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英国人更擅长讲儿童故事？
英国历史深受虚构的神话故事和传说影响，美国的故事则倾向于强调道德现实主义。
如果说《哈利波特》与《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分别代表英国儿童文学和美国儿童文学，那么将会出现一种奇怪的动态：在这场为了俘获孩子心智的文学决斗中，一方代表的是苏格兰高地的一所寄宿学校的巫师训练，另一方是漂流在密西西比河上的赤脚男孩，深受骗子、推奴和小偷的困扰。一方用法杖战胜了邪恶势力，另一方用木筏革除了社会弊端。两个孤儿各自占据着儿童英语文学世界的半壁江山，但他俩的故事却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呈现。
毫无疑问，大不列颠的这座小岛是儿童畅销书的重要基地：《柳林风声》《爱丽丝梦游仙境》《小熊维尼》《彼得·潘》《霍比特人》《飞天巨桃历险记》《哈利波特》和《纳尼亚传奇：狮子、女巫和魔衣柜》都证明了这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都是奇幻小说。美国也在儿童经典作品领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相比之下，有关魔法方面的作品要比英国少得多。
像《大森林里的小木屋》《野性的呼唤》《夏洛特的网》《 鹿苑长春》《小妇人》，以及《汤姆·索亚历险记》等故事之所以广为人知，是因为它们真实地描绘了正在扩张的边疆地区的城镇和农场上人们的日常生活。如果说英国的孩子们都是聚在闪着火光的壁炉前聆听关于魔剑和会说话的熊的故事，那么美国的孩子们就是坐在妈妈的腿上倾听带有强烈道德思想的故事，故事中描述的世界往往生活艰难，注重服从，重视基督教道德。每种风格都各有其优点，但是毫无疑问，英国方式创造出来的故事类型迎合了孩子们最大限度的想象力。
这一切都要追溯到各自国家独特的文化传承。哈佛大学儿童文学和民俗学的教授玛丽亚·塔塔尔说，就英国而言，他们一直被异教的民间传说影响着。毕竟，英国的起源故事跟一个被巫师教导的年轻国王有关。从巫师梅林到麦克白，这些传说一直都被视为历史。塔塔尔说：“英国人还在探寻这些奇幻世界的时候，美国人却始终将他们的土地视为某种可以开采的东西，从而显得他们更加务实。”时至今日，美国人所具有的新教徒职业道德观，还能从《波丽安娜》或《小火车头做到了》这样的故事中看出来。
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儿童文学的名誉教授杰里·格里斯沃尔德说，美国人也会写奇幻小说，但跟英国人写的内容全然不同。他指出《绿野仙踪》中，桃乐茜揭露了伟大而法力无边的奥兹巫师的真面目——一个江湖骗子，并说到，“美国故事都源于现实；就连奇幻小说也来自现实。”
美国奇幻小说还在其他方面与英国不同：通常故事在结尾处给人以道德启示——例如，在苏斯博士的滑稽著作中，霍顿意外地以大象的口吻说：“生命就是生命，和个头没有关系”和“我，所说即为所想，所想即为所说。我们大象绝对忠诚。”甚至在《戴帽子的猫》中，孩子必须要赶在妈妈回家之前让一片混乱的房间恢复如初。《绿野仙踪》中，桃乐茜在经历了绚丽多彩的探险之后终于意识到：“还是自己的家最好。”还有《野兽家园》中的马克斯冷静下来乘船回家之后，他那发作起来如“野兽喧闹”般的脾气也消失了。
乡村景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四周散落着坍塌城堡和舒适农场的英国古老乡村，更有助于创作童话故事。如塔塔尔所说，英国人越来越能领悟他们田园景色的魅力：“试想一下，毕翠克丝·波特和小兔子在矮树篱里说话，或者A·A·米尔恩笔下的《小熊维尼》在百亩森林中漫步。”这么说是有原因的，在J.K.罗琳所著的《哈利波特》一书中，霍格沃茨魔法学校就是以苏格兰高地上阴森恐怖的荒地为背景。刘易斯·卡罗尔利用牛津大学中古老的石墙花园、寂静的河流和隐秘的走廊给《爱丽丝梦游仙境》这部异想天开的作品注入了新的活力。
