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西C村的社会变迁 | 记录故乡（17）
皖西C村的社会变迁
C村位于皖西地区，C村并非行政村，而只是一个自然村落。C村不大，共有户籍人口140人，家庭类型以主干家庭为主，以家庭住房为单位计算有农户21户。村庄总体呈梯形布局，地势略有起伏，东高西低，村庄东部主要为旱地，西部主要为水田。村庄前拥有两口池塘，为村民的主要生活用水来源。而出入村庄的主路石子路穿过松树林，延伸至村庄的中心。C村距离所属集镇5千米，有水泥路相通，距离市区约40公里。
通向C村的石子路
C村处于我国南北分界线秦岭-黄河线的南部，长江的北部，属南北过渡地区。地貌以低岗丘陵为主，同时也是东部江淮平原向西部大别山山脉的过渡地区。C村的土地既有水田也有旱地，其中水田共计约270亩，仅种植水稻粮食作物，旱地约140亩，种植的农作物主要有小麦、油菜籽、玉米、大豆、大麻、棉花、红薯等，另有山林约90亩（松树林），人均土地面积约3.5亩。
C村语言为江淮官话，全村人口均为汉族，村庄姓氏单一，全村均为蔡姓，源自同一个宗族。根据村庄人口的姓名辈分推算，蔡氏迁入此地应该始于清末时期，仅有百年的历史。
和全国的多数乡村一样，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之下，C村的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尤其是随着80、90后一代村民的成长，传统的乡村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都发生了较大的变迁。乡村，日益成为久居城市的村民仅在节假日才会到访的游憩点。
消失的“双抢”，远去的传统农业生产
“双抢”意为抢收庄稼、抢种庄稼。C村与多数的南方地区一样，水稻种植为三熟制双季稻，即早稻、中稻、晚稻。但受限于气候等原因，在夏季早稻收割之后，需要立即将晚稻的秧苗插下，而这样的黄金时间仅有约20余天，即村民俗称的“双抢”时期。如果晚稻的种植错过了这一时间段，收成将会大减。“双抢”的完成情况基本决定了一年的农业收成。因此，这是一年之中最为忙碌的时期，全家老小齐上阵，如果农活忙不过来，还会喊来亲戚帮忙。
双抢时期，村民们凌晨三四点即起床，生火做饭，并趁着朦胧的月光，或犁田，或将昨日收割的水稻从稻田挑回自家的晒谷场。白天，在接近40℃的高温下在水田中挥舞着镰刀，收割他们一年的希望。一直到晚上八九点，仍然拉起电线，在满是蚊虫与飞蛾包围的灯光下将水稻进行脱粒打谷。村民夜间还需要查看灌溉的水渠是否被他人堵塞或改道。那时村与村之间、村内村民之间由于灌溉水源问题而时常发生口角纠纷甚至肢体冲突，因为灌溉水源直接关系到一家人的生计。因过度劳累或在高温酷暑之下进行农业作业而热死的事例也时有发生。“双抢”形成了我对于农村生活最为深刻的记忆。
2000年左右，村里初中毕业仅十五六岁的青少年开始去江浙务工。因为未成年，多数是以学徒的身份做帮工，工资较低。早些年，外出务工的年轻劳动力在 “双抢”时期，仍然会请假回乡做农活，弥补农忙时期的劳动力不足问题。但逐渐的，随着务工收入的提高，来回交通成本的增加，以及农业收入的停滞不前，在经过一番精心计算之后，回乡帮忙做农活的村民越来越少。而在丧失了年轻力壮的劳动力后，三熟制的双季稻也就变成了现在的一熟制单季稻，这样村民就摆脱了“双抢”时的辛苦与劳碌。虽然水稻的产量大幅下降，但这却是与数量不足且体力日渐衰退的乡村劳动力相适应的一种理性种植选择。与此相应的，还有水稻种植方式的改变。
冬日里C村的水田
在劳动力不足的情形下，抛秧替代了原先水稻种植的插秧，机械化犁田替代了耕牛犁田，收割机也替代了镰刀。农民在核算农业成本时，除了要扣除种子、化肥、农药等之外，还需要支付农业机械的人工费与租赁费。虽然农业生产不再如以前一样辛苦，但农业种植的成本却相应增加。水田在脱离传统的精耕细作之后，只有通过种植规模的扩大，以规模效益获取盈利。因此，缺乏劳动力的农户通常将自家承包的水田让于他人耕种。水田虽然在形式上仍然为每家每户所承包，但实际上正在向农业种植大户集中。而旱地更是早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土地流转。
劳动力的流失使得旱地一度出现撂荒的现象。这使得C村里的多数旱地于2013年以330元每亩的价格流转给附近乡村的桃树种植大户。仅在两年时间内，便形成了跨越多个行政村，沿着乡村水泥路两侧绵延十多公里的千亩桃林景观。
旱地流转使农民的农活减少约三分之一，而双季稻变为单季稻，使得农活中最为辛苦的“双抢”成为了历史。如今，村庄里进行农业生产的主要集中于七八户农家，实际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仅有约15人，且年龄基本在55-75岁之间。而C村的耕牛也从最多时期的6头减少到现在的2头。
C村的农业变迁基本沿袭了：年轻劳动力的外出→农业劳动力不足→农业生产方式的演变→土地的有序集中→加剧劳动力的外出这一因果关系链。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几年，随着年迈村民劳动能力的丧失，土地的集中程度将进一步提高，而年轻劳动力的外出至少在短期内也呈现出不可逆的态势。
