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厕所里的小广告有什么学问？

“世路如斯不慎独终成恨事，涉身须戒一失足须坠深渊。”

几年前，我写过一篇《公共厕所里的中国及其问题——对“不能声张”的信息进行考察》发表在《萃英评论》（兰州大学），当时经过一些新媒体转发以后，有那么一点社会影响，之所以受到读者们的“重视”，主要是公共厕所里的确有这些“被遮蔽的社会事实”，却没有得到足够的警惕和治理，或者说我们社会运行（郑杭生）背后的这些“信息”代表着另外一种社会形态，它不可声张，处于黑暗，而影响社会。它同时也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缩影，“枪支弹药”、“白粉”、“GAY”、“找小姐”、“四六级包过”、“收驾照分”等，这些怎么就不是一个社会的“另外一种需要呢”。问题是，它们是失范和越轨的东西。它们也是社会事实，因此我们需要去反思它。

本次再考察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进行，一个是为什么这样的广告“屡禁不止”？二个是人性中为何有这样的需要？其实，归根到底，还是有“需要”在先，所以才有这样的“市场”。

第一，为什么“小广告”屡禁不止？我们不能否定的是，这些广告一直存在，且“有规律”可寻，比如，被铲除以后或者用与厕所门一样颜色的漆掩盖之后（为了美观），过几天又死灰复燃，为何如此？这就好比地面上的小广告，什么白富美求精子、什么美丽漂亮丰满的美少女求包养等，他们怎么都“删不去”。

《北京晚报》（2017年6月28日）的一篇文章《怎样对付屡禁不止的小广告？ 这招清管结合的“微治理”好使》有谈到：“‘如果小广告内容涉及黄赌毒、私刻公章、伪造票证、非法行医等违法信息时，公安部门可以出手打击。如果只是疏通下水马桶、空调移机这类经营行为时，因为不违法，警察也无权处置。’一位基层民警说，有时居民虽然抓住了贴广告的人，出警民警也只能以批评教育为主，无法进一步处罚。”

这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无法可依”，而是不好治理。试想，如果在街道、电线杆上的小广告比较显眼，比较容易察觉，那么公共厕所呢？何况，它自身也有两个因素在“阻碍”治理。第一，万一在“治理”的时候，厕所里面有人上厕所怎么办？或者不是那么好意思去打搅人家上厕所。第二，本身就是公共的。反之，自己家的厕所何以有小广告？并且，之所以植入广告，本身就因为公共性，它有人流量。总而言之，屡禁不止，其实和很多外部环境的因素有关系。也正如一个被访问的人回答的那样，有三个因素是衍生它们存在的理由：“封闭的环境、来往不息的人群、解决如厕问题的场所”。所以，要想治理就需要抓住这三点来进行，但很难——我们不可能不让人家上厕所，不可能开放式的建厕所或如建“透明式的监狱”，且不可能控制人流量。

第二，为什么人性有这些需要？我们在之前的那篇文章当中谈到了“需求”的问题。又通过既有文献和资料，我们发现，不同地点的不同需要，例如：“医院附近：挂号、发票、器G、租房等；学校附近：代考、考试答案、招聘、性交易等；车站附近：黄牛、发票、枪Z、性交易等；货运场附近：运输、劳工、发票、汽油等。”（2016年1月7日），这些问题我们在前面一篇文章中也谈到，因为人群的内在需要不同，所以广告的性质和标语的内容也不同。在此不多做论述。我们希望，与前一段的考虑一样，我们放在更宏大的视野去考察，我们认为是“人性的问题”。比如说，大学厕所里的广告，大学生本身也是荷尔蒙分泌比较多的一个年龄群体，他们需要解决生理需求，所以“性交易”就此存在，而且“同志”也存在其中。第一，解决性需要，不能总是“打手枪”，所以需要的是“肉体的欢愉”，临时性的一种肉体上的“触碰”与“释放”，这就决定了他们会花费几百元钱去“冒险”，而这种风险与收益的具体内容就是，满足了自己的性压抑的释放，也带来了艾滋病等传播。最近有一则报告非常显眼：“北京大学生艾滋病毒感染者达722例，男生占98.48%”。（“本市高校学生（18-22岁）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病人情况具体为：总数722例，分布在本市59所高校（2017年新增50例，分布在49所高校）；男生占98.48%；传播途径以男男同性传播为主，比例为86.70%。”）第二，大学生最需要的是希望顺利毕业，获得一些证书，当自己的能力不够或者太懒惰，希望用钱去解决问题的时候，他们就会选择“代考”、“四六级包过”、“办证”、“考试答案”等，这些深藏在厕所里的小广告被一些人看到以后就会“跃跃欲试”，“得来全不费工夫”。靠走捷径的方式来获取“收获”，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某些生意人正是尝到了甜头，所以才一次次的去“复制”、“张贴”小广告。他们彼此都在冒风险。

其实，说到最深处，其实就是“人性”的问题。如果我们分析了人性，我们就可以完全理解这些行为。虽然《孟子·告子上》曾谈到：“人性之无分於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於东西也。”但我们认为，“独处”中的人性却不是这般。在心理学的意义上，“人性体现为为生存发展而对外界环境进行的探究反射，这是与外界进行信息交换的过程”，所以，当自我有一定需要，又因为自身生理和发展需要，所以选择与外部世界进行“交换”，二者都处于风险世界里而一方选择出钱，一方选择违法违规。它们的这种“交易”是一种共谋关系。

再由“人性的弱性”来看，“西方某些基督教派认为人自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有罪，这种罪是无法消除的，而且是一代传给一代，永无停止，这就是‘原罪’。因原罪，而产生了贪婪，嫉妒，傲慢，仇恨等罪性（例如：七罪宗）。再因为罪性，而产生了，杀盗假见证等，各种罪行。（例如：十条诫命）。”所以，这才是这些广告能长期存在的原理之一。如果没有这种与生俱来的“原罪”，则即便有这样的市场供给，也没有人性对其进行需求，其会不生自灭。反而，根据经济学的原理，正是因为有这样的“需要”在先，所以才有冒着风险去进行收益的“供给”所在。可惜的是，我们无法对那些在公共厕所里张贴小广告的人进行访谈，否则我们可以获得更多关于“人性的思考”以及“小广告”背后的秘密。这需要下一步的研究或更多人关注予以“揭开谜底”。

总而言之，正如杨雄所说：“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这也就是说，还是要看个人的“修为”。而对于人性最大的制衡，从社会学的角度说，即为制度。因为，人的行为，毕竟也是制度的产物。同时，对这种“投机取巧”的心理和文化因素，也不能漠视。为此，才能让公共厕所变得“不那么热闹”，此乃另一种“厕所革命”。

作者系桂林理工大学教师，澳门大学社会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