪》云：“禹举益，任之政。十年，帝东巡守至于会稽而崩”。[[13]]《墨子·节葬下》云：“禹东教乎九夷，道死葬会稽之山”。[[14]]古籍所载，“帝东巡守”、“禹东教乎九夷”，道出了禹会诸侯之会稽山的方位于泰山文化圈即海岱地区的东方。而日照的会稽山正是在泰山文化圈海岱地区的东方。

如果不排除在海岱地区的东方是否还有第二个会稽山存在的话，比如在日照之西的临沂地区亦属东方，还有第二个会稽山存在的可能，那么，《淮南子·氾论训》云：“秦之时高为台榭，大为苑囿，......丁壮丈夫西至临洮、狄道，东至会稽、浮石，......。”大秦帝国的疆域，“东至会稽、浮石”一句，则彻底排除了在日照之西的临沂地区有第二个会稽山的可能，准确地将会稽山钉在了大秦帝国东部疆域山东的今日照的版图上。且笔者认为“浮石”即日照市古今闻名的“砥柱石”，由会稽与浮石的并联关系，更证实了会稽山在今日照的事实。

4、[清]文渊阁四库全书《山东通志》的《沂州府图》，在日照东北处标有会稽山古地名。2002年《山东省地图册》和2009年《山东省地图册》在日照与五莲县交界处标有会稽山，说明日照会稽山非现代人伪造，而是历代王朝都有的。

5、《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云：“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15]]《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云：“少康恐禹祭之绝祀，乃封其庶子无余于越，号曰无余。”这就说明越之会稽山非大禹治水时代的会稽山，而是大禹的后代南迁后“名随族迁”重新命名的会稽山。

6、[清]光绪十二年《日照县志》载：“又南，双峰矗立，曰会稽山，相传越王勾践自会稽山徙琅琊，登此，命名为小会稽”。[[16]]我们认为这个传说的历史价值是：日照的会稽山不是现代人伪造的，至少，在春秋时期以前就叫会稽山。但相传是越王勾践命名的，是经不住以上证据1、2、3、4、5诸多古籍证据链检验的。大禹治水之会稽山早在大禹时代就已存在，不需要禹的后裔勾践春秋时期再去封会稽山。当不同版本的古史记载出现矛盾时，一般的处理方法是历史价值低的服从历史价值高的文献，显然，日照县志记载的勾践命名的小会稽山这个传说，就应该修正为越王勾践登此会稽山祭先祖大禹较为妥当。

7、曾发现会稽山有龙山文化遗物。会稽山之东15公里处有两城镇遗址，是海岱地区最大的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是龙山文化时期的最领先的遗物（后详），文物支持是过得硬的。综上所述，禹会诸侯之会稽山在今日照市，无论从古文献记载，还是地下考古，都满足考古研究的二重证据法。

二、关于禹都阳城的地望。

（一）关于古史禹都阳城的说法。

1、河南登封王城岗禹都阳城说。

（1）现在我们先将河南“禹都阳城”的来历，及国内权威专家戳穿这个“禹都阳城”的简况介绍一下，大约在汉代以前，河南并没有“禹都阳城”之说，到了三国时期有个叫韦昭的人，针对《国语·周语上》：“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中的“崇”作了个错误的注解：“崇，高山也，夏居阳城，崇高所近。”[[17]]《太平御览》卷三十九，“崇山”条又引韦昭错注云：“崇、嵩字古通用，夏都阳城，嵩山在焉。”以嵩山以南有阳城，断定河南嵩山是鲧、禹的故地崇山。就是韦昭的这个错注，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误导了太多不懂历史研究的人，相信它就是真的“禹都阳城”了。但韦昭的这个注却受到历代史学家，特别是近代史学家王国维、顾颉刚、杨向奎、王玉哲、沈长云、景以恩等的坚决反对，现摘录沈长云《夏后氏居于河济之间考》文章的一段话：“其实，韦昭将《国语》崇山当作嵩高山是错误的，嵩高山即今河南嵩山，它的古名叫太室山、外方山，在先秦时代，尚未有人将太室或外方称作嵩高山的，更不用说称作崇山了。后来，汉武帝礼登太室山，易名太室为崇高中岳，于是，河南才开始有了嵩高山的山名，后来又简称为嵩山。这件史实，早已由顾颉刚、王玉哲诸先生揭发出来，不知我们的论者，为何仍然坚持将嵩山认作先秦时的崇山。”[[18]]韦昭作注说：“夏居阳城，崇高所近”，这样崇山、阳城这两个与夏有关的地名似乎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了。韦昭此注被诸权威专家揭露后，禹都阳城河南说在史学研究中实质上已宣告破产。但作为河南当地为开发旅游资源，仍打“禹都阳城”的旗号，招揽游客，图个热闹，则另是一回事了。