相比之下，美国奇幻小说中的壮丽风景则少了些安逸，少了些人文气息，也少了些灵异元素。书中角色们所居住的雄伟的紫色山岳、肥沃的平原明显都是真实存在的：想想《布莱迪大峡谷》中的驴子，《给小鸭子们让路》中禁止车辆通行的波士顿警察，还有《又丑又高的莎拉》中在邮购的新娘莎拉，她给中西部农场里孤独的孩子们带来了关爱。这些书中没有巨龙，没有魔杖，也没有《魔法保姆》中的神奇雨伞。
与之前不同的是，在美国这个新大陆上，人们在讲故事的时候普遍倾向于用文字和歌曲来歌颂普通人的传奇事迹。
文学教授梅格·贝特曼于苏格兰高地的斯凯岛接受采访时告诉我：英国的异教信仰和形成他们礼拜仪式的故事从未真正消失过。英国，尤其是苏格兰的异教，在基督教的扩张中存活的时间比欧洲其他地方都要长得多。尽管一神论迅速地横扫了整个欧洲大陆上的自然宗教，它在侵入大不列颠时却无比的艰难，贝特曼说道。
他开设的所有课程都使用盖尔语授课。古罗马人为抵御北方“野蛮人”部落的侵袭，建造了哈德良长城。异教信仰也因此长期存在于被隔绝在城墙之外的苏格兰；而其信仰又是从宗教与民族风俗的杂烩中应运而生的，这些风俗源自皮克特人、凯尔特人、罗马人、盎格鲁-撒克逊人和维京人对苏格兰接连不断地入侵。
即使是到了19世纪，甚至20世纪，仍旧有许多人相信，在魔杖挥舞间他们就能被带到平行的世界。而会变形术的人总是出没于宣称自己祖先是海豹和熊的大家族的城堡中。“盖尔文化教导我们不用害怕黑暗面。”贝特曼说：“死亡并不意味着上天堂或者下地狱，而是我们的灵魂被释放出来游走在活人看不到的荫蔽处，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在地球上的生活。” 我们可以联想到《哈利波特》《纳尼亚传奇》《黑暗崛起》《彼得·潘》和《黄金罗盘》——这些故事都以平行的世界为特色。
而这些信仰则是清教徒坚决抵制的，他们逃离了大不列颠及其宗教迫害，奔向新大陆的岩石海岸。来自哈佛大学的塔塔尔表示，美国缺少土生土长的民间传说，这种情况十分特殊。虽然非洲黑奴把自己的民间故事带给了南方种植园，美洲印第安人也有悠久的神话传统，但现今，这些丰富的故事少有流传，只剩一些短篇的印第安故事集及被贬低的本国故事《雷默斯叔叔》《汤姆叔叔的小屋》和《哈里贝利·费恩历险记》中的黑奴吉米。
与之前不同的是，在美国这个新大陆上，人们在讲故事的时候普遍倾向于用文字和歌曲来歌颂普通人的传奇事迹：丹尼尔·布恩、大卫·克洛科特、野姑娘杰恩，甚至是伊利运河边一头名叫萨尔的骡子。
书中除了有伐木和采矿营地的吹牛比赛外，还有更夸张的描述——甚至荒诞不羁的故事——《保罗·班扬》中的伐木巨人，《佩克斯·比尔》中能驾驭龙卷风的牛仔，还有《约翰·亨利》中使用钢铁机器的硬汉，他生为奴隶，死时手握铁锤。所有这些角色都体现了美国的承诺，即人们可以靠自己的能力名扬四海。
英国的孩子们可以读到这样一个故事：年轻的亚瑟王拔出石中剑，揭示了皇室命运。但是对于美国人来说，他们移民到美洲就是为了摆脱故事中不平等的天赋神权，所以他们对挑战贵族特权的故事更感兴趣，格里斯沃尔德说道。他以马克吐温的作品《王子与贫儿》为例，这本书揭示了两个地位不同的男孩之间身份可以互换——“在这里我们质疑贵族的权威”。
在苏格兰，贝特曼依次说明了英美两国的不同之处可能在于：美国人缺乏“质疑现实可靠性的那种讽刺性幽默”，这与英国人常用的反语和自嘲式幽默迥异。这就意味着美国的故事在英国人听来有点“说教”的意思。备受赞誉的插画家莫里斯·桑达克所作的关于礼仪的插画集《你觉得呢？亲爱的》映入我的脑海。贝特曼甚至认为《小妇人》中都包含了“在艰苦的环境中尽自己所能”的清教寓言。
也许在书中，一个不专注于救赎和道德律令的世界会更能推动激动人心故事情节的发展。
爱丁堡和罗马一样是一个建于七座山丘之上古城，城中黝黑的小巷扎根于石砌建筑底部，从鹅卵石街道延伸出来，曲折向下的台阶将游人引向大海。居住在爱丁堡的八岁的迦勒·桑塞姆也持有相同的观点，他和他的妈妈一起在市中心图书馆的书架上寻找书籍，他说他喜欢的故事里有“顽皮的动物，做着人类才能做的事情。”就像《柳林风声》中的癞蛤蟆先生，“他开得飞快，出了意外，唱着歌，进了监狱。”而美国书籍，比如《大森林里的小木屋》，他说:“里面有太多的规则。‘做这个，不能做那个。’很无聊。”