进城入镇，村民变“市民”
C村人口外出务工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并于2000年后成为普遍现象。家中凡是初中毕业或尚未毕业已经辍学的孩子，都被带到江浙地区务工，尤其是乡镇企业遍布的苏南。而务工的方向主要为房屋装修、衣服加工制作、建筑工地以及工厂车间等。如今，在外务工10余年后，多数或已成为所在单位的班组长，或利用原始积累经营自己的生意，在城市中谋得一席之地。而在城市中立足最为重要的问题就是住房。
C村的住房先后经历了土坯房、砖房、楼房的变迁。
C村保存历史最久的土坯房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村庄的住房均为土坯房。时至今日，村庄内仍残留有几栋土坯房，其中保存时间最为长久的已有约70年的历史，且仍在使用。土坯房的格局基本上为四合院的形式，前侧为厅屋，有两至三个房间，后有三间房屋，两侧多为围墙所围合，中间形成庭院。上世纪80年代末期，村庄内出现了第一栋红砖建设的住房，但很快，砖房即被楼房所替代，现有的21户人家中仅有5户是砖房。
C村最早的红砖房
1992年至2002年，是村庄内楼房建设的黄金10年。村庄内的土坯房与砖房在短短的10年时间内，即被楼房所替代。那时时兴“三带两”的楼房格局，即一层为三间房屋，中间为堂屋，两侧为卧室；二层为两间房屋，一个露天平台，楼房前空旷的平地为各家的晒谷场。
楼房的建设基本形成了今日的乡村住房格局。2002年至今的十余年时间中，C村里不再有楼房的建设。而楼房旁曾经的晒谷场也已被各类花卉苗木所覆盖。村民仿照城市居民的生活，在自家庭院或空地上栽种起桂花、栀子花、紫薇、铁树等景观苗木。在摆脱了繁重的农业生产作业后，村民更愿意花费时间提高自身的生活情趣，美化居住环境。
与十多年不变的住房格局对应的是进城购房热潮的兴起。根据对C村1980-1992年出生的15个男性村民（不含因升学户口外迁的非农业户籍人口5人）的调查统计来看，在这15个新生代的村民中，在城市购房的有9人，占据了60%，且住房主要在本地城市六安（其中有1人为全款购房），仅有2人在省会合肥有购房（其中有1人在合肥购房两套），没有在省外城市购房。
在城镇购房的9人中，在所在购房城市工作生活的仅有5人。即虽然村民在城镇购买商品房，但约一半的村民仍然在江浙地区务工，只有在春节时期才会回到自己的购房。这就形成了当前农村中特有的现象：户口与孩子仍然在农村，工作生活地点却在江浙沿海城镇，而住房却又在家乡的城镇。
在城市购房安家已成为新生代农民的住房首选。与C村相邻的G村，则是全村均在城镇购房，而在S镇L村，同样是全村的年轻人都在镇上或市区购房。对于在外务工十余年的农民工而言，他们的工资收入早已经超越了两三千每月的水平。具有多年工龄的熟练农民工在江浙地区的务工年收入基本维持在5-15万之间。而在镇上购买120平米的住房约20万元一套，在本地市区购买80平米的住房约40万元一套。发达地区的务工收入，相对于落后的乡镇及本地市区，仍然显示出较强的购买能力。
而购房地点选择在本地城市，很少选择其所务工的外地，一方面出于文化与生活习惯上的考虑，另一方面则是经济上的理性选择。这些长年在外务工的农民工，融入不进所在江浙城市，也回不去最初的乡村，其最终回归的只有“故乡”，只是并非生他养他的农村，而是所在的城市。
记得年前，有媒体报道，中央决策者将楼市消费的眼光投向广大的农民工群体，希望他们能够进城购房消化库存。当时看到新闻时还嗤之以鼻，但从皖西地区的C村及周边乡镇村庄来看，让农民工进城购房或许并非天方夜谭。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刺激农民消费，化解现代工业的产能过剩并非没有先例。2008年，在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为面对家电产品出口疲软、国内城镇家电消费市场日趋饱和而造成的家电市场产能过剩问题，中央便出台了“家电下乡”政策，并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成效。而在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村消费主力的情形下，地产下乡，农民进城，也并非只是简单的一厢情愿。至少以皖西地区C村而言，无需引导，新生代农民工已经主动的承接城市住宅消费的接力棒。
交通现代化，私家车成为农村的新兴消费对象
C村交通先后经历了自行车、摩托车、电动车、小轿车的变迁。在村村通水泥路建成通车之后，电动车进入了千家万户。但近年来，私家车逐渐成为农村的新的消费对象。
遇到红白喜事时，C村私家出扎堆
在C村15个新生代村民中拥有私家车的有6人，十万以下价格低廉的国产轿车是他们的购车首选，一如前些年的国产山寨手机一般。而腊月期间的小镇，平日空旷的道路更是被满是苏E、苏B、皖A牌照的小轿车堵得水泄不通。在距离小镇几百米远时，路边就已经停满了私家车。小镇道路设施建设滞后，停车空间缺乏，使得堵车不仅仅是在大城市才会有的问题，春节期间的农村小乡镇同样车如马龙。相应的，考取驾照也成为当前年轻人工作之外的重要事务，对他们而言，不一定要有初中毕业证书，但驾驶执照却必不可少.