（2）、1957年发现河南登封县告城镇遗址有东西两城，东城毁于洪水，西城不足1万平米，且与“二里头”夏晚期城址在主要文物如蛋壳陶高柄杯，刻有饕餮纹的铜牌饰，常见的觚、爵、鸡彝、瓦足器皿上没有关联性。若说它就是“禹都阳城”从考古学上也是讲不通的。

（3）、河南王城岗位居豫西山地。大禹治水的重点地域是古兖州一带，这已经是全国专家包括中原说学者的共识，中原说的代表人徐旭生在其《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文中说：“洪水发生及大禹所施工的地域，主要的是兖州，豫州的东部和徐州的一部分可能有些小施工。”既然如此，大禹为什么要从古兖州一带跑到豫西建阳都呢？这在情理上也讲不通。

既然韦昭对《国语·周语》：“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之“崇山”注释是错误的，那么真正的“崇”，在哪里呢？”鲧称“崇伯”见《国语·周语下》云：“其在有虞，有崇伯鮌播其淫心，遂称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19]]《孟子》云：“于崇吾得见王”，[[20]]孟子是战国时期人，时鲁国已灭亡，居邹县、曲阜之地，见的王是齐国的齐宣山，崇距邹县、曲阜不会太远，崇地方向应在邹县、曲阜的东方。杨向奎在《夏民族起于东方考》一文中云：“顾观光之《七国地理考》谓崇在今山东南部地（族居日本，手边无原书，仅大意如此）[[21]]王献唐在其《炎黄氏族文化考》中引王子襄《泗志钩沉》云：“《太平寰宇记》：坨城，古崇国，在泗上，今治东北四十里有崇邑，西有城子顶，即坨城古址。”又云：“有崇伯之国。白马之子（笔者注：白马是鲧的图腾，“之子”两字应去掉）鲧，唐尧封为崇伯，兼有少典、姑幕、沮吾之地”。[[22]]《泗水县地名志》古国条载：“崇国为古代方国......崇邑”即今大黄沟乡大崇义村，坨城即今城子顶村。”[[23]]这是古史关于鲧居崇国确切地方的唯一记载，且与《孟子》崇地、顾观光《七国地理考》崇地的位置恰好相合。

2、禹都阳城东方说

国学大师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一文中云：“自上古以来，帝王之都都皆在东方。”“故自五帝以来，政治文物所出，之都邑，皆在东方。”“禹时都邑虽无可考，然夏自太康以后以迄后桀，其都邑及他地名，见于经典者，率在东土，[[24]]”这是一个很有远见的观点，但由于受当时古史研究和考古发观的限制，所以，没有解决禹都阳城的具体位置在东方何地的问题。

3、禹都阳城山东说

景以恩、卞玉山在其《禹会诸侯之涂山与会稽山在今临沂、日照考》中认为：王国维“自上古以来，帝王之都皆在东方”，杨向奎考证大禹时代的涂山、会稽山在山东临沂一带，为研究禹都阳城在鲁东指明了正确方向，舜殛鲧于临沂南的羽山后，夏势力东移临沂、日照一带扩展生存空间。经考证，禹都阳城有西东两个”，一个是临沂市北沂南县以南的砖埠乡，《史记·夏本纪》云：“禹辞避舜之子商均于阳城。”沂南县春秋时称“阳”，汉代称“阳都”，其东有“诸葛亮故居纪念馆”，史称诸葛亮为“阳都人也”。可称其为西阳都，此地南距临沂约40公里。另一个是临沂东日照市的两城镇遗址，就是禹东阳都了。

（二）禹都阳城在今日照考

1、禹接舜位，成为海岱方国联盟的帝王，其建都方案当然要从整个海岱方国联盟范围内优选。从自然地理条件讲，当时，泰沂山西北河济地带，洪水虽经治理，“降丘宅土”，但仍存在黄河洪水泛滥的威胁，不是建都首选，而泰沂山以东的沂沭河流域，既有灌溉之利，却无黄河洪水泛滥之害，更有海洋渔业资源，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从政治条件讲，随着殛鲧后夏势力的东移，临沂、日照地区已成为经济政治中心，夏族在此地建都也是必然的选择。

2、从考古学时间上讲，两城镇古国就是禹都阳城，证据甚多。两城镇遗址100万平米，为海岱地区规模最大的龙山文化遗址；两城镇遗址考古时间跨度大，从龙山文化早期到晚期，满足禹建都时间要求；两城镇作为早期夏都与河南二里头晚期夏都在文物关系上密切。据考古学家的观点，二里头文化的主体和主要特征，不是当地的河南龙山文化，而是从东方传过去的。李学勤在其“论二里头文化的饕餮纹铜饰”一文说“1981出土的一件，在已知这种铜饰中是唯一较早的例子。它的形制与1984年那件一致，不同的是饕餮纹的结构......。这些特点类同于1963年山东日照两城镇所得玉锛（圭？）上的纹饰。[[25]]”“李学勤说的二里头文化的饕餮纹铜饰来源于山东日照两城镇龙山文化的突破性的结论，更座实了两城镇古国就是早期夏都，二里头遗址就是晚期夏都的历史。说两城镇是源，二里头是流，是有充分证据的。