异教的民间故事少有关于道德观的，而更多的侧重于人物，比如描写通过智慧和能力而取得胜利的机灵鬼：比尔博·巴金斯用猜谜游戏战胜了咕噜；《咕噜牛》中的小老鼠借“狐假虎威”的办法吓跑饥肠辘辘的猫头鹰和狐狸，从而躲过了被吃掉的命运。格里斯沃尔德把这些机灵鬼称为“暴政之王”，他们这些人迎合了孩子喜欢推翻权威、以淘气为豪的天性：“与成年人相比，孩子们信奉的逻辑更加偏于异教。并且贝特曼觉得，在异教神话中，只有年轻人才拥有对抗邪恶的品质。
另外，异教和基督教对孩子以及他们的顽皮有着截然不同的意见：异教徒认为孩子生而无罪；而基督教认为孩子生而有罪，需要改正。比如说：《鹿苑长春》里被迫杀死小鹿的裘弟，他只有了解生活的艰难选择，才能原谅他的母亲，并肩负起男人的责任。
事实证明，在英国儿童文学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奇幻作品对儿童的发展至关重要。
布鲁诺·贝特尔海姆的《魔法的用途》主要讲述童话故事的心理学意义，自该书问世以来，儿童心理学家就将讲故事看作是儿童用来缓解他们对成人世界焦虑的重要工具。现在童话型奇幻作品几乎被认为是童年对遗弃、软弱和死亡产生恐惧的真实写照。
格里斯沃尔德说，大多数成功的儿童书籍通过一次次重温同样的情感主题来解决这些普遍存在的恐惧。在他的著作《感觉像孩子一样：儿童和儿童文学》中，他确定了五种令孩子们魂牵梦萦的基本故事机制——舒适的空间、小世界、可怕的恶棍、轻盈或飞翔的感觉、还有有生命的玩具和会说话的动物，这些都是虚幻作品的一部分。
“孩子们认为，他们能够以成人不会采用的方式来创造奇幻的世界，从而解决他们的问题”格里斯沃尔德说，“在这些平行世界中，事情都能被解决、改变和理解。”就像孩子们通过实践活动学得很好一样，他们往往通过隐喻性的重现来处理自己的情绪。格里斯沃尔德指出：“故事要达到超越欢愉的目的，该目的通过类比显现出来。故事脉络就像梦一样，拥有近似生物学的功能。”
事实证明，在英国儿童文学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奇幻作品对儿童的发展至关重要。奇幻作品将仙灵视为来自地球的声音，超越人类历史，以不同的视角来看待生命的意义和理解死亡的方式，贝特曼认为，把自然看作是更大的生命力量是明智的。“异教中的民间传说通过提醒我们是地球上的过客来让我们保持谦卑——这是我们时代真正的格言。”
如今，我们也许比以往更有理由从奇幻作品中寻找慰藉。格里斯沃尔德说，随着对9.11恐怖主义的恐惧和对全球变暖的担忧，美国作家们越来越多地将笔锋转向了描写社会较黑暗一面的奇幻作品，即反乌托邦的《饥饿游戏》、《赐予者》、《分歧者》和《移动迷宫》。就像双子塔倒塌一样，这些都是令人悲伤和不安的故事，讲述了关于世界末日社会分崩离析，或是人类大脑被植入了电脑芯片等危机，反映了在社交媒体辅助下消费社会的入侵给人们带来的焦虑。
这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未来，其荒芜的世界是萧条而贫瘠的。但故事这样写也许是有其目的的。如果孩子们用童话故事来减轻他们的恐惧，那么这种反乌托邦式的奇幻作品（连同故事中的男女主人公一起）可能会展现出当今孩子们解决未来的问题所需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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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Why the British Tell Better Children’s Stories
原文链接：https://www.theatlantic.com/entertainment/archive/2016/01/why-the-british-tell-better-childrens-stories/422859/
原文作者：Colleen Gillard