结语
谈到三农问题，多数的文章字里行间无不充满了萧条、悲观、败坏、末日的字眼与情感，然而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乡土中国转变为城镇中国是必然趋势。在这一转型过程中，部分乡村的衰败、凋敝不可避免。自人类社会以来，社会变迁就从未停止过，所不同的只是存在变迁速度的快与慢。而在当下，部分乡村的荒芜与空心化，是社会转型过程的必然现象，我们既不必讶异，更无须惊慌失措。我们不能简单的以静态的眼光，将今日之乡村与20年前进行比较，我们更需要站在历史的长河中，重新审视中国农村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在农民工大举进城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还有众多的城市白领、大学生怀揣着梦想与乡愁回到乡村。
让原先的8亿农民继续留守在乡村，已经不可能。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年轻一代的农民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在人口外迁之后，乡村土地流转随即而来。农耕技术的推广与新型机械的使用，使得乡村只需要很少的农民即可满足农业生产。现代农业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少，与城镇建设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使得人口城镇化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正如贺雪峰所言“正是中国农村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稳定器和蓄水池，正是‘乡土中国’为‘市场中国’提供了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而在当前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宏观背景下，也只有将农村作为深化改革的突破口，重视挖掘广大农民的潜在发展需求，有序引导农村人口的城镇化，才能推动中国经济的新一轮增长。
新一届中央政府提出要发展新型城镇化，乡村要“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让乡村记得住乡愁，并非要将原有的乡村原封不动的进行保存，而是要有选择的保护部分乡村资源，在市场经济需求的主导之下，因地制宜的调整农村生产结构，通过规模化农业生产、订单农业、休闲农业、社区支持农业等多种模式探索，让乡村产业的发展充分融入城镇经济系统中。只有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才能改变二元城乡结构，实现社会层面的城乡一体。而记得住乡愁的乡村也是需要以农业产业的发展为物质基础。
返乡有感
当城市办公室中无数的白领阶层为房子与车子努力打拼时，为月光的工资而无限惆怅时，率先跳入务工大潮的农民已经在自己的乡镇、县城安家落户。十余年的汗水积累换来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城市生活。虽然他们在城市中尚未完全站稳脚跟，但这些离开学校即在城市中谋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土地对他们从未构成束缚，只有城市才是他们的心之所向。农村已经成为他们不堪回首也不愿回去的故乡，仅有年迈的父母和留守在农村的孩子勉强维系着他们与家乡之间的联系。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已经深入嵌入到现代化的城市经济体系中。除了户口簿上所著的农业户口外，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他们都与城市居民并无二致。也只有融入市场经济体系中，搭上城市经济发展的快车，农业的发展，农村的未来才能看到希望的曙光。
中国国情之复杂，乡村发展差异之巨大在世界上都是少见的。因此，任何一个乡村，甚至一个地区的乡村都无法代表全国的整体面貌，其揭露的也只是中国农村真实状况的冰山一角。就某一地区的农村调查，而妄断中国农村问题，无异于盲人摸象，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笔者由于工作与学习的需要，也曾走访过江苏、浙江、福建、湖南、安徽、四川、陕西等地区的农村，深知东、中、西部地区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呈现出的梯度差异。
虽然本文主要以C村为记录对象，但是所记录内容是这一地区共有的现象。此文仅限于记录皖西C村的社会变迁，尚难达到“为中国乡村寻找出路”的使命。从功用的角度而言，或许这篇文章的建设性是极其有限的，但是我相信用文字记录下这些默默无闻的乡村变迁仍然是有意义的，也是必要的。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旅游学院
责任编辑：陈素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