3、从最近发现的日照会稽山与两城镇相邻位置的关系，更证实了两城镇古国就是“禹都阳城”。当我们在两城镇遗址附近没发现会稽山之前，我们视两城镇古国为孤立研究体，但自我们在两城镇遗址之西15公里处发现会稽山古地名后，我们即把会稽山与两城镇古国的研究紧密联系在了一起，眼前豁然一亮，这不印证了《国语·鲁语下》禹在两城镇之西郊区的会稽山召开会议，“昔禹会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的事件吗？使我们更坚信两城镇就是禹都阳城了。

4、中国称“阳”的地方甚多，“阳”意为太阳升起在东方的地方，而夏朝时的阳城，只能在海岱方国联盟的东方去寻找，日照两城镇最符合称“阳”之都。

5、两城镇西南37公里处有尧王城遗址，面积超过50万平米，说明尧王与禹王一脉相承的历史联系。

6、两城镇禹都阳城与夏启建都夏邑及夏朝早期太康失国、少康复国的事件有着紧密的地理衔接关系。《竹書纪年》云：“帝启即位于夏邑”。[[26]]据多方考证：夏邑在今临沂市北五里的“古城村”。此地符合《水经注》开阳县的地理特征，夏后启亦叫夏后开“开阳”即“启阳”，启之都也。临沂城为“夏邑”，周围还有许多夏迹作证，如临沭县有“夏郊羽山”，距临沂仅50公里，《左传·昭公七年》云：“昔尧殛鲧于羽山......实为夏郊，三代祀之。”[[27]]莒县有伯益让禹之子启而避之箕山，距临沂100公里，《史记·夏本纪》云：“伯益让禹之子启，而避之于箕山之阳。[[28]]还有禹之裔孙的康王城，康王池，康王射箭台，据《沂州府志·兰山县》载“康王城在县东五十里，有沙埠，谓康王射箭台，下有康王池。”日照市两城镇距临沂夏邑仅110公里。

据《左传》襄公四年和哀公元年的记载：启之后曾发生了太康失国、后羿代夏、寒浞篡政、少康复国、西迁于原的事件，针对此历史事件，李学勤在《夏商周与山东》一文中说：“以上夏代早期的历史故事，曾有人表示过怀疑，现在看来是不必要的，我们认为这段故事有它的真实性，这从其中夏王的名号——太康、仲康、少康可以得到证明。”又说“夏朝的统治在相当程度上是建立在对夷人统治基础上的,鲁西至潍坊一带是夏朝的重要地区”。[[29]]综上所述，我们的结论是，作为华夏族的首领大禹建早期的夏都于两城镇，不论从历史资料研究，还是地下文物考证上，都是符合二重证据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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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尚良：《山东省地图册》，济南，中国地图出版社，2002年第86页

[[2]]尚良：《山东省地图册》，济南，山东地图出版社，2009年第86页

[[3]] [清]岳濬监修，杜诏等编纂：文渊阁四库全书《山东通志》第539-25页

[[4]]《国语·鲁语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213页。

[[5]]杨向奎：《夏民族起于东方考》，《禹贡》七卷六、七合刊，1937年。

[[6]]《淮南子·氾论篇》，见二十二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266页

[[7]]《淮南子·氾论篇》，见二十二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266页

[[8]]李楚生：[左传]译注，第1315页

[[9]]杨向奎：《夏民族起于东方考》

[[10]]景以恩、卞玉山：《禹会诸侯之涂山与会稽山在今临沂、日照考》，、见《莒文化论文集》，待刊。

[[11]]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39页

[[12]]司马迁：《史记·封禅书》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115页

[[13]]司马迁：《史记·夏本纪》，第55页

[[14]]《墨子·节葬下》，见二十二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42页

[[15]]司马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第1376页

[[16]]《日照县志》，齐鲁书社，1994年第，第69页

[[17]]《国语·周语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30-31页

[[18]]沈长云：《上古史探研》，《夏后氏居于河济之间考》，中华书局出版社、2002年，第23~24页。

[[19]]《国语·周语下》第103页

[[20]]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公孙丑下》第250页

[[21]]杨向奎：《夏民族起源于东方考》

[[22]]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青岛出版社，2006年版第327页。

[[23]]《泗水县·地名志》，兖州，兖州市印刷厂，1998年，第415页。

[[24]]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8页。

[[25]]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52页，

[[26]]王国维：《古本竹业纪年辑校今本辑竹书纪年疏证》，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49页

[[27]]李梦生：《左传》译注，第989页

[[28]]司马迁：《史记·夏本纪》，第55页

[[29]]李学勤：《夏商周与山东》见《